阿尔贝·加缪，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缪，一个浪漫传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讲述盛名之后的加缪：一位出身卑微却浑身洋溢着地中海式激情的法国后裔、一位情圣“唐璜”、一位终生寻找更真实表达声音的作家。作者伊丽莎白·豪斯早年对加缪一往情深，该书以自身经历的真实记录展开了她对加缪私生活的探索之旅。

　　“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他的内心尚存有诸多的疑惑，他的作品尚处于准备阶段，他习惯生活在工作的孤独中，或者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的一个人，当得知他将突然、而且是独自一人被推到明亮的聚光灯下时，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

　　在我录制的一集电视专题片中，有一个加缪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片段。镜头中的他温文尔雅，魅力四射，更为重要的是，有20或30秒的时间，他恍然变成了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人。那是几个简短的镜头，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走近颁奖台，低下头，与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握手，然后接过一枚巨大的奖章然而，当我注视着他走过大厅地面，步子轻盈，身子微微前倾，低垂着双眼，害羞地微笑着，既谦逊又骄傲的样子，我激动得心潮澎湃，眼睛开始湿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只是因为见到现实生活中的加缪才让我如此强烈地受到感动那份魅力，那份孩子气，举止中透出的那份庄严当然，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我对加缪太多的了解和过于倾心的同情也是我见到他时激动得难以自持的原因之一。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仅是他的读者、学生和传记作者，几乎更像他的妻子或姐妹，看护着他，为他的健康和思想担忧。看着这段节目剪辑，我禁不住去想他曾经到过哪里和他正要去哪里的问题，思考着他作为作家的创作枯竭期、他对于公众声誉的嫌恶、他的不道德感和他对未来的恐惧。那是一段可怕的时期：到了43岁的年纪，因新书的出版陷入了困境，领取了一个许多人看来“授给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的奖项他的批评家们在他得奖之后随即这样叫嚣着。那也是一段艰辛和痛苦的时期：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第一位享有如此殊荣的北非作家。我想，这就是我在加缪脸上读出来的一切，是令我感动的一切。同时，我能够看出他是心满意足的、是开心快乐的伽利玛家的一个人说，他看上去像一个小学生，不确定自己是否对这样一项优越奖当之无愧，但还是因此满心欢喜。那种淘气的表情真令我心醉，因为它是那样稚气和与众不同。

　　加缪曾考虑拒绝接受那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只寄一份演讲词而不出席颁奖典礼。他认为马尔罗才是当之无愧的得奖者，这次得奖无论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弗兰纳在《纽约客》的专栏中说，加缪对马尔罗应得这份奖项的声明又一次证明了他“坚持不懈的正直”。）获悉得奖消息时，加缪正在巴黎与帕特丽夏·布莱克共进午餐，帕特丽夏说，当时他好像有点“呼吸困难”。他没有因此产生任何自豪感，相反，他的防御心理被调动了起来。几天后，他警觉地对让·格勒尼埃评论说，他将比以往有更多的敌人。他还对其他人说，他感觉极度羞愧，就像被阉割了一般，并且充满恐惧。尽管如此，加缪还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地出席了1957年12月正式颁奖仪式开始前一周里安排得满满的招待会、午宴、晚宴、新闻发布会以及职业摄影师的拍照会。加缪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年轻获奖者，在斯德哥尔摩尽情展现了他的风采，他美丽的妻子也出席了典礼加缪邀请弗朗辛与他随行，因为正像他所说，弗朗辛曾忍受了他的作品所带来的痛苦，理所应当在获奖时出现。加缪的获奖演说像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的早期得主罗杰·马丁·杜·加尔所建议的那样，严肃，恳切，充满个人情感，浅显易懂，而且异乎寻常地谦逊，令瑞典国王十分满意。

　　那次获奖演说不仅有谦逊做掩护，而且由他本人直接做了非常坦率的表达，加缪承认了自己的困境，甚至使用了“惊惶失措”这个词。他说，每个人，尤其是每个艺术家，都希望为大家所承认。然而，假如不同他实际的表现所引起的反响加以比较，他就不可能知道这一决定的意义。

　　“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他的内心尚存有诸多的疑惑，他的作品尚处于准备阶段，他习惯生活在工作的孤独中，或者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的一个人，当得知他将突然，而且是独自一人被推到明亮的聚光灯下时，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明确表达了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惶惑后他这样问道。接着他说，在逆境当中，唯一让他平静的思想支柱，是他自己的信念，即一个艺术家不能与世隔绝，他必须强迫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一个作家的职责是“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加缪说，就他本人而言，假如没有自己的艺术工作，他便无法生存下去，但艺术不是一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东西。

　　加缪为自己找到了接受这一奖项的正当理由：它是对阿尔及利亚文学的认可，并因此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首先将荣誉授予了他的祖国，然后才是作为一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的他本人。获奖之后，他最先想到的是他的创作之源：他童年时期的导师路易·热尔曼这次演讲以《在瑞典的演讲》为题发表时，加缪将它题献给了热尔曼；他的母亲加缪立即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过你”；他忠诚的老朋友们。但不可回避的是，瑞典学院选择加缪作为授奖对象时，同时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加缪作为一个自由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正在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的文学奖明确表示要奖给“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同样不可回避的是，这次颁奖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可能已经潜入到斯德哥尔摩的上空。

　　加缪是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享受过片刻的陶醉或稍纵即逝的自豪感，除了几条简短的记录和模糊的暗示，几乎无迹可查。他受到大家广泛和真诚的盛宴款待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他有许多朋友深厚而忠诚的友情。福克纳的来信尤其令他开心，还有西班牙共和党发来的一封致贺信和第二年春天他重返阿尔及尔时受到的热情接待。不过鼓励的话语有时对加缪的囹圄感和绝望帮助甚微，恶劣的情绪一直蔓延在获奖后的前几个月：

　　“10月19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令我惧怕，那不是我希望发生的事。令事情更糟的是，攻击如此粗俗，我伤心不已……再一次渴望离开这个国家。但前往何处？”

　　12月末返回巴黎后，他记录下自己身心的不安状态，详细得令人吃惊：

　　“下午3点。又一次幽闭症袭来。恰恰就在四年前的这一天，X （弗朗辛）开始出现精神错乱……有几分钟的时间，彻底疯狂的感觉。然后是筋疲力尽和战栗发抖。镇静药。一小时之后，我写下了这些。”

　　3个月后，他的心情顺畅了许多；巨大的危机已然过去。“现在只剩下隐约而持久的焦虑。”

　　1957年到1958年冬天，加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消沉，几乎丧失了防御能力。这种状态是对那个被认为充满成就和荣誉时期的令人悲哀的讽刺，而它一直延续到1959年夏末，直到他的新小说终于开始有了雏形。加缪的不满情绪表现为黯淡的忧郁、突发的暴躁和偶尔流露出的一丝自怜自艾或者怨恨，这在他身上极为少见。据加缪的好友说，在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他同时与幽闭恐惧症、窒息感和自杀的念头苦苦斗争。他的医生十分担心他日益衰竭的肺功能，所以禁止他乘飞机出行。（加缪与弗朗辛和一个庞大的团体亚尼娜和米歇尔·伽利玛夫妇，他的编辑克劳德·伽利玛及其妻子西蒙，以及阿尔弗雷德和布兰奇·诺普夫夫妇集体乘火车前往斯德哥尔摩。）罗布莱斯记得，一天下午，加缪不得不匆匆赶往医生那里去吸氧。加缪尽可能地将一切留给自己，留给他亲密的朋友，留给剧院。在剧院里，他才不会感到被孤立或被神圣化。相反，他总是充满创作热情。（据报道，他在一天之内创作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改编剧本的上半场。）

　　从瑞典回来之后，尚未觉察关于母亲和正义的声明所造成的强烈影响的加缪，同样没有预料到新一轮的论战和嘲笑正等待着他。他立即给《世界报》写了一封长长的说明信，但这份说明使事情变得更糟。仅仅几个月前，加缪还宣称自己已经有了“免疫力”，不再受当代知识界辱骂的影响，而这个声明恰好成为他的批评家们手中的把柄。他在第一轮批判攻击中坚持了下来，那些评判几乎与他获奖的消息接踵而来对最终评选结果的蔑视、对他作品的贬低，其中一些批判恶毒至极，足可以被视为一种警告。一个著名的批评家暗示说，瑞典文学院不是在授予一个年轻作家以荣誉，而是“使一个早熟的硬化症病人神圣化”。他从前工作过的《战斗报》，瞄准了他的致命弱点写道，像瑞典这样的小国家总会赞美那些“油头粉面的完美小思想家”。新一轮的攻击与以往不同，更直接的谩骂和指桑骂槐兼而有之，因为攻击的内容不仅涉及个人还涉及政治。加缪的批评家们在他于斯德哥尔摩的言辞中发现了一个攻击他全部缺点的最好借口，对他的沉默和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谓的“虚伪”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让·赛纳克的文章是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之一。

　　随着加缪在巴黎知识界的声誉陡然下降他们乐此不疲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将他奉为“经典”作家，那意味着“守旧”他的书却畅销起来。新的国外出版物和专刊开始出现，他的读者人数不断扩大，加缪“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世界各地。加缪获奖之后，诺普夫出版了《西西弗神话》和他的第一部戏剧集，以及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在瑞典的演讲》。加缪这次演讲的英文译本于1958年由贾斯丁·欧博文翻译出版，定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其他的国家除了出版一些较为浅显易懂的小说外，还冒险发表了加缪的其他作品。加缪在印度、德国、南美部分国家、日本、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同时也在苏联秘密流行开来。在美国，好莱坞也骤然兴起了“加缪热”，人们议论着要将《卡利古拉》和《鼠疫》制作成电影，还有在百老汇上演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卡利古拉》的计划。明星的工作是十分耗时的，尽管它十分多彩。这时，在玛利亚的介绍下，加缪认识了一位戏剧经纪人米舍利娜·罗赞，她不仅接管了加缪本人的许多戏剧制作计划，还承担起为改编权、版权和巡回演出而进行的各项谈判，并帮助他实现组建剧院的理想。（1959年末，布鲁克主动提出请加缪在他的电影《琴声如诉》中担任角色；加缪去世后，由让保罗·贝尔蒙多接替他出演了这个角色。“一张超凡脱俗的面孔和意想不到的个性，”与加缪见面后，布鲁克这样回忆他。）

　　加缪的崇拜者像他的敌对者一样，构成了他的故事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证明了他的成功，也证明了他超乎寻常的独特魅力。苏珊·桑塔格将加缪的魅力归因于他的“道德美”，那正是诺贝尔奖所表彰的，也正是他的巴黎批评家们（那时他已称呼他们为“敌人”）所厌烦和迅速予以贬低的。加缪的道德标准，以及他坚守道德标准的愿望他“追求高尚行为的高尚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在美国。在那里，他或多或少地逃离了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而且，美国知识界的政治斗争也不像法国那样激烈。加缪去世之后不久，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法国作家描述他在那里感受到的非同寻常的悲哀和强烈的感情时说：“与其说加缪是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作家，这并非自相矛盾，因为是公众造就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