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33封平信究竟在哪里？希望主管部门调查清楚，而不是让其沉入社会和记忆的黑洞里

前段时间读到有关中国邮政的一则报道：央视记者从北京往各城市投递出100封平信，结果遗失33封。中国邮政对此事的回应是“仅为个案”。巧的是，在我客居中国的日子里，类似个案也有幸遭遇，列举如下：

个案一：我有一位德国好友安妮，每逢圣诞我们都会互寄点心和笔记本，这一习惯已保持了多年。我在台北、东京、马尼拉、巴黎的时候，都能收到她的包裹。2011年9月，安妮照例寄出，现在北京已是初夏，礼物还是没有寄达。我和安妮都因“历史”的隔断而伤心不已。个案二：2012年年初，父母从日本老家寄出的贺年卡，至今也没有收到。我只好在电话里安慰老人家，说再等等就会到。个案三：2011年夏天我从台北旅游回来后，台湾朋友把照片刻录在光盘里，和书信一起寄来北京。9个月过去了，好心的她说可以补寄一回，被我苦心劝退了。个案四：2011年公公去贵阳疗养，丈夫从上海寄出的好几封家书全部失踪，真有“烽火连三月”之感。赶紧请教贵阳当地的亲友，才知丢信乃家常便饭，平信能寄到才是新闻。经过这些个案启蒙后，我和先生再也不敢寄平信。现在要么挂号，要么快递，但总觉得这钱花得有些冤枉。

也就是那33封平信，让我想起中国影片《那山、那人、那狗》。故事说来简单，父亲做了二十多年的山区邮递员，在退休前的一天，陪接班的儿子走邮路。透过浓浓的父子情，我们更能看出邮递员在社会里的重要价值。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后反响一般，几年后反而在日本广受欢迎。日本观众陶醉在邻国纯美的自然风光里，也为中国人的朴实敬业而感动不已。

或许没有中国山区那样艰苦，但在现代化的日本大都市，送信也毫不轻松。我的大学同学就在新年期间做过邮件分类派发的临时工。据她回忆，因为不停地分拣信件和贺卡，最后手脚都会累麻痹。遇到下雨天，邮递员分外辛苦，感觉真是《诗经》里所说的“道阻且长”。其实，在日本也出现过邮递员怕苦而丢弃信件的“个案”。2012年1月初，在爱知县一所邮局打工的21岁年轻人，从所负责的邮件里窃取了20万日元，还把203张贺卡丢进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垃圾桶里。事发后，此人被日本警方拘捕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处理既是对社会民众的交待，也给多数辛勤劳动的邮递员们还了一个清白。

社会的基石，是邮递这样的基本服务；邮政的基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我很感谢中国多数邮政人员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但最后还是想知道，那33封平信，外加德国安妮、台湾朋友、日本父母寄出的包裹和贺年卡，现在究竟在哪里？仓库角落、垃圾桶，还是某位仁兄家的壁橱？希望主管部门能调查个水落石出，而不是让其沉入社会和记忆的黑洞里。

（作者为驻华日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