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程序实际上是将某种行为简洁化、符号化，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传达一种较为固定的信号，使人们在理解文化的内涵时有所遵循，有所依赖和有所借鉴。由于程序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独特的倾向，因此，其同时负有另一种使命--引导趋势，防止“太过与不及”。也就是说，程序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有一定约束力的框架，以此抑制但不是取消人们的文化行为。从方法论包含的范围看，具有程序倾向的行为在古代社会大约有三大类：一类是表现在抽象艺术上，一类是表现在综合领域里，一类是表现在分析领域里。

      中国传统以社会为主要认识对象，文化程序适用于前两类，西方传统以自然为主要认识对象，程序化倾向于分析领域，同时，分析领域里的程序也渗入到抽象艺术里。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普遍存在着整体综合性思维方式，程序成为从具体的现象中抽象出来而后固定化，用以简驭繁的方法平衡整体内行为的规范。这时候，程序化是“和文化”的一种外部形式，但也是对整体内“变”的因素的一种抑制。传统的阴阳五行结构是具有直觉领悟精神的古代中国人创造的整体化程序，其应用范围很广。在社会领域里，五行结构包含了君→民的等级关系，通过相生相胜的法则，将人的政治关系纳入控制系统里。有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提及西方文化属社会控制方法上的压抑优势（repression-dominated）型。而中国文化属抑制优势（suppression-dominated）型。由压抑产生的控制，其行动规则主要是在个人的内心之中，通常存在于潜意识之中；而由抑制产生的控制，其行动规则较强烈地依赖于外部情况。我们理解，这里所说的外部情况，既有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也有群体的共识。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既来自社会整体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一方（国家、家族的统治者），也有来自对主导因素起反作用的一方（被统治阶级）；群体的共识则来自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意识，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由于“和”文化将个体相对化，人们接受程序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归属抑制优势型的原因之一。在综合型自然科学领域里，阴阳、五行程序提供了一个宏观、整体的指导。如中医将人体程序化为阴阳、五行：人体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每一内脏又分阴阳，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等；将人体器官、六淫邪气侵入人体的宿源等以五行比类，如风淫伤脾（风属木，脾属土，木克土），暑淫伤肺（暑属火，肺属金，火克金），湿淫伤肾（湿属土，肾属水，土克水）等等。当人体内部阴阳、五行相对平衡时，人体就健康，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生病，如“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治病的过程，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根据阴阳的偏盛偏衰，给予调整，使其恢复相对平衡。因此，简单地说，程序提供了一种参照系，辩证施治就是将超过某种标准的因素平抑下去，将达不到标准的因素补扶起来，如对“阴虚（不足）阳亢（太过）”的病因，多采“滋阴潜阳”的方法。中国传统艺术的程序化是由抽象到具体。如戏曲的角色（生、末、净、旦、丑等）、台步、声腔、场面、曲牌，乃至过场、走边、切末、科介等等，都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相对固定的程序。程序化将艺术形式抽象化，使其可在三五步之间表现雄兵百万。对于掌握了程序符号的人来说，抽象艺术可将人们从“无”之境引入“有”之境，从抽象导向具体。如五代南唐画家董源画山石，先摹仿自然，创造“披麻皴”技法，当该技法日益成熟，也就日益“简”而“不似”，一旦固定为程序之后，这种皴法便不再是以摹仿为目的，而是一种“意”的表现了。程序是为了引导人们理解艺术中内蕴的“意”，同时也是对“意”的一种约束，在中国传统中称为“程序写意”。书法有“狂狷”之道，“狂”是极尽表现，是放旷，是写意之尤；“狷”是约束，是入律，是“有所不为”，程序写意就是使艺术“左驰右骛而不离绳矩之内”，“纵心而不逾规矩，妄行而蹈乎大方”。“犹纵凤鸢者翔戾于空，随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欲忽若神，而器不离身”。“写意”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似”的一面，而程序又将“不似”平抑在“似”之内，使“不似”保持在一定的度之中。这与西方艺术将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要么绝对“似”（真），使主体的“意”无从寄托，要么极度的“不似”，使主体无从认识，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和”文化是“圆”，那么程序化便是“方”。“圆”是求其变化，“方”是求其稳定。程序化是中国文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不能不注意到，人如果成为程序化的奴隶，不再另辟蹊径而一昧“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则程序反而会成为限制人类认识的羁绊。中国古代文化系统内部以“变”为其生命，整个系统却甚少突变而以稳定的渐变为主，这与用于人类社会的程序同时也用于所有自然科学范畴有关。表面看无往而不胜，实则是程序定势化和思维方式窄化，这不利于古代文化系统与近代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