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总能找到一些涉及求新、变更、改革的话题。《水浒传》里的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站在农民起义的角度看，这样的“改革”无异于倒退；《西游记》的主体部分，是通过引进西天的“先进文化”以改造东土民心，这似乎属于文化改革的范畴。只有《红楼梦》里探春的举措更接近今天的改革，当然这并非小说问世距今天更近的缘故。

　　应当说，探春的改革（卷五十六“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一节），是很不彻底、很不系统、很不深入的。这次改革只限于大观园的细枝末节，至于荣府的管理体制、宗族关系、典章制度等涉及全局层面的东西，是一概不能动、也不敢动的。所谓“兴利除弊”云云，“兴”的只是“小利”，除的也只是“小弊”。当然，任何有利于发展与进步的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

　　任何改革，要想得到人们的支持，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体现物质利益原则。人们只有从改革中真切地得到实惠和利益，才会增强生产过程的责任感，才会提高生产成果的关切度。探春改革的拥护者，都是贾府的佣工或下人，贾府的主子们对这场改革是如何评价的呢？贾宝玉对林黛玉提及探春时说：“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她干了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卷六十二）这说明，探春的改革，在贾府主子之间，并非没有分歧。贾宝玉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与林黛玉这个旁观者，在看法上就明显不同。

　　探春的改革，所涉及的只是大观园的“边角余料”，诸如小姐的头油脂粉，少爷的月银零用，大观园的花木竹树、笤帚簸箕、禽鸟兔鹿等等，至于上马大观园这样的形象工程、铺排元妃省亲这样的烧钱游戏，张罗秦可卿这样的豪华葬礼，是不可能列入改革范畴的。

　　探春敢作敢为、勤勉干练、公正无私，被人称为“玫瑰花”的三姑娘，是个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女性。在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中，这个庶出的姑娘，较之其他主子，对贾府的命运有着更多的忧虑与清醒。针对抄检大观园的“扫黄”运动，她痛心地指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卷七十四）基于深刻的忧患意识，才有坚定的改革自觉。这个“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姑娘（卷五），为了挽救贾府日渐没落的命运，即使在临时代理、机会有限、缺少授权的情况下，仍然有条不紊地实施了她的改革计划，她通过开源、节流、除弊等措施，不仅每年可为荣国府创造四百两银子的效益，而且激发了人们致力于大观园管理、建设的积极性。

　　当然，探春的改革不过是对荣国府的修罅补漏而已。正因如此，她的改革已被其命运所注定。在她因父母之命、远嫁海疆之后（卷一百），大观园的改革立马停摆了。已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遭到废止，大观园的陈腐制度全面复辟，“园中出息一概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得荣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园的没有了想头，个个要离此处，……以致崇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栖。”（卷一百零二）由此可见，旧体制的顽固惰性与强大惯性，单靠探春小姐的个人努力，“积重”是肯定“难返”的。作为贾府土崩瓦解的目击者，仅剩的清客相公程日兴看得很明白：“我在这里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哪一个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够一年了。……那一座大的园子，人家是不敢买的，这里头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的。……这都是家人的弊。”（卷一百十四）

　　探春的改革及其结局是耐人深思的。她通过一项十分有限又十分有效的改革，试图挽救贾府的颓势，然而，这种在“螺蛳壳中做道场”的改革，旧的体制可能容忍，但却不会深化。这一改革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改革本身的匹马单枪、孤军深入。这样的改革，只要探春主政，人在政举，人在改革在；一旦探春远嫁，必然人去政息，人去改革消。由此可见，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得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