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学问长

与传统权力观相比,福柯权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在传统权力思想家看到权力的否定性的地方,他看到了肯定性。换句话说,传统权力思想家只看到权力的消极的一面,而福柯则看到了权力的积极的一面。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

在传统权力观看来,权力总是与限制、禁止、镇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永远是“否定性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权力分析中,权力干脆被归结为“禁止”。福柯则提醒人们,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权力实际上“是某种更要复杂得多的东西”。因为不是所有的权力操作都只具有限制。阻止、禁止的效果的,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力的效果不是“否定性的”。相反,权力是生产性的,它具有创造性。福柯的原话是：“我们必须一举取消那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效应的说法:什么它‘排斥’,它‘抑制’,它‘审查’,它‘把事情抽象化’,它‘掩饰’,它‘隐瞒’,如此等等。实际上,权力是能创造的,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客体的众多领域和真理的无数仪式。个人以及个人就此可能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创造。”

权力的这种生产性和创造性,最集中地体现在现代形式的监狱中,它是1830年以来在J.边沁的“圆形监狱”(1787)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作为一个机构,它的使命决不仅仅限于起到剥夺自由的组织作用,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对个人进行改造”为目标。因此,可以说,监狱相当于纪律社会的初级形式,这和马克思所说商品起着资产阶级社会初级形式的作用颇为相似。监狱同时也就是兵营、学校、工厂和医院。它压制那些不符合社会需要的特性,而塑造合乎理想的特性。它的产品就是“按照工业社会的一般规范机械加工”而成的许多个人。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纪律机构,它监测观察个人的每一方面,从身体外貌到道德信仰,从工作习惯到日常行为。对所有这些表现不仅要控制和调节,而且要从头到尾进行“改造”,直到无一不符合“法定标准”为止。这种“监狱制度”到1840年已经获得充分的发展,它以极其集中的方式包含了所有那些实施规范和纪律的机制,后者与此同时都已根深蒂固地和“纪律社会”联系在一起。

社会的这一形态通过不断地展开和扩大,而终于自行消失于社会之中;从“监狱制度”扩展到福柯所称的“监狱群岛海”或“巨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这种“圆形监狱图式”,以众多的支点——孤儿院、为“不走正路的姑娘们”设立的收容所、艺徒学校以及诸如慈善团体、旨在增进道德的社团、工人们的社区和公寓这些相应的组织——作为媒介,遍布于整个社会,把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覆盖在一张巨大的“监狱网”之下,而这一监狱网的首要功能就是实现“规范化”。纪律的作用原来只限于排斥、补过、禁闭或者撤出,现在则已从社会的边缘移动到它的生命中枢来发挥重大作用了。它已经在生产领域,在传递知识和技术的机构以及军事和行政机关中扎下了根。由于它以上述方式使其作用普及,尤其是由于它具有了科学的形式,社会于是容许它那发挥抑制作用的一面有所退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纪律与惩罚》这本书的原理,那就是:监狱大门不妨敞开,因为社会本身已经成为一所大监狱。这意味着权力操作、权力机制和权力网络也有肯定性的效果。像权力受体获得新的技巧,接受新的信仰或投身到知识的增长中,都是权力生产性的表现。按照福柯的看法,权力对知识和真理的生产,是权力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又一体现。

福柯宣称:“真理始终就是权力。”“真理”被福柯理解为“一个生产、规范、分布、循环和操作命题的有秩序的程序系统”。真理总是与权力系统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权力系统“生产和支撑了它”。这里,福柯只谈到权力对真理、知识的生产性,而没谈真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其实,二者部分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这便涉及到福柯权力观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曾将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著名命题上。培根这里所用的“力量”一词的英文原文是power。毫无疑问,权力本身具有“力量”的内涵,将power汉译作“力量”,便是看到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与培根这一命题的原意也是合辙的。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培根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深恶痛绝,认为这种由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就像修道院中的修女,徒有子宫,却不能生育:只会搬弄是非,不会获得真理以补生产。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东西,是能够帮助人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的东西。“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只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按照培根的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地位如何决定于人的知讽,人如果没有知识就会受制于自然,如果人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知识,那么人就能支配和统治自然。因此,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热情地讴歌知识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的威力是无可比拟的。常人所赞叹的帝王的威力与知识的力量相比也黯然失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王凯撒可谓帝王中的翘楚,权势熏天。但他们的威力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只能施于他们的帝国疆域之内,他们死后威力也就消失了。唯有知识的威力是无限的,它既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难看出,培根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知识就是力量的,而福柯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讲知识就是权力的。福柯这样讲并非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的,它反映了人类思想认识上的一次转折,反映了人的认识的一次深化。简单地说,人类利用知识的力量,拚命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在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战争的灾难和精神文明的沦丧。要检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有必要对迄今为止一切被认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进行拷问,这自然也包括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知识本身进行拷问。这就解释了福柯为什么下大力气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尽管福柯以不做任何价值判断自诩,但他的心目中实在是怀抱有终极关切的。

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表明:1)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2)科学话语完全是通过排斥和命令(即通过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一条线)来建构自身的。这意味着科学知识的确立,是建立在对所谓非科学的知识的排斥之上的。被排斥的知识作为“被征服的知识”,作为历史内容,永远被尘封和埋葬了。精神病患者的知识、疯人的知识以及病人的知识就属于被排斥的知识;3)知识的生产和证明,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科学知识通常总是从这个团体传播到社会中去的。科学生活方式的引进和坚持,依赖于有权力的人和组织的支持。4)科学决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权力的卷入;5)科学是由非科学规定的,而非科学的兴趣是权力利益;6)社会权力造就了我们的知识型。

福柯这里不仅一方面谈到了权力对科学和知识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暗含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样一层意思。这样,福柯便将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复杂化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去分析在欧洲,科学是如何像权力那样建立起来的。仅仅把科学说成是人们可以用来证明某些命题是错误的,并指出某些谬误和戳穿某些神话的各种程序的总和,这是不够的。科学也行使着某些权力,它是一种强迫你决定某些事情的权力,不过它也可能像江湖骗子那样欺骗了你而失去信誉”。一向被认为是圣洁的知识,原来却也深深浸透着权力,拥有了知识便拥有了权力,科学产生了许多我们所服从的“真理”,在福柯看来,“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因此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同样,科学团体和知识界也绝非世外净土,它同我们的尘世一样充满着权力之争,自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绝非天使和圣人,他们也是权力场上人。福柯的原话是:“哲学家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了表明他们的身份,都试图在知识和行使权力之间划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界线。使我吃惊的是,所有人文科学知识的发展都不可能绝对地与行使权力分开。当然,你总是可以找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但一般地说,社会可以成为科学观察的对象,而人的行为从某个时候起,成了有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和权力的结构有联系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对象——社会、人等等——并把它当做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因此,人文科学的产生,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在福柯看来,不仅人文科学是与权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为了说明权力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福柯曾举了一件轶事作为旁证:“一个研究路易十四时代档案的专家,在翻阅17世纪外交通信的时候,发现很多不断重复的有关旅行家所见所闻的叙述,这些叙述谈到各种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奇异的植物、怪兽等等,其实却是以密码形式出现的报告。它们叙述的实际上是所游历的国家的军事情况、经济资源、市场、财富和可能的外交关系。所以很多人心仪的18世纪的自然主义者和地理学家的天真动人的叙述,实际上是非同寻常的精确报告,其密码到了今天才得以破译。”

这意味着这些旅行家和地理学家都是情报收集者,是直接为政治、经济服务的。

可见,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视知识与权力为一个共生体。一方面,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另一方面,知识也作用于权力,它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散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一句话,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权力。这也就规定了知识分子任务的改变。

传统上,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的良心而存在的,其任务是揭示真理,向人们说出真理。但在1968年的“5月风暴”中,知识分子却发现群众不再需要从他那里获取知识了:他们很懂什么是真理,也能够自己表达自己,不需要他人代言。但是存在一种阻碍、禁止和削弱这种话语和知识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不仅存在于显而易见的审查权中,而且深深地无声无息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网络中。知识分子本身便是这个权力机制的代理人——他们对“意识”及其话语负有责任的观念构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再是为了表述受抑制的集体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争“之前和之外”,而是参加斗争去反对那种把他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领域中变成其有用之物和工具的种种权力形式”。不再是去“唤醒”群众的意识,而是要揭露和彻底摧毁最难发现和最为阴险的权力。假如在幼儿园里听到儿童的抗议声,假如人们注意到他们的问题,那就足以摧毁整个教育体制。依照德利兹的说法,福柯所告诉人们的一个基本道德是:代别人说话是失礼的行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自我拷问、自我解剖方面,福柯是深得卢梭遗风的。所不同的是,前者解剖的是个体,后者解剖的是群体。“他忠告知识分子们放弃万能的预言腔调。他力劝知识分子们丢弃他们能预见未来的自负,还要丢弃他们自我宣布的立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