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26岁写出的东西，而我在将近26岁时才培养出一些读它的能力，且一读一学期，实在是有些惭愧。能把手稿读一学期，是因为夏之放老师为我们专业的六个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手稿解读课。夏老师很会讲课，而课讲得差不多时，他就给我们散发香烟，我们也就进入到烟雾缭绕的讨论之中。这种画面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虽然还在讨论，但烟雾缭绕的讨论早已成为违规之举。手稿能够在我的思想结构中扎下根来，与那半年的特殊“熏陶”不无关系。那应该是1988年。
手稿面世后，启发了相当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弗洛姆、马尔库塞等等。我后来能在“西马”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萨特那里稍稍用功，很可能与手稿对我的影响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系。手稿新版出来后我买了一本，甚至还买了它的英文版，这大概都是德里达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在作怪。
博士生阶段自然是读过许多书，但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大概可算作对我构成冲击力的著作之一。此前我曾读过他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和《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按说对他的思想和言说方式并不陌生，但读“革命”一书，依然让我获得了极大的享受。这种享受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其二是表达。读此书的2000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一句，这本书是我今年读到的最漂亮的著作之一，套句说俗了的话，里面的许多文章都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几近完美的统一。可以坦率地承认，我心目中理想的论文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对于思想与表达，我以前可能只有一种模糊的想法，而这本书则一下子把我照亮了。此后，无论是我自己舞文弄墨，还是读别人的著作文章，我心目中大概都隐含着这两个尺度。
大约是世纪之交，我读到了卡尔维诺那本薄薄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当时便有一种“震惊效果”，而更让我震惊的是在2003年年底，我无意之中看了一场演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动作》，这个由台湾导演魏瑛娟执导的演出，居然是对卡尔维诺这本理论书的舞台解读。舞台上七个演员，没一句台词，只有音乐伴奏下出现的各种肢体动作，完美地演绎了卡尔维诺的“轻、快、准、显、繁”，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此后，我曾寻找过这本书的台湾译本，未果。
这本书写的是卡尔维诺所欣赏的小说价值观，但我却看到了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快的年代里，作家以何种方式感受世界？文学以何种方式呈现自身？甚至我们如何才能不被这个时代“秒杀”？这些问题不时会在我心中萦绕。是卡尔维诺给我提供了思考这种问题的契机。
我似乎应该说一说萨特了。像许多人一样，我与萨特的“精神初恋”也是始于1980年代，那时候我细读的是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与刚刚翻译过来的《想象心理学》，而第二次大规模阅读萨特则是2005－2006年。2005年是萨特诞辰百年，国内一下子推出了好多萨特的书；而当程正民先生主持的国家课题遇到麻烦找我参与时，我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存在主义。这种选择既有“初恋”的因素，也是因为我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时总会遇到阿多诺的叫板——批判萨特。我想弄清楚为什么阿多诺紧盯着萨特不放。
于是，那一年我便完全沉浸在萨特、加缪、梅洛－庞蒂乃至雷蒙·阿隆的阅读之中了。而现在看来，这些书中有两本让我受益最大。它们是《萨特文集》第7卷和列维的《萨特的世纪》。第7卷是萨特的文论集，而《什么是文学？》又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这篇长文，我至少细读了三遍。如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篇长文我理解得已八九不离十了。
关于这篇长文，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解读，相关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我现在想说的是，萨特确实是大家，他居然用自己的问题框架把法国近现代文学史梳理一遍，举重若轻。而他的论述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但他那种汪洋恣肆的笔法，掷地有声的论述，非常迷人。如果说，我在阿多诺那里看到是忧郁和冷峻，而在萨特这里读出来的却是热情奔放。那是革命的豪情，也是萨特式思想与为文的风流倜傥。
而要读懂萨特，就得读许多别人写萨特的书，《萨特的世纪》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列维借格诺之口告诉我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这本书的重量是整整一公斤，不多不少，开杂货店的人可以用来当秤砣使’。我现在想说的是，列维的这本《萨特的世纪》恐怕也有一公斤吧，828页的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2005年，在那个萨特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把这本书读了个底朝天，然后便沉浸在一种少有的震撼之中，禁不住在心里说：读这本一公斤重的书，值。”这里说的是大实话。
2009年，我在山西河曲笔会上遇到了作家刁斗。有一天几位朋友与他一起喝茶聊天，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萨特。刁斗说，萨特这个人猛一看比较装，是作秀，但他一辈子每件事情都如法炮制，那就不能叫装了。或许这就叫做大真若装？然后刁斗又谈起《萨特的世纪》给他带来的震撼，让我着实感到惊奇，想不到刁斗作为一位作家也会去读这本砖头厚的理论书。于是我说这本书我不仅读过，而且还写过长长的书评。我的回应可能也让刁斗惊奇起来，他便站起身来，隔着茶桌说，那咱们得握一握手。为了一本书而郑重其事地握手，这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是第一次。
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书，大概有那么点“秘密”的意思。这本书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关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学界已有公论，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讲。我想说的是我读此书的一个小感受。高华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整风运动，是想在获得党权、军权之后进一步获取“意识形态阐释权”。而要我来说，整风运动之于毛泽东则是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我当年在读本雅明时，曾经想到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读高华的书时又想到了别人的论述，这很可能意味着，只有当书读得足够多时，书与书之间才能形成一种交往互动的关系。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说，面对一个问题，首先看你有无联想的能力，但联想的基础却是广泛的阅读。书读得到位了，它们就会呼朋唤友搞派对。而一旦它们动起来，你就变得省心了。
李剑鸣的秘密书架：精读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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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书架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个人一生总要读一些书，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大爆炸，书太多，怎么读书，就更要有所讲究了。读书有精读和泛读，精读尤其重要。要挑一些好书，反复地读，能终身受益。看一个人的学问境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读过什么书。我个人读书不多，读过的书记住的更少。在读过的书当中，有几本确实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本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很活跃，韦伯的这本书被翻译过来，对当时那些正在求学的研究生影响非常大。韦伯对待知识的态度给人印象很深，他在书中说，他的研究只是一种角度，他讲的不是惟一的、绝对的真理。我们一直比较相信绝对真理，相信知识绝对主义，而韦伯的书使人感受到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看到真理的多元性，这是一种很可爱、很诱人的境界。另外，韦伯的研究路子很有意思。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注重经济和制度的因素，但韦伯比较强调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我后来写的文章和书，大多从文化角度、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释历史问题，我把它叫做“文化诠释（aculturalapproach）。这里面就有韦伯的影响。
第二本我很爱读的书，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据研究明史的人说，这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说并不是黄仁宇的代表作，其中不少东西是可以商榷的。我最初读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最欣赏的是它的写法。用生动、流畅和优雅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在正史当中不被注意的小事，从这些小事来看整个明朝历史的症结，这是很有意思的路子。这本书的文辞也特别好，可以说达到了庄重优雅的境界。文章的句式变化很多，遣词造句多有出人意表的地方。总之，把历史写得这么引人入胜，这么好读，真是难能可贵。《万历十五年》也不纯粹是黄仁宇个人的作品，它得益于多种机缘：黄仁宇是中国人，到美国去求学，在美国用英文写成这部书，既有中国文化的底子，又有美国学术的路子；然后自己译成中文，他自己说翻译等于是改写，把中文、英文的优长结合起来，把美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熔铸成一个整体；最后又请了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润色文字。这么多的优势，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本书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研究历史要有历史感，当时人怎么想问题，怎么做事，怎么说话，用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势和“语境”，就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果不注意还原或尽可能揣摩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情势，就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能很好地对历史事件做出诠释。贝林用了“深入历史时空结构内部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语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革命参与者所感受到的具体情势的分析，解释了美国革命的深层起因。为历史人物“设身处地”，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慎重态度。
孙犁的文章，特别是他的《铁木前传》，我读过很多遍。《铁木前传》是一本小书，故事没有特别的地方，但写法很别致。他的文字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极为考究的，平淡中包含深意，清新而不失雅致。孙犁的古文功底深，诗词写得好；他的文章表面上一点不带古典的痕迹，但他文字的简洁、明快、清雅，富于节奏，无一不反映了他的“旧学”修养。此外，他的标点符号用得很讲究，尤其善于用逗号。逗号用好了，可以调整文章的节奏，改变行文的语气，还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孙犁的 《风云初记》也是很有意思。在那个普遍看重“英雄史诗”的年代，孙犁却用富于情调的散文笔法，写不那么“英雄”的人物，讲平淡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
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早已进入了学术经典的行列。这本书为读者构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似乎是可知可感的历史空间。他写地理环境，但扣住人来写，通过当时各色人物的眼，来观察地理环境的变迁。如果说写历史要搭个舞台，搭个背景的话，布罗代尔就把这个舞台搭在你身边，让你能走进去，与历史人物一起经历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这是很高妙的写法。有人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太琐碎；其实布罗代尔真正的长处在于，他能用很琐碎的材料展现很丰满的历史时空。我总想拿陈寅恪和布罗代尔做对比，但对陈先生的学问基本不懂，怕“佛头着粪”，只好打住。
吴于廑先生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有不少可读的好文章。吴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诗词书法俱佳，他没有取得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与他自己的学力和修养没有关系，主要是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他晚年的主要心力用在探索宏观的、全局性的世界史体系。他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解释东西方历史发展殊途的原因，考察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史的过程。他的文章体现了宏大的器局，有深邃的史家眼光。我尤其钦佩他的文字功力。他的文章讲究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用词古雅精当，行文从容流畅，十分耐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出了一个奇人，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他的行为处事也不同凡响，不愿受“体制”的约束，就辞职去做职业作家。他是真正靠写作挣稿费的职业作家，不是那种拿国家工资的“职业”作家。他的小说，据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没有读过，不敢妄评。但他的随笔和杂文，我是反复读过的，有不少的感想。他最擅长的是把惊世骇俗的看法，包裹在调侃而随意的文字当中，很少用时髦的术语，也不谈新奇的理论，文字轻松活泼，行文洒脱自如，机智幽默，见识过人。以我有限的阅读而言，他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智慧与国学》等篇，可以说是当代杂文的典范。他提出的“驴和马”、“嚼了两小时的口香糖”以及“傻大姐”等隐喻，真是发人深思。现在到处都有“读经热”，“国学热”，“心得热”；有人还想用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读一读王小波的文章，可能会有清凉的感觉。他的杂文随笔大多收入 《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本书中，印数都不少，想来坊间不难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