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计划生育的经验不适于中国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苏剑

     我的博文“韩国的前车之鉴表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休矣”在搜狐首页登出后，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有读者指出，“韩国是一个小国，人口基数不大；它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 “中国国情和韩国不一样，因此没有可比性和参照性！”对此，我不敢苟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率会自然下降，这一规律是人口学家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看看现在的世界各国，哪个发达国家不是这样？

     当然，总有人喜欢强调中国国情，认为中国是特殊的，跟别的国家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例子。在本文中，为了保持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我尽量直接引用别人的作品中的相关内容。

台湾人口政策的变迁与人口危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跟大陆同文同种，跟大陆情况的相似性比韩国要大得多。那我们就先看看台湾的情况。以下文字摘录自“台湾面临人口危机 百年之后或只剩800万人”一文（链接是http://economy.caixun.com/content/20110905/NE02t4ua-all.html，邓海英编辑，作者不详；本人查阅时间是2012.6.22）：

台湾人口政策演变

●1949年，台湾人口约739万人，当时的政治气氛为反攻大陆，一时间一个家庭有七八个孩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60年代末期，台湾人口突破1200万，粮食和教育问题也成为台湾地区的难题。

●1967年，台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结婚三年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33岁前全部生完。

●1969年，提出“子女少幸福多”口号。

●1984年开始，台湾人口净繁殖率就降到人口替换率之下。

●1990年起，家庭宣导口号改为“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提倡适当婚育年龄为22岁到30岁。

●2001年倡导“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的前面，希望消除“重男轻女”的观念。 

●2005年的宣导口号变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2010年提出，“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

[摘录完]

     同一篇文章还报道说：“据台湾内政部门统计，台湾2010年总生育率再创历年新低点，跌破1%，从2009年的1.03%降至0.895%，新生儿仅有16.6886万人。这一水平已经低于德国，成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台湾学者曾预测，到2106年台湾将只剩800万人或更少。”为了鼓励生育，台湾当局采取了补贴的方式，“据估算，一个育有三名幼儿的家庭，每月最高可领20000元左右。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台当局还出台了幼儿教育券、医疗补助等补贴，甚至还提供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受雇者不分男女，还可请两年的育婴留职停薪假。据台湾“儿童局”最新消息，从今年（指2011年----博主注）起，台湾所有年满5岁幼儿就读公立幼托园将补助1.4万元学费，读私立合作园将补助3万元。”

     从上述报道中，可以明确看出台湾人口及人口政策的演变情况。从1967年倡导少生孩子，到1984年出生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仅用了17年时间。目前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6，在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19位。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数据（链接是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27rank.html，本人查阅时间为2012.6.22），在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中，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均以华人为主体：第219名，台湾，1.16；第220名，香港，1.09；第221名，澳门，0.92；第222名，新加坡，0.78。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3，排在第217名，比台湾、香港、澳门都高，这足以说明，即使在同一发展水平上，中国的情况都不特殊，如果硬要说特殊的话，那就是生育率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低，跟坚持中国国情特殊论者的观点恰好相反。

中国大陆自己的实例

     即使给出了台湾的例子，有人还是会说，大陆的情况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比大陆富裕，台湾人口基数小，台湾人的文化素质比大陆强等等。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大陆内部的例子（本例系根据《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8日陈鸣的报道“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25年 人口增长率不升反降”编写，引号中的内容为原文摘录；该文链接是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18/192521300545.shtml，本人查阅时间是2012.6.22）。

     1984年，按照当时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的意见，山西省翼城县开始了一场不许声张的“放开二胎”的试点。梁中堂认为，通过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试验坚持了25年之后，人们发现，这种政策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人们已经不愿意多生孩子了。即使可以生二胎，好多农民也不愿意生了。也就是说，这种政策最终“失效”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南方周末记者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翼城县的总和生育率为1.51。

     山西省翼城县的人均GDP大概是3万元左右，在全国也就处于平均水平，不算发达；人口为31万，基数也不算大，比韩国小多了；而且这里的试验对象是农民，文化素质也不算高。但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一些因素的自然作用下，人口出生率依然降下来了。中国的情况还特殊吗？

结束语

     通过台湾和山西翼城县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口变动方面，中国并不特殊。而且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变动的情况恰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华人为主的社会生育率低于其他族群为主的社会。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随着大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变动的情况必然会走向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走过的老路，如果大陆再不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大陆的人口危机可能会比台湾来得更快（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更猛烈，我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中华民族振兴的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