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的评论   

　　 何炳棣(1917—)，浙江金华人。
　　 当世的海外华裔学人，以何炳棣、余英时二人成绩最多，名誉最高。汪荣祖视何为“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而徐复观早称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钱锺书更谓余不仅“海外当推独步”，“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大抵何侧重社科取 向，近于西学规范；余侧重人文取向，近于中学传统。何专业不下于余，而总体素养逊之，文化情怀尤难相匹；然学术天地广大，各有门径，施丹乔丹，亦可不必强 分高下也。
　　 何氏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清华历史系，其时系主任蒋廷黻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和综合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历史与社会 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对他治学取径影响极大。其后他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 国史及西欧史，随之反治国史，以西洋方法的训练糅合中国文献的功力，遂能在欧美学术圈异军突起。
　　 何氏早期所治，集中在近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专著有三：《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考定明清赋役制度的“丁”与“亩”为纳税单位，而非实际的 人口数字及田亩面积，由此重建中国人口史的基础；《明清社会史论》，依靠丰富的科举文献作数字统计，更藉正史、地方志、笔记甚至小说以作参证，综论士人阶 层的社会流动；《中国会馆史论》，重考会馆制度的起源年代，并一反旧说，指出其“促进轸域观念的消融”的独特作用。论文如初露锋芒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 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由人口问题引出的《美洲作物传华考》，皆内容坚实、论述精悍之作。此外，八十年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历代 土地数字考实》两册，亦为其人口史研究的延伸。
　　 六七十年代之后，何氏转向上古史领域，其论著一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自东亚大陆南北气候地理的差异入手，论证中国农业发生于干旱的北方黄土地带； 一为《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1000年)》，从物质技术到精神文化，综论中国文明的原始阶 段。两书虽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过于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独立性，后者夹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为浓厚，引发争议，亦事出有因。
　　 近二十年来，何氏年迈而不失争胜之心，复由西化的社会史、文明史论述，介入传统的思想史考证。其中以《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司马谈、 迁与老子年代》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最为用力，亦最为惊人。然霸气有余，功力未纯，闻者藐藐，仅 可备一说耳。
　　 何氏自视极高，唐德刚称他“目空当世”；晚年撰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拟之为地猖星，似甚恰当。
　　 1971年中美政治关系解冻，何氏归国访问，并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 与成就》，声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 准绳，无一不暗合罗尔思(按：今译罗尔斯)的立法标准”，最后总结：“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 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何素以史家身份自傲，而此际不能察当日经济的四海困穷，不能见现实历史的庐山面目，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知古之历史而不知 今之政治，则所谓“治史者的观点”，又何足道哉。
　　 诗曰：游子偏多爱国心，如何知古未知今。笑他自负千年眼，不见神州已陆沉。
　　 按：明人张燧有《千百年眼》，为史评奇作，“千年眼”一语本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