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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皓
传统的心气高的文人士大夫们，大多在内心深处“贬”宫廷诗画。
比如“宫体”，指南朝梁代在宫廷中所形成的一种诗风。作者以梁简帝为首，大都绘声绘色，是当时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反映。与民间诗歌相比，“宫体”在中国诗歌史上是被贬的。再如“宫词”，诗题多以帝王宫中日常琐事为题材，或写宫女的抑郁愁怨，一般为七言绝句，唐代诗歌中常见此类作品，如王建有《宫词》八百首。与唐朝主流的李白、杜甫写社会生活场景的诗歌相比，“宫词”在中国诗歌史上亦是被贬的。
再比如宋朝的“院体画”，简称“院体”、“院画”，一般指宋代翰林图画院及其后宫宫廷画家的绘画。这类作品为迎合帝王宫廷需要，多以花鸟、山水式宗教内容为题材，大都讲究法度，风格华丽。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中就曾指出：宋院体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鲁迅此言肯定了院体画的形式，但否定了院体画的内容；既代表了文人作家们的评画观点，亦说出了崇尚文人画的文人画家们的绘画观念。因此，宋元明主流的文人画，其艺术成就远远高于宋元明清宫廷画。
纵然清代最有名的外来的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为中西美术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其“所作参酌中西画法，注意透视和明暗，制画细致，注重写实，而止于形似”的评判非常到位。带有宫廷气息，官府、官场色彩的词大多都带有贬义：比如“宫廷画家”、“御用画家”，“御用文人”、“官样文章”，“官僚习气”、“官僚主义”等。
与此相反，当代的文博鉴定家们，很多在行文著述中大“褒”官窑瓷器。谈到官窑瓷器，先要区分清楚唐五代越窑贡资、宋五大名窑贡瓷与明清御窑彩瓷之区别。
唐五代越窑贡瓷和宋五大名窑贡瓷主要为民窑烧造进贡给宫廷的贡瓷，或由宫廷部分出资，在原有民窑的基础上，为宫廷定烧供宫廷帝王贵族使用赏玩的瓷器。唐五代至宋的贡瓷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全部是单色釉瓷器；2.主要为青釉瓷器，如唐五代越窑青釉、宋汝窑青釉瓷、宋官窑青釉瓷、宋哥窑青釉瓷、宋钧窑窑变青釉瓷等，仅宋定窑为白釉瓷。从中国陶瓷美学史的角度来讲，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和宋五大名窑瓷达到了中国陶瓷审美的最高境界。因此文博权威专家大褒唐五代、宋五大名窑瓷是对的，是符合中国历代陶瓷审美标准的。
明清官窑彩瓷主要为由宫廷出资在明洪武年间景德镇创办的御器厂（清改称御窑厂）烧造出来的供宫廷使用、赏玩的官窑瓷，亦包括部分“官搭民烧”的官窑瓷。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的御窑瓷器，达到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峰。所以，仅从陶瓷工艺而言，当代文博学者大“褒”明清官窑也是对的。但从中国陶瓷审美文化的发展这个条全线上来讲，仍大“褒”明清官窑彩瓷，却是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清御窑，本身就是宫廷帝王意志的产物，其根本不允许有与帝王审美标准相悖的个性化的艺术匠人之艺术作品的存在。不像宋磁州窑的陶瓷匠人能自由地在制瓷过程中发挥艺术想象，不断地创造出一件又一件艺术性很强的磁州窑陶瓷书画瓷作品。明清御窑厂的工匠一生只能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地在督陶官提供的器形、纹样上辛勤劳作，生产陶瓷产品，且明朝宫廷管理陶瓷生产的太监多少有文化，其为了讨好帝王的喜好，呈上的官窑瓷纹样大多是千篇一律、充满匠气的龙纹、凤纹、牡丹纹、莲花纹等工笔图案官窑瓷纹样。清朝的督陶官如郎廷极、唐英等虽然修养高深，但为了迎合满族帝王的喜爱，五彩、粉彩、洋彩、珐琅彩瓷器上的类似工笔重彩画，布局繁缛，设彩浓艳，匠气横生，俗而平庸。名义上可以说是满汉文化的结晶，实际整体背离了中原汉族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陶瓷审美追求。明清官窑彩瓷总体上是从唐宋生机勃勃的陶瓷艺术走向封建僵化的陶瓷工艺，这既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奇迹，又是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悲哀。真可谓“成也景德镇官窑彩瓷，败也景德镇官窑彩绘。”
然而，窃以为，当代一些文博界的陶瓷研究专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一味地为明清官窑彩瓷大唱赞歌，大“褒”明清官窑彩瓷，既误导了新一代的陶瓷艺术家们的艺术创造追求，又误导了新一代的陶瓷收藏家们的艺术收藏追求。君不见，2010年11月11日在英国班布里奇拍卖会上，一件程式化的匠气的清乾隆洋彩“吉庆有余”转心瓶，竟被拍到5.5亿元人民币，创下了有史以来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但是在这种有钱人的超级财富游戏中，我们能否看清这与一些文博界的陶瓷研究专家单方面的大“褒”明清彩瓷有关呢？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社会里，凡历代宫廷诗画，大多被“贬”；凡历代官窑瓷器大多被“褒”。前者说明传统的心气高的文人士大夫们审美境界高深；而后者说明当代的一些文博鉴定家们，或审美趣味平庸，或故意指鹿为马，或明哲保身躺在名利床上不思学术进取，浑浑噩噩虚度美好的学术研究时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