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     　　1968年8月3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杨朔离世。   　　长期以来，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而在刚刚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中，曾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资中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信息：“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自绝于人民”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   　　当时在“和大”任职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猛地站起身来。因为隔离室里均为男性，她没有马上冲进屋去看个究竟，而是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已显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秀才。高小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杨朔到哈尔滨闯荡。经人介绍，1927年他进入英商太古银行做一名小职员。因为工作要使用英文，杨朔便一边工作，一边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杨朔很有语言天赋又极为刻苦，几年下来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胶东味儿英语。   　　当然杨朔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他16岁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又以散文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建国初“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在资中筠眼中，杨朔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老革命者。早在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抗战后在上海、武汉从事抗日文章的写作。1937年冬，杨朔奔赴延安，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重新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要领导。   　　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当时资中筠在“和大”担任翻译。资中筠的丈夫、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也曾供职于“和大”，他们夫妇因此都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   　　陈乐民1964年到1965年间曾跟随杨朔在开罗工作，他给资中筠讲过一件趣事。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常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吵架”。杨朔就用他的胶东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在一次会议上，杨朔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道：“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   　　1961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此之前，杨朔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是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杨朔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原载于《山西文学》1984年）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政治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一个老实人的“文革”宿命   　　但正是这位红得发紫的时代歌手，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早在1949年所写的《我的改造》中，杨朔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此前的作品多是描写革命军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杨朔说：“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胡乱地写了些东西，可笑啊，大半是概念的，缺乏生活，没有感情，我在笔下侮辱了我所尊敬的人民。”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不过在资中筠的记忆中，“和大”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在大字报上无情批判，批斗会上高声喊口号。   　　运动开始之后，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批判为“变修”的证据之一。杨朔真诚地接受批判，他检讨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资中筠记得，“和大”的造反派头头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   　　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   　　“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此外，和杨朔有着很深感情的外甥女韩毓丽也一直感到内心不安。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韩毓丽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下面是她的摘录：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3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这就基本对上了，”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此后，韩毓丽和丈夫、跟随杨朔多年的“小鬼”马甲，一直为舅舅的死奔走呼号。1972年7月5日，韩毓丽和马甲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杨朔死得不明，希望总理过问此事。   　　两个多月后接到“和大”回信。信中说：   　　“一九六八年春，我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部分群众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   　　七月三十一日，他看到在‘和大’院内地上写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杨朔’的大标语后，表示不安，遂当夜服安眠药自杀。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八月三日身死。”   　　“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给以政治错误结论。”   　　信的落款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政治错误结论”，显然不能令杨朔家人满意。1975年，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四处奔走，找“和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外交部，还找了中国作家协会。   　　杨渡说，1975年，杨朔去世7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一次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实际没有骨灰，骨灰盒里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对他的“问题”做出新的“结论”。1975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病逝”的结论。   　　“文革”后，杨玉玮和杨渡继续申诉。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9月15日，三百余人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礼堂参加了杨朔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时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致悼词。悼词说：“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8年8月3日含冤逝世。”

从云端到平地   　　随着杨朔被平反，杨朔散文也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   　　1984年，在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杨朔被称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在章节篇幅的安排上，介绍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的散文占一节，介绍冰心、吴伯箫的散文占一节，介绍曹靖华等的散文占一节。以上三节占据了一章篇幅。而杨朔却独立成章，分析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占了三节篇幅。如此特殊待遇，表明了杨朔散文的地位。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杨朔创造的这种“物-人-理”或“景-人或事-情”三段式结构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但在当时，“杨朔模式”却是一代人写作的“样板”。   　　据《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11篇是写小溪的，8篇是写日出的，5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杨朔散文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杨朔散文80年代初东山再起，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背景。所谓“拨乱”，就是清算“文革”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确，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杰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十七年”与“文革”又不能截然分开，甚至可以说这“十七年”是“文革”的铺垫，也正因如此，杨朔散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杨朔的“台阁体”散文开始引起质疑和争论。杨朔的多篇散文创作于1961年，正值大饥荒年代，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赞美社会的激情。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一文中，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   　　随着时间推移，对杨朔散文的批评逐渐升级。庄周在《齐人物论》一文中说，“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中直截了当地说，杨朔的散文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   　　到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回平地。在陈思和1999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待。   　　杨朔散文命运的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三十多年后，资中筠如是说。 来源: 《看历史》2012年2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翻阅三卷《杨朔文集》,我注意到:散文在杨朔的作品中只占一小部分,小说占大头;而且,杨朔本来志不在散文,而是在小说,在以散文名世之前,已经发表《三千里江山》等中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通讯报道,当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然而,时代更青睐的,却是他的散文,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萌”的情形别有一番滋味。然而,真正使杨朔的散文非同寻常的,却是他的“诗”。杨朔是一位诗人,一位天真的诗人。 4 @; f) u+ r% u! q3 z: l- J/ ~; ]) N. ^

　　曾几何时,杨朔散文风靡大江南北,与之同时,杨朔式的散文也广泛流行,经久不散,在中国大地上演一幕蔚为大观的“杨式团体操”。据《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十一篇是写小溪的,八篇是写日出的,五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伸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由此可以窥见杨朔散文的影响力。

　　《雪浪花》是杨朔散文的代表作,也是那个时代脍炙人口的名篇。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休养时,遇到的一位人称“老泰山”的神奇老渔民,缘起是海边的一块相貌怪异的礁石,此礁石满身沟窝,坑坑坎坎,状如面团。就在几个好奇的姑娘议论纷纷、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是一位刚出海打鱼归来的老渔民,身材高大结实,一把苍白胡子,眉目神气宛如秋天的高空,清朗而深沉。老渔民随后这样开导姑娘们:“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番饱含人情世故的妙语吸引了“我”,使“我”了解了“老泰山”身世及其称呼的来历:他从小走南闯北,经得多,见得广,是生产队的智多星、主心骨,天长日久,成了大伙们依靠的泰山。几天后雨后初霁,“我”又见到老泰山,这次是手推独轮车,出来帮人磨剪刀,从他的谈吐中,劳动者的高风亮节,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还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尽显无遗。不经意间,剪刀磨好了,老泰山高声地对“我”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随后,老人收拾好家什,跟我道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然后“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写到这里,“我”发起议论:“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花,激起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作者犹觉不足,另起一行,继续写道:“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今天的读者读《雪浪花》,难免会产生一种怪异感。说它是散文,又像诗;说是诗,又像寓言;说是寓言,又有几分神话的味道。尤其是老泰山这个人物,总让人觉得装模作样,言谈举止与他的身份多不符合,头上带着光环。明眼人知道,装模作样的,其实并不是老泰山,而是作者杨朔。不过,在那个艺术“高于生活”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这一切都很自然,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成为问题的,那是后来的事。 7 b' A& j+ y6 D5 K7 U

　　杨朔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史上经历了两起两落的命运。1961年杨朔的代表性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好评如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老作家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高歌今认为杨朔的散文“最可贵的特点在于,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诗意”(《光明日报》1962年3月1日)。林志浩认为“他的散文很像诗,精致玲珑,给予读者以美的情思与美的享受”(《人民日报》1962年3月14日)。评论家洁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万字长文,对杨朔的散文作了全面论述,认为:杨朔近年来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前所少有的诗的意境,文章闪发着新的光彩”,“在艺术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杨朔的散文在当时声誉鹊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一个相对宽松的时刻,经过“反右”、“大跃进”的折腾,中国元气大伤,亟需休养生息,这时中共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与文艺政策,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催生出一个久违了的“文艺小阳春”。杨朔的散文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然而,杨朔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散文的艺术高峰,还有个人的原因:诗人的气质,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加上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摸索;其成功的秘密则在于:杨朔将诗歌的比兴手法融入散文,创造了一个似真似幻、神话般的人间极乐世界,为饱受苦难,渴望幸福安定,“大团圆”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人调制了一道美味的“心灵鸡汤”。

6 a. b" t3 i- ~- D0 H. u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狂飙降临,杨朔的作品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扫进历史垃圾箱,本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不久饮恨离世。 1 Y; j: m* o0 y, y3 U9 o/ ?

　　“文革”结束,否极泰来,经历十年打压之后,杨朔的散文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艺术声誉于此时达到巅峰。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教授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样评价:“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其影响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而在由全国十所高等院校十八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杨朔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的章节安排上,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与冰心、吴伯萧与曹靖华等同处一章,各自仅占一节,只有杨朔一人独立成章,共占三节,如此特殊的“待遇”,表明杨朔散文在“十七年”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书中认为:在杨朔多方面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成就最高,“他是建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从1956的《香山红叶》起,杨朔进入了散文创作的成熟期,形成了浓郁的诗意为主要特色的个人风格,大大开拓了抒情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杨朔散文的东山再起,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背景。所谓拨乱,就是清算“文革”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正确,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杰作,受到推崇,被“正典化”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将“十七年”与“文革”截然分开的观点,无论于事实上,还是于逻辑上,都无法成立。历史业已证明:“十七年”已为“文革”做了充分的铺垫,“文革”是“十七年”合乎逻辑的、也是极端的发展;“十七年”的文学在“文革”中被当做“封、资、修”毒草铲除,是“不断革命”的文化激进主义自我吞噬的结果。唯其如此,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对“十七年”的质疑也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朔散文受到重新审视和评价。

　梁衡是最早对杨朔散文提出质疑的人之一,在《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批评家》1987年第2期)一文中,对杨朔模式作了全面的研究和批判,阐释了杨朔模式的形态、产生的背景;概括了杨朔模式的两个特点: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结构上的稳定性,即“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造成的流弊是模式化、僵硬化,使散文的艺术之路越走越窄。随着时间推移,对杨式散文的批判也逐步地升级,马俊山在《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在反思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发展悖论的背景下,对杨朔散文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杨朔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散文,而是“神话”,是一种新的八股时文,杨朔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它表述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群体的或者“美”的幻想。马文依据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观念和西方个性主义美学对杨朔散文的批判,应当说非常的犀利,无可辩驳,只可惜缺少一种“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陷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到上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到平地。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的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写道:“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自然,杨朔的散文在实施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诗意’模式时,靠边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致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对杨朔散文中肯的评价。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对杨朔散文作一定程度的肯定之后,重点分析了杨朔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缺憾,认为杨朔散文存在“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也就是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的色彩,因此而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同样,作者对意境的经营也有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值得反思:“杨朔所谓的‘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庄周认为:“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杨朔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反映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的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杨朔散文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只有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能看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第一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百年阴霾一扫而光,民族精神空前高昂。这是一个需要歌颂、值得歌颂的时代,甚至连胡风这样的特立独行、充满批判精神的人,都写出了《时间开始了》这样的长篇颂诗。然而,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许多散文,沿袭解放区文学的路子,简单粗鄙,标语口号化严重,尽管很革命,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于是,如何歌颂这个新时代,鼓舞人们的革命意志,成为文学创作必须解决的课题。杨朔的散文以明丽精致、含而不露的形式歌颂了那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需要,在当时独占鳌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朔散文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它的虚假。一边读着杨朔1956——1962年期间那些莺歌燕舞的作品,一边回味“反右”、“大跃进”所导致的天灾人祸,心里确实不是滋味。问题在于,当时人们并不觉得杨朔散文假,反而为之陶醉,这是什么道理呢?理由很简单:假作真时真亦假,当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陷于狂热,相信黄金的预约将要兑现,向着共产主义天堂狂奔时,有谁会觉得这是假?翻一翻当时的文学作品,有几篇能摆脱“虚假”的窠臼?当时又有谁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历史潮流,沛然莫之能御的历史潮流,否则就不会闹出这么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来。从这个角度看,过分地指责杨朔“虚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不公平,不如知人论世,还原历史,揭示“虚假”产生的根源。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重群轻个的心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有所依附。近代以降,在风雷激荡、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漩涡中,许多人在选择革命与进步的同时,也放弃了独立性和主体意识。这一切在杨朔的《我的改造》(1949年)一文中有相应的表述。这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一步步丧失,归依于集体的心路历程,最后这样写道:“力量是从群众当中来的,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人民改造了我(虽然我改造的还很不够),我知道我是永远离不开他们了。”(《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更何况,杨朔是一位天真的诗人,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世道的凶险,历史的复杂,人性的丰富,几乎不在他的审察之中。正如石兴泽论述的那样:“杨朔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是个诗人,是个纯净善良的诗人。他长于诗意的发现而短于本质的揭示。尤其糟糕的是,他往往用诗人的良好愿望理解现实,并且在创作中做诗化处理。且不说走马观‘花’,看不到残柳败絮,即使看到,也不一定引起他的兴趣;即使引起注意,他也不一定去写,因为那时不允许暴露阴暗面;退一步说,即使允许写,杨朔也不一定写。二十年间所受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使他相信:写阴暗面便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那样热爱新社会,歌颂唯恐不及,岂能抹黑?”(《人物》1998年第11期)

　杨朔散文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演绎了那个时代单纯、乐观、狂热、夸饰的风貌。随着一个新时代到来,它的褪色是命中注定的。这不仅是杨朔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