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学者汤用彤。汤一介先生提倡学术自由、全面研究国学，主持“儒藏”编纂研究，创建“中国解释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汤一介传》（李娟娟著，新华出版社出版）详细了汤一介先生的人生历程与治学思考。
走过金婚之旅的“儒道互补”
从1952年结婚开始，汤一介和乐黛云至今已走过了金婚之旅。在近60年的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各种狂风暴雨袭击的艰难困苦。自从1958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后，“厄运”就扑面接踵而来。每当回首他们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岁月时，汤一介的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阵涟漪，他忘不了在那一次次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暴中，他和乐黛云屡屡遭受的劫难，更忘不了在那充满艰辛的险恶环境中，他和乐黛云不离不弃、相携相依的夫妻患难真情。
几十年的风雨路上，当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来到京郊门头沟的深山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时，汤一介在为乐黛云据理力争遭到“警告”处分后，仍然坚持每周与妻子通信，并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当汤一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黑帮”白天遭受批斗，晚上被关在一座楼里写检查时，仍然戴着“右派分子”头衔的乐黛云，顶着随时被抓的风险，毫无畏惧地坐在楼下的石阶上一直到深夜，等待汤一介回家。后来年纪大了些，汤一介的牙齿得了病，看着汤一介被牙痛折磨不堪的病状，乐黛云每一次都要亲自陪着汤一介去医院治牙，还要再三叮嘱医生一定要轻一点，因为她知道汤一介实在是已经惧怕了牙痛，如果医生轻一点，就可以减少他的痛苦。再后来，他们的年纪又大了些，乐黛云的腿有时会疼痛，于是，在每天黄昏时他们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汤一介都会死死地揪着乐黛云的衣服，因为他很担心乐黛云会摔倒。
对于他们已经走过金婚之旅的和谐、美满、幸福的婚姻之路，汤一介曾在几年前作过如下感人的回忆：
我和乐黛云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结的婚。“九·一三”林彪掉下来，这是不好的日子，是吗？十三在西方是不好的数字，但在中国是好数字，中国有十三经，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还有十三太保……我们结婚时当然没考虑这么多，但后来人家老说十三不好，我就要说十三好，总得找到根据。
我的婚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两年前，我们在北欧度过了金婚。我们去参加一个会，别人都回国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边的一个旅馆里住了几天，回忆我们的往事。她送我一个兔子，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想办法买一只兔子送给我，我送她一条丝巾，是在瑞典的皇宫里面买的，很贵，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来我们很好地生活过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是相互关怀和信任的，这在五十多年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二十五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
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我们的快乐时光：当北大还在沙滩的时候，我们在景山下的图书馆读书，然后就去爬山；八十年代我们一起去旅游，见到非常美丽的冰川。这中间的那几十年，我们都不愿再去想了。”
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性格各不相同，他们却由相识、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偶尔也有些小矛盾，但都能很快化解。因而，他们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金婚之旅无疑是幸福的，而在汤一介看来，他和乐黛云共同经历了50多年的幸福生活是由于他们性格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
汤一介说：“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也许和她有苗族人的血统有关。”
而在乐黛云的眼中，汤一介是这样的：“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性格不同，他们在待人接物的说话方式上也是各自不同。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儿子汤双一起来到鲤鱼洲五七干校时，当时汤一介分到八连，乐黛云分到了七连。后来有一次七连的连长请汤一介去讲课。当汤一介做好了准备来到七连后，连长先走上台开始讲话。这连长啰里啰唆讲起来没个完。
心直口快的乐黛云开始急了，她大声冲着连长说：“你请人家来讲课，怎么你老没完没了地讲？”这无疑是乐黛云一贯的单纯、不怕得罪人的脾气，汤一介却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很担心连长会因为乐黛云的这句话而对她发生误解。所以等到讲完课后，汤一介就急忙向那位连长说：“乐黛云是急脾气，你讲的那些却很重要嘛！”从汤一介这方面看，他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他一向温和、冷静、谨慎的性格使然。就像汤一介说的，这是表现着儒家主张的“和为贵”的态度。而对于乐黛云来说，她那样冲动率直的说话，也确实是有些道家庄子的豪爽。
汤一介的“儒家气质”与乐黛云的“道家风骨”也体现在他们的学习与研究之中。汤一介在写文章时，倘若碰到弄不清的地方，他的做法一般都是自己先去查书，或者查字典、辞源之类。例如有一次，乐黛云问汤一介：“‘混沌’最早是不是见于《庄子》？”汤一介当时对她说：“大概是吧！”可是后来汤一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就去查了《庄子引得》。但他发现，原来在《庄子》里没有“混沌”一词。为了确切，他又去查《辞源》、《辞海》。结果他查到，其中或说最早出于《易乾凿庄》或者是《白虎通·天地》，而这两部都是儒家的典籍。于是汤一介把这些都告诉了乐黛云。可是乐黛云却说：“我文章中用庄子的‘混芒’更好呢！”于是乐黛云的文章中就真的不用“混沌”而用“混芒”了。对于乐黛云的如此“直言不讳”，汤一介只是笑了笑回答说：“我看‘混芒’与‘混沌’其实分别也不大。”对于自己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随和”，汤一介笑称：“这大概又是一种‘儒道互补’吧！”
乐黛云的性格是比较喜欢求新，因此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对《老子》的“有物混成”作了新解，她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
对于乐黛云关于“有物混成”作的新解，汤一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乐黛云说：“不能这样解释吧！《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说‘道’这个浑然一体没有分化的东西，先于天地就存在了。”乐黛云说：“你那个是传统的解释，没有新意。”
对于乐黛云明显推崇新意解释的回答，汤一介觉得自己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他对乐黛云说：“我们就各自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和你争论，因为我主张‘和而不同’。”而乐黛云是这样说的：“我赞成庄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我们两个做学问的风格不同，这是由于我们的性格不同呀！”
他们的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了美国，他们在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那里工作。两个孩子都学业有成，后来又都加入了美国籍，再后来就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孙子和外孙女也都出生在美国。这样，中国湖北黄梅的汤氏家族在20世纪的末期就有两代人都成了美国人。这让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汤一介心中很有一些想法，他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以抒发自己对汤家子孙因为已成为美国人而不能“认祖归宗”的“悲情”。
汤一介认为自己心中的这股“悲情”，是受儒家的所谓“传家风”影响的。而乐黛云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传统的国家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生存和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作出贡献，有什么不好！”汤一介认为，乐黛云的这些话透露出的是庄子思想的影子，因为庄子主张“任性”、“放达”的思想，因而乐黛云认为应该让孩子们自己照自己想做的去做。乐黛云对孩子们选择成为美国人的看法，汤一介虽然并不赞成，但是他也不想进行反驳，因为他的心中早已深深印下了儒家“和而不同”的观念。
在通常情况下，汤一介和乐黛云从来不合作写文章，但很多人都会发现，在他们的文章中往往体现着互补性。对此，汤一介这样说：“这就是因为‘儒’、‘道’在我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互补的嘛！”
4万册藏书的深情
汤一介和乐黛云都喜爱读书，他们因书相爱，书也成就了他们一世的美好姻缘。因此汤一介曾说过：“我喜欢读书，但并不是‘读书’都有故事可讲。但有时候读一本书会影响你的一生，会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会让你常常记起，甚至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讲述。”
他们爱读书，也爱藏书，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岁月，他们的各类藏书已经多达4万册，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在北京大学几乎可以“拔得头筹”。因而汤一介说：“我的藏书很多，在北大，除了季羡林先生外，我可以排第二……”4万册藏书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最爱，它们不仅印证了汤一介和乐黛云曾经走过的坎坷之路，更凝聚了他们几十年为藏书付出的心血。
在汤一介和乐黛云4万册的藏书里，其中有一部分是汤家家传的书，那是汤用彤老先生当年省吃俭用，花费了很多精力才得来的。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的年代，汤用彤先生随北京大学南迁到云南西南联大的途中，他的宝贵的佛经之类的书籍曾经丢失了一部分，汤用彤先生为此经常痛惜不已。在后来的岁月里，汤一介和乐黛云曾将其中一部分藏书分别售予了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这样，汤家家传的藏书虽已不到他们整个藏书的十分之一，但仍还保留有一批宝贵的线装书。
此外，还有乐黛云的父亲留给他们的书，虽然不太多，但却有几本很宝贵又相当精彩的书。其中有一卷《敦煌写经》，是乐黛云的父亲乐森玮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买的。乐森玮先生为汤一介和乐黛云留下的另一本书是明版的《牡丹亭》，是乐森玮先生送给他女儿和女婿的结婚礼物。
除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线装书和乐森玮先生送给他们的书外，汤一介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购得一批书，那应该是他第一次为汤家的藏书“添砖加瓦”。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隆隆的大炮声中，很多书似乎就成了“廉价品”，大学生汤一介一气买下了一大批平时自己最喜欢的书。这些既便宜又很珍贵的书籍立刻使汤一介家的藏书队伍“壮大”了许多。
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汤家在“文革”中历经无数次劫难，而那些藏书的损失却说不上惨重。除了汤用彤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每函被红卫兵小将抽一本拿走外，再没有拿走别的书籍。只可叹汤用彤先生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贵佛经成了残品。
虽然乐黛云总是说叫汤一介“处理”掉一批书，但是她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要求，汤一介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她心里非常清楚，汤一介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可以说是一本破书也舍不得扔。而且汤一介总是认为，他们家中的哪一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珍品。因此，乐黛云总也忘不了当年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得已卖掉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一套书籍时，汤一介是那样的满脸悲哀与痛惜。
2010年2月，汤一介又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乐黛云则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招收博士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是重点培养外语人才的大学，他们的文科书籍比较少，目前他们又正在修建一个图书馆。因此汤一介和乐黛云决定，他们的4万册图书将全部无偿捐献给北京外国语大学。汤一介和乐黛云的这一决定，不仅让很多人为之动容，更让人看到了他们豁达的胸怀和令人仰慕的大家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