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顾准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 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在顾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于社会再做蠢事？”

                            【摘自《学习时报》2012年2月13日 作者 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