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拿整风前后做一个对比。我们党在成立不久，就是在二大的时候宣布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就已经开始，那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我们党长期以来，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看成金科玉律，照搬照抄。比如博古说过：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搞革命，只有苏联一个样板，不得不抄他的。而且当时我们连根据地都没有，大家又都是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所以党的经费绝大多数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不得不受制于人。
当时的共产国际不仅在经费上援助我们，有的指示也是对的。比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最早是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提出来的，还有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这些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共产国际也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后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共产国际对我们的这种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苏联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给不给援助、给谁援助、给多少援助都是由苏联对华政策决定的，取决于苏联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并不考虑我们的民族利益。比如，1929年东北张学良出动武力强行收回了长期被苏联占据的中东铁路，苏联出兵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东路事件。那时国内所有的舆论都支持张学良，认为他这是爱国之举，都谴责苏联入侵。苏联却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中共表态反对，还说不要让资产阶级以叛国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祖国，共产国际甚至还要求中共提出一个“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完全是瞎指挥！
因此，共产国际在1943年5月宣布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苏联情报人员在1943年5月31日致季米特洛夫电中说：“在收到您的电报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毛泽东说：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完全正确，共产国际已经活够了。共产国际没有理解中共活动的条件，因此起了阻碍作用。”“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曾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那时毛泽东地位还不高，说话分量不够，所以这个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领袖的毛泽东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修订毛选时，为了避免苏联老大哥不高兴，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在的毛选还是这样，但实际上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全党还没有经过整风，仍然笼罩在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中，所以毛泽东的话也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甚至还有人反对，比如王明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这就让毛泽东意识到要想破除这种阻力，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开展整风，打破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开展整风运动以后，当苏联跟德国开战后，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这时斯大林担心日本趁机从东边进攻苏联，所以三番五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我们出动主力部队去进攻驻扎在中蒙边境的日军，骚扰一下，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这要在过去就是“圣旨”，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要求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说：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这等于明确拒绝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非常尖锐地讽刺道：“‘武装保卫苏联’的提法，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或者是神经衰弱病患者的感觉,如果不是完全胡扯，就是一大半胡扯。我们通共只有几万武装，如何保卫得这许多?”
第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理论领域、思想领域基本上都被教条主义者垄断，毛泽东在党内虽然以擅长军事著称，大家都没有把他看作是理论家，甚至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嘲笑他只看过《孙子兵法》。到了陕北以后，毛主席发奋学习，刻苦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构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但这种思想并没有马上成为我们全党的指导思想。
当时国民党方面有一个理论家叫叶青，他在1941年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批判》，他在这本书里说，王明只是米夫的一个“黄口小儿”，跟着共产国际走，没有自己的理论，但是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两年以后，看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但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那些教条主义者看来，毛泽东那些文章离马列主义还太远太远，同样是在1941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当着毛泽东的面说：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1940年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我们现在都把这本书看作是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当时由张闻天负责的中宣部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文件来看待，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宣传。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来成为延安的重要文件，但当时毛泽东做完这个报告以后毫无影响，延安的各大报纸也没有宣传报道，一年以后才发表。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现在公认是延安整风的发动标志，但当时由博古担任社长的《解放日报》只在第三版的右下角简单报道了这个消息。
由此可见在整风之前，毛泽东理论家的地位是不被承认的，毛泽东思想更是谈不上什么指导地位，而当时王明理论家的地位非常高，王明的口才很好，做起报告来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时很多人特别是新党员都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经过延安整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明的路线垮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在七大上被写入了党章，这对于我们后来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偏差，那就是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在整风之前，毛泽东一般都是被称作领袖之一，当时被称作领袖之一的还有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但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成了唯一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也是这时出现的，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文章中歌颂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比如张闻天在1945年5月2日七大上的发言中说：“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不难看出这种文字带有非常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这就对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后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就是这种造神运动的受害者。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当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歌颂，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尤其可贵的是，面对这种歌颂和赞美，毛主席当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1943年，当时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决定借毛主席五十岁生日搞一个庆祝活动，趁机宣传一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当时就给凯丰写了一封信：生日决定不做，做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在1945年讨论历史决议时他又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不会逾矩的。”这就说明当时毛主席是非常谦虚的，也正是这种谦虚，使他领导我们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在整风之前，特别是在“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党内斗争主要采取的是苏联搞肃反的那套做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这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很多人，其中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的很厉害，杀掉了一大批红军将领和几千名红军，结果把根据地弄丢了，只好跑到四川去。
毛泽东在七大时反思说，内战时期在肃反的问题上我们走过一段痛苦的弯路，搞错了很多人。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一个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还多次提出我们的整风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保留下来。
正是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延安整风成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很多人后来都回忆，延安整风让他们终身受益。李维汉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邓小平也说，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蒋介石也从延安整风中受到启发，1947年9月国民党也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指出：“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内容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后来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更是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搞了改造运动，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鉴了延安整风。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报告人为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