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年轻时代
评论家雷达曾在博克《〈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中说：“我非常赞同茅盾先生的一句话，就是：《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别的同类型作品他没这么说过。这句话意味深长。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多少年才出了这么一个文本啊！”半个世纪以来，《红旗谱》累计发行数已超过两百万册。在探究它为何会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时，我们就不能忘却这部红色经典的“催生婆”萧也牧。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是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建国初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因一篇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横遭丁玲、李定中（冯雪峰）的粗暴批判，由行政11级降为13级，被贬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屈就文学编辑室副主任。1954年，萧也牧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支部书记梁斌悄悄写了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张云芳和萧也牧是晋察冀群众剧社时的战友，她的丈夫潘之汀就在文讲所工作。萧也牧征得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就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了回来。
在此之前，广大读者均不知梁斌为何许人也。梁斌原名梁维周，蠡县梁家庄人。青少年时期接触新文学作品，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并参加了二师的学潮斗争。二师学潮遭到镇压，史称“七·六”惨案。1932年8月，在梁斌的家乡发生了著名的高蠡暴动，广大农民在中共保属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武装斗争，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创建红军、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从那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二师“七·六”惨案和“高蠡暴动”失败就成了刺在梁斌心上的三棵荆棘。1933年，梁斌流浪到北平，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而后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并坚持文学创作，于1935年第一次写出了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7年春天，他回到蠡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会文艺部长等职。1941年冬天，梁斌和一起工作的战友，接待了一位来上访的老汉。老汉的三儿子宋汝梅是梁斌的小学同学，在区自卫队当队长，不久前遭内奸暗害。关于暗害的情节，老汉和县委有不同意见，便赶来向区党委告状，要给小儿子报仇。他的大儿子早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二儿子又在参加高蠡暴动后被捕惨遭杀害。老汉的遭遇太悲惨，可他却表现得非常刚强，没有一丝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位老汉的形象立刻涌入梁斌的脑海，使他久久难忘。第二年，他根据老汉的遭遇，写成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开始出现朱老忠这个刚健的形象，并勾画出了高蠡暴动的轮廓。后来他又把它扩展为中篇小说《父亲》，也就是《红旗谱》的雏型。
1945年和1946年，梁斌先后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副书记。1948年随军南下，任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梁斌担任《武汉日报》社社长。但他上任不到一年便开始“不安心工作”，因为那一组中短篇小说原稿在抗战期间丢失了，所以决心把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的革命斗争故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休养条令，每个局级干部一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梁斌立刻请假北上，躲在北京碧云寺写出了《红旗谱》提纲。回到武汉，他正式向组织提出“我要回到北方去”的辞官请求，并通过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的田间，调到文讲所任党支部书记。因他不用管教学业务，工作相对清闲些，所以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红旗谱》的初稿。在作家云集的文讲所，起初谁也没想到这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正在写着一部皇皇巨著，即便是看了《红旗谱》部分初稿的人，也没一个予以褒奖。而据黄伊回忆，萧也牧“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了不得，给作家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但是，毕竟梁斌在战争年代长期做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不是专业作家，驾驭这样的重大题材，写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并非易事，初稿离出版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萧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梁斌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他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梁斌毅然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于1955年3月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经过半年的奋战，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张羽、萧也牧先后审读之后，由张羽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梁斌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11月12日，梁斌在复信中表示：“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二十七万字。第二部《七月》约二十四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
为节省梁斌的时间，1956年春末，萧也牧专程去保定审看《红旗谱》，并与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梁斌在1956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萧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当年与萧也牧坐对面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萧也牧老师》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决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作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也曾亲眼目睹萧也牧修改加工《红旗谱》的黄伊，记忆更为深刻：“也牧有一个坏习惯，一些关键的词句他一时实在想不出来时，他就急得咬手指甲。两三个月下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头都咬出血来了。”
著名作家康濯在谈到萧也牧小说的艺术风格时曾说：“他的长处，乃是比较善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抓取若干带有本质和典型意义的事件和细节。而此类细节又往往极其平凡而清鲜而不被人注意，或似无意义但新奇而引人入胜，并往往含有泥深土厚的地方风习和抒情色彩；再通过亲切生动的、有时还带点幽默的语言描绘，把朴素的画幅点染得浓淡交织而多姿。这或许也就是萧也牧艺术的力量所在。”萧也牧对《红旗谱》编辑加工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往往是在一些情节和细节描写上反复推敲、狠下功夫。他后来曾在一篇文艺随笔中举例说，《红旗谱》最初的原稿，“在卷首朱老巩护钟的前夜，朱老巩在磨链石上磨的那把刀，原先写的不是大铡刀，而是一把剃刀。”他看了觉得朱老巩拿着把小刀不得劲，就问梁斌为什么这么写？梁斌回答所以写朱老巩磨剃刀，倒是根据一件真事写的。经他一点拨，梁斌才“恍然有所悟，拍案叫道：‘他使的该是把大铡刀！’”他接着说：“看来仅仅是一刀之改，可是密切关系到人物的性格，关系到护钟那一场整个气势，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这把大铡刀后来又传到朱老忠手里。于是，我们在《播火记》中，看到这位英雄，手舞大铡刀，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神采飞扬的场景。如果他手里拿着的还是那把小刀儿，那就像一员大将骑着小毛驴儿，不仅瞧着不顺眼，还会令人感到诧异。”在《红旗谱》中，有许多这样读了令人叫绝的极有个性特征的情节或细节，显现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精巧，而这其中，也无不渗透着萧也牧在编辑加工时所付出的高度的智慧与辛劳。因此，或可以说，《红旗谱》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萧也牧小说一贯的艺术追求和写作风格。书稿编就发排后，萧也牧曾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他很失望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啊！算了吧，干脆咱们直接出书。”于是，他就要求出版部门想方设法打扮《红旗谱》，给它出大开本、黄胄的插图本、精装本，乃至送到莱比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的道林纸特藏本。连第一版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是出自萧也牧的手笔。这就表明，假如不是有他这样一位殚精竭虑、认真细致的责任编辑，《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未必会如此伟大，在文学出版史上的地位也未必会如此崇高！正如江晓天在《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一文中所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萧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有切身的感受。”
萧也牧曾说过：“编辑是作家的朋友，同时是作家的学生也是老师。他要真正能够对作家有所帮助。他应该是个高明的艺术品的鉴赏家。他应该是伯乐。他为人民发现一个作家，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发现一个矿藏。‘编辑是高级的创作’……他要善于根据创作劳动的特点来进行编辑工作。”《红旗谱》的成功实践，足以证明，他就是这样一个从事“高级的创作”的编辑楷模。
《红旗谱》在1957年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应该是作者和编者都感到分外高兴的事，相互间的情谊也无疑会因合作的成功而变得更加亲密与深厚。然而，事与愿违，当萧也牧随后登门取《红旗谱》的第二部《北方的风暴》（后改名《播火记》）的原稿时，梁斌却没有答应。回社后，萧也牧又给梁斌打电话。黄伊在《〈红旗谱〉失而复得》一文中写道：“萧也牧本名吴小武，他打电话给梁斌时自报家门：‘我是吴小武……’作家听说是他，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河北人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你呀……’瓜搭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作家一怒之下，不但收回《红旗谱》的版权，而且将该书的续集《播火记》，也统统转交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了。”那么，究竟是为何事，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稿费！梁斌在《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提到1956年春那次萧也牧去保定签出版合同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述：“他拍拍我的肩，说：‘梁斌同志，了不起呀！我们的大作家！’立刻从皮包里掏出合同，叫我签字，我根据他的意见签了字。千字十八元，三万册一个定额是他自己填的。送走了客人，走回我的小屋坐下来，平了平气，这时我感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千字十八元的稿费标准低吗？不低。据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的记载，“《红旗谱》出书，给了四万元稿费，交帼英（即梁斌夫人———笔者注）保存。七个子女，自此生活有了保证。”在五六十年代，物价水平很低，一般国家干部的月薪不足百元，《红旗谱》首印就得四万元稿费，这在当年，就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怎能说萧也牧没有为梁斌“两肋插刀”呢？再说了，萧也牧为《红旗谱》付出了那么多才智和辛劳，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回报和奖赏啊！
《红旗谱》的版权丢了，作为编室主任的江晓天当然于心不甘。他想让张羽去挽回颓局，未想到张羽打电话给梁斌，梁斌的家人一听是他打来的，就问坐在一旁的梁斌接不接。电话里传来一句气话：“不接！”梁斌不接张羽的电话，江晓天决定再换马，派黄伊专程赴天津看望梁斌。梁斌一见黄伊登门，就知道中青社是要收回《红旗谱》的版权，便说百花社不但重印了《红旗谱》，连《播火记》也排出来了，他们肯还给你们吗？黄伊说，只要你同意将《红旗谱》和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交还中青社，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黄伊离开梁斌家就直奔百花社社长林呐家拜访。林呐很大度，当即同意将《红旗谱》的版权还给中青社，同时，他好人做到底，将正在排印的《播火记》一并转让。于是黄伊就成了《红旗谱》再版和《播火记》及第三部《烽烟图》的责编。江晓天在世时曾对我说，黄伊是一个热心为作家服务的好编辑，腿脚勤快，组稿能力特别强，但是，文学功底和对稿件的修改加工能力比萧也牧要逊色得多。我明白了：《播火记》、《烽烟图》出版后之所以远不如《红旗谱》的反响大，就是因为作为责编的黄伊不能像萧也牧那样，“善于根据创作劳动的特点来进行编辑工作”，使作品的艺术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成为里程碑式的传世之作……
电影《红旗谱》男主角朱老忠
萧也牧题写的《红旗谱》初版精装本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