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正午，散步时追寻阳光，恰好走到小区“健身园”，那里只有四张乒乓球桌，天冷没人来。三面有墙，好避风，我信步走到北墙下，背朝远远直射来的阳光，想起这是因张中行老先生写“负暄”三记而复活的“负暄”一词的境界了。
我面壁做了几个舒展的动作，抬头望见短墙上的天空，蓝得干干净净，连着几天三四级风，好像暂时把大大小小的可吸入颗粒物都刮跑了。我又自觉地深深呼吸了几口冷冽的空气。这时发现短墙外露出两棵叶子落尽的枯树，啊：北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还有一棵也是……是什么树呢？“因为平时不注意，所以我也说不出。”（鲁迅曾回答某杂志关于“青年必读书”之问，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叶子，就更辨不清了。
我们这块荒地，多的是榆树，反正不是枣树。不像鲁迅先生在1924年9月某一天夜里，秋夜，坐在他宫门口小院北房“后出厦”那有名的“老虎尾巴”，从后窗望出去——“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枣树。
中国七八十年来的几代人，都在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语文）课本上读过鲁迅这篇《秋夜》。多半还背诵过，不管是不是情愿。这样就都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两株枣树了。
这两株枣树不是虚构的。我有一个老学长可作见证人。张文颖童年时，30年代吧，家住在鲁迅旧居的西隔壁，他说，当年鲁迅家墙外的枣树，不止两棵，而是四棵，但东边的一棵早死了，只剩三棵，最西边的一棵，被房子挡住，鲁迅先生看不到，鲁迅先生看到的就是两株——枣树。
鲁迅注意到，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只剩下打枣的竿子留在树皮上的伤痕，这是如实的记述，还是别有寄托的感同深受呢？
那打枣的孩子里没有我的同学张文颖，他成为鲁迅家的西邻时，鲁迅早已南下了。他也在1948年离开古城，到更辽阔的地方去了。几十年后，他在《谈往说今录》里忆起这些细节时，告诉我们，鲁迅凝视过的两棵枣树，连同他没看到的那一棵，今天也都看不见了。什么时候消失的，他没说。
但他能够见证他1948年离开北平时枣树还是存活着的。而那两棵枣树，也应该见证过当年有一位名叫何海生的青年读者，曾经通过报纸发起募捐，以帮助手头拮据生活困顿的鲁迅夫人朱安。再过了两三年，我在1951年初次造访鲁迅故居，记得也曾特意向后园墙外张望过那儿的枣树。
后来的老师和同学们总爱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干脆说“墙外有两棵枣树”，却偏说“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么多年下来，应该也有不止一个答案了吧。
但我今天面对着我眼前的北墙外的两棵树——不在秋夜而在冬天的中午，不是枣树而是叫不出名字的树，——我忽然明白，鲁迅笔下的秋夜一境中，为什么是枣树了。
当然，因为鲁迅确实看到的是两棵枣树，若不是两棵枣树，他也许未必写出这篇《秋夜》来。
若不是枣树，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他看到的，简直落尽了叶子的枣树，尽管“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目夹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当天空和月亮都要遁去时，鲁迅几乎是重复地说，“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鲁迅是全身心地寄情于秋夜枣树那枯瘦的枝干，神往于它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凡是见过落叶后的枣树的，回想起来，当会认为鲁迅这样的描绘是十分逼真又传神的。这样的枣树也许只宜由刀具通过木刻版画来表现。
换了别样的树，换了别样的季节和时间，比如我现在面对的，也是短墙外的两棵枯树，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为什么是枣树？只能是枣树，更只能是鲁迅眼中和心中的枣树。
（题图：成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