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照

　　2011长隆比基尼小姐总决赛上，11号选手“想成为郭美美”的言论让人张口结舌。“大名人”郭美美何以能引来羡慕的眼光？

　　一般日常中文的用法中，“名人”就是“名人”，不像英文里明确地分出两种不同的“名声”，一个famous或一个notorious的人。并不是因为传统上中国人不分辨好名声和坏名声，恰好相反，那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概念，认定名声就只能是好名声，坏人哪能成为“名人”呢！

　　但这样的语言习惯，在现代情境下，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情况——只认是否有名气，不再去辨识出名的理由是什么，说得直白些，好名声和坏名声反正都是名声，好像也就都一样了。

　　一个人为什么会“出名”？根本理由：他做了，或有本事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西方语言的习惯本身寓含了一层判断，要形容这个人有名，你得先辨别他干的特别的事，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做了别人做不了的好事，所以变得famous；还是因为做了别人做不了、不敢做、不屑做的坏事，所以变得notorious。这样的内在分辨，很自然连带着价值上的提醒──不应该以同样方式对待好名声的名人和坏名声的名人。

　　挪威发生疯狂杀人的震撼事件，犯案凶手写了长达1600页的“宣言”，里面充满了种种歧视偏见。这么大的新闻，媒体当然得大报特报，然而很快地，西方主流媒体出现了检讨质疑的意见：应该这样处理凶手的歧视偏见吗？这样岂不意味着凶手布雷维克借着邪恶的手段，竟然能够换来注意，恣意宣扬他的理念，从他的恶念恶行中获得庞大好处？让恶行换来好处，对吗？

　　这里面有一种最根本的正义感，一种对于善恶的基本分辨。虽然西方媒体这些年来，愈来愈倾向于将名声“中性化”处理，也出现了不善不恶、可善可恶的流行词celebrity来指称“名人”，但遇到了重要关键大事时，那善恶分野的底线，毕竟还是存在的。

　　相形之下，这种善恶正义底线，在中国就没有那么清楚，还正在进一步模糊化。过去，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着官方标准答案，不见得符合一般人的看法，这中间就产生了模糊地带。现代传媒兴起，一般人的不同看法有了较多可以表达的机会，这个人说好的，很可能那个人痛骂，就更增了模糊的程度。进而，会变成最有名的大名人，通常就既不是大家公认的好人，也不是大家公认的坏人，而是那种有人说好有人痛骂的争议人物。

　　换句话说，反而只有分不清究竟famous或notorious的人，才成为大名人。传媒时代，名声可以直接换来庞大利益，因而有争议、惹起争议的人，成了社会上的大获益者，引来各方羡慕的眼光。如此一来，社会上的善恶判准就更模糊了！

　　“名人”是个社会现象，而且正在转化为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社会上不能只有一套僵化、固定的善恶标准，但社会上也不能完全没有可供大家评断善恶的基本正义原则。好名声的名人，和坏名声的名人，应该还是要有不同的对待态度，不能全都混为一谈吧！

　　（作者为台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