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谈1年1部短篇小说集称野路子写法走不远 _八面来风_教育视野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文体，是最吃力不讨好的，那就是短篇小说创作。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像在果壳上作画、雕刻，考验着写作者的功力。同时，在出版潮流、阅读潮流上，短篇小说不像长篇小说那样容易出版成书，即使集结成书，也很难进入畅销的序列。在出版界，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诗歌和短篇小说集是两大出版“毒药”。

　　但在当今中国，却有一位作家，专攻短篇小说创作，而且起步很晚，从2009年开始。2009年，他已经40岁。短短三年时间里，他以每年一部短篇小说集的速度推出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四本书。《栖》于今年5月推出。知名评论家、作家李敬泽、格非、北村等人纷纷撰文推介他的新书，并用“鬼才”、“黑马”、“21世纪的先锋派”等一些词汇形容他的短篇小说诡异多变、复杂丰富的艺术风格。

　　这个作家叫蒋一谈。他的基本简历是，1969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创立读图时代出版公司，既是小说家，又是成功的出版人。上周六，蒋一谈来到深圳物质生活书吧分享新作创作，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从2009年开始，你说你每年要出版一部以人物作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比如2009年的《伊斯特伍德的雕像》、2010年的《鲁迅的胡子》、2011年的《赫本啊赫本》，今年怎么“变卦”了，出了一个《栖》？

　　蒋一谈：写作是一个寻找变化并努力创新的过程。这个时代，靠几篇短篇小说成名然后就可以享用这种文学功名的机遇已经消失，现在的短篇小说写作道路几乎只有一条：作品数量和质量须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之前三本小说集都是碎片式的，《栖》是我的第一本主题短篇小说集。但以人物作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并没有放弃，接下来会有“孙悟空”、“孔子”等。

　　记者：《栖》收录的8篇短篇小说，都是一个主题：女性与都市。你写了剩女，写了单亲妈妈，写了女博士，写她们在都市生活里的精神渴望和压抑，当然还有困惑和左奔右突。是怎么一个灵感，让你想到集中写一个女性主题的小说集？

　　蒋一谈：人生是机缘碎片的组合，国家是家庭碎片的组合。这几年，我对中国家庭疼痛和迷惑的故事有很多关注，我想写家庭里的人，储备了不少这样的构思。

　　灵感首先来自“栖”字。这是个古老的汉字，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是xi，组成词语“栖遑”或成语“栖栖遑遑”，形容一个人的彷徨不定；此外还有一个读音qi，和棲同义，形容一个女人寻找并找到了身心的依靠。这个词让我感受到，现在的中国人其实都在迷惑和寻找之中，寻找的前提是反思自身。我今年四十多岁，人生经历告诉我，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承受着更多的情感和心理折磨，女性天生敏感，而当下中国社会又不能为中国女人提供疗伤的愿望和机会。曾看过一个数据，中国现在有一亿一千多万精神疾病患者。

　　记者：男作家写女性，对想象力是挑战，这种写作无疑也是有难度的。处理不好，会有两种极端，模式化或者过度夸张。你如何解决？

　　蒋一谈：我觉得写好女性尤其是写好城市女性的内心，最需要安静的写作心态和细致的感受能力，而忘掉自我才有可能进入他人。写这本小说集，我知道有难度，但我并没有心理负担，我没有什么文学资本，虽然已经出版几本小说集，我还是一个赤条条的理想主义写作者，我知道我会遇见该遇见、能遇见的读者。有读者说读那篇作品时哭了，因为写这篇作品时我也流过眼泪，也有读者说读完这篇作品内心特别纠结，其实我们都在经历过同样的心情。

　　记者：读完《栖》，再比较你之前的小说集，尤其是《鲁迅的胡子》，我的个人感觉是，《栖》的故事性弱于之前的小说。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否准确。为何要淡化小说故事性？

　　蒋一谈：你的感觉非常准。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文学作品，有太多的故事。开始写的时候，我想更多地捕捉城市女人内心。故事不可缺，但对我而言，讲故事的方法和进入点、展开点、节奏点极其重要。对现代短篇小说写作而言，能让读者阅读完毕、参与到故事里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又认为，在构思独到且有说服力的前提下，应该边写边中断，插入看似不怎么重要又是叙事细节的内容。经常听人说，我有一个好故事，可我现在觉得，怎样写才更重要。

　　记者：撇开你的新书，我们聊点短篇小说的事。你专攻短篇小说，大家会觉得既惊奇又佩服。因为，在中国，因为出版和市场原因，没有几个作家倾全身之力写短篇小说，都是以长篇小说为主，然后兼顾中短篇小说。现在出版社为何不愿意出版短篇小说集，现在的读者为何不愿意读短篇小说？这里原因很多，我想，主观方面，有“快餐阅读”的风气使然，客观方面，一定也有我们的短篇小说的问题。

　　蒋一谈：你的分析很中肯。我们的短篇小说到底怎么啦？这个话题既简单又复杂。世界、国家在改变，文学自然也会发生变异。确实，短篇小说在中国有悠久的存在史，只是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发展时间还是太短。我们现在的短篇小说整体写作与世界短篇小说的发展有了明显的距离。这个差距跟教育有关。中国大学里面没有写作课程的专业设置，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只能自寻老师。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很热门的作家，他们的语言都不是很精准，完全是一股野路子写法，他们到底能走多远，是个未知数，因为他们的写作凭借的是个人经验，而不是扎实的文学训练。我觉得文学的笔法、想象力都是可以培养、教育、训练出来的。文学比的是耐心、耐力，训练有素的笔法、创意、想象力必不可少，但恰好，很多作家、作品就缺少这一点。

《赫本啊赫本》：蒋一谈用短篇小说集直接面对读者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我觉得《赫本啊赫本》对于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出版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文学出版很少出小说集，我们现在的文学出版基本上莫名其妙地有一种长篇崇拜，就跟GDP崇拜一样，认为字多就好，体积大就好，在文学上长篇小说就好。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短篇小说面对着非常困难的处境，除了我们文学杂志，其他在出版领域里，基本上短篇小说没有什么生存的余地。美国和欧洲，短篇小说基本上还有一个余地，而且他们出版的习惯和方式常常也是短篇小说集，而且也能够引起广泛反响。

我看很多作家，2011年写不清楚，就只好写1911年了或者只好写1921年，1931年。我倒是觉得蒋一谈敢写2011年，2011年人的痛苦，他的左右为难，我们可以在小说里读到，我觉得这就值得了。某种程度上讲，从《鲁迅的胡子》开始，蒋一谈在中国是在做一件孤本，在蒋一谈之前，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是完全靠直接写短篇小说集，出版一个一个的短篇小说集来直接面对读者的。蒋一谈在写作和出版上都完成了一个欧美作家能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