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小说《上边》得了鲁奖,应该算是王祥夫小说中的名篇,那么这篇小说出色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哪儿?
论写作主题,无外乎亲情,就主题本身没什么特异。但是一个同样的主题,能在大家惯常的感受中,能有多么深的体验,并把这种体验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要看一个作家的生活储备和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写作的功力。如果从主题的角度来谈的话,我认为这篇小说是一篇情感体验小说,就是朴实无华的爱到底能在人心上留下多深的印痕。小说写了一对夫妇对没有血缘的养子的爱,这种爱在淳朴的农民心里非常干净,毫无功利色彩。“上边”这么个地方已经被大多数人抛弃了,刘子瑞夫妇没有搬走。没有搬走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养子之间的淳朴之爱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根了,他们的爱让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有了生命,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作家的深刻之处就是感受到这种爱的存在,所以小说放手写“上边”的刘家的里里外外,作家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细节虽然密密麻麻的铺排而来,但是并没有给人臃肿滞涩之感,因为作家的心和刘子瑞夫妇的心已经打通,他感受并捕捉到每个细节中那种温暖迷人的爱的气息,不但人与人之间,就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那种饱含温情的爱都活泛起来了,所以读这样的细节,仿佛是在听一首温柔的乐曲,每一个细节恰如一个个饱满的音符,是那么深情而动人的直入人心。从院子里的鸡、狗,到地里的玉米、高粱,让人深刻体验到爱的色泽和亮度。所以这个时候的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已经是没有技巧可言了,因为任何人为的技巧都会破坏这个环境与人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作家已经找到了这个整体的内在脉络,对于他的写作而言,恰如庖丁解牛一样,以无厚的刀刃入于有间的生活纹理,自然写来,即成艺术佳品。
在这儿我愿意多谈一点这种写作的可贵之处。这种在深度体验当中完成的小说,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小说的写作已经脱离了在事件的简单叙述上的肤浅滑动。我相信王祥夫小说不是追求思想的深刻,他是希望在一个人物,或一种生活状态中把那种关乎人心的微妙表达出来,因此,事件和情节在这篇小说中降低到最低层次了,而人物与场景中那种微妙的情感、每一物象在人心中的位置以及感觉是小说要表达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小说在顽强的维护一种文学信念:文学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肥皂剧的情节缠绕,而是一种经验的交流,一种只可心会难以言传的心理共鸣。这种写作在现代社会尤其可贵。因为技术化的社会分工,以及没有生命温度的信息爆炸,已经严重窒息了心灵的丰富性与可交流性。换句话说,当社会在技术进步的主导思维的控制下,文学的使命也许不再是简单的思想启蒙,而是一种情感启蒙,这种情感启蒙就是把僵化的人心,重新用文学的力量激活,或者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性。
所以“上边”这个短篇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我们用文学的方式,能否把温情留住,能否把被物欲折磨的死去活来的人心重新复活,这也许依然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吧。
在我们为这篇小说叫好的同时,我愿意提醒一下,我们不可过多的沉溺于这种感动人心的温情中,因为善良的温情往往会把残酷而复杂的现实遮蔽。其实就“上边”整个的情感基调以及叙述语调来说,可以看出从作家内心深处来讲,他也意识到这种亲情的脆弱与无力。就“上边”的情感内涵来看,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对农业文明时代那种生存场景的凭吊和怀念,而对于现实和未来带着一种恐惧或拒斥的态度,那么这样一种情感的存在根基显然是不深的,起码缺乏置身现实中的探索和思考精神。当然我在前面说过,王祥夫小说追求的不是思想的深刻,而是深厚的情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短篇小说依然没有完成现代的转化。小说这一在文艺复兴之后在理性启蒙精神启发下兴起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小说的叙述语法规则是和理性的思考和探索相联系的,而在中国,小说的这一品格很容易在中国这样一具有强大抒情文学传统的国度发生变异,所谓诗化小说和散文化小说的兴起,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那么我们如何把西方这一带有理性精神品格的艺术形式——小说——和中国本有的文学传统很好的融合起来,完成小说艺术形式的现代转化,我认为依然是我们要探索的一个艺术课题。
寂寞的生活,沉重的母爱——读王祥夫小说《上边》札记(2011-12-18 19:32:21)

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王祥夫先生的作品我读的不多,但每读一篇,都令我再三回味,思绪万千。今天,有幸读了他的《上边》,那种感觉更加强烈。匆忙之中,把自己读后的心得简略地记在下边。
小说的题目是“上边”,是个小山村的名字,或许“因为它在山上”而得名。也许交通不便,也许有些落后,不管怎么说,尽管“上边真是个好地方”,但绝大多数人家都搬到下边去了,只剩下刘子瑞和他的女人还住在上边。由此看来,所谓的“上边”,只不过是一对老年夫妇固守的一个破败的空落落的山村。纵观小说,很大的篇幅是在不厌其烦地描绘刘子瑞女人对儿子那种近乎极端的母爱,但作家却不以母亲或是母爱为题,而是偏偏选择了上边,这其中是不是另有深意?细思之,上边看上去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却有着宽泛的内涵:寂寞、孤独、贫穷、衰老、无奈、期望,等等,由此看来,上边是一个寓意很深的词汇,小说选此作题目,的确不无道理。
这篇小说的结构也颇耐人寻味,作家好象先要给故事中的人物布置一个舞台,因而从村里房屋、街道、院落,再到牲口、狗、鸡、庄稼,还有刘子瑞一家的生活情况,有滋有味,细细道来,简直就像是一幕话剧的开场白。接着,作家便让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的刘拴柱出场,他一出场就忙着干活。三天左右的工夫,重点给家里的房子上了一层泥。而在上泥的过程中,刘子瑞女人对儿子的爱则表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儿子却显得很不耐烦:“刘子瑞的女人站在那里,心痛地看着儿子。她忽然冲进屋去,手和脚都是急慌慌的样子,她去给儿子涮了一条毛巾,儿子却说现在干活儿呢,擦什么擦?儿子把一勺泥,一下子,甩到房顶上去了。给,给,刘子瑞女人要把手巾递给儿子。不擦不擦。儿子说,又把一勺泥,一下子,甩到房顶上去了。要不就喝口水?刘子瑞女人说。不喝不喝。儿子说,声音好像有些不满,又好像是不这样说话就不像是她的儿子。仔细想想,当儿子的都是这种口气,客气是对外人的,客气有时候便是一种距离。刘子瑞女人的心里呢,是欢快的,人好像也一下子年轻了。”儿子快要走的时候,刘子瑞女人的心情简直到了快要失常的地步:“她慌慌张张去了东屋,去了东屋,又忘了自己要做什么。站了一下,又去了院子里,儿子穿回来的衣服她都给洗了一过,都干了。她把衣服取了下来,放在鼻子下闻闻,是儿子的味儿。儿子穿回来的那双球鞋,她也已经给洗了一过,放在窗台上,也已经干了。她把鞋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是儿子的味儿。还有那双白袜子,她也洗过了,她把它从晾衣服绳上取了下来,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是儿子的味儿。儿子的味道让她有说不出的难过。她把儿子的衣服和袜子闻了又闻。”儿子走了,她失落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她忽然看到了儿子临走前留下的湿湿翘翘的尿迹,便“把手边的一个盆子拖过来,把那地方牢牢盖住了,又哭起来了。”看似冷峻的叙述里,却流淌着浓烈的爱之河流。
更值得学习的是小说的语言:纯朴、简洁、优美,但又不乏幽默,是那种植根于民间语言之上,而且进行了艺术加工的语言,灵气活现,生活味十足。如:“刘子瑞的女人就一遍遍地把鸡从房顶上骂下来,那鸡竟也懂,她在那里一骂,鸡就飞到了墙头上,好像是,懂得害羞了,小冠子那个红,一抖一抖的。但鸡是没有上过学的,不懂得什么是纪律,过一会儿就又飞到了房顶上。”类似的语言在小说中比皆是。这样的小说题材,只有配上这样的语言,才能做到尽善尽美。
前些年,许多搞乡土文学的所谓作家,专于挖掘村里落后愚昧甚至荒诞的一面,写成小说,读了只会让人反胃。而祥夫先生的作品并不回避村里的贫穷落后,而是在贫穷落后里着意表现出人们博大无比的真情。如果说文学令人感动的话,这篇作品便是明证:刘拴柱本来是刘子瑞家收留的孩子。“生的不如养的亲”,刘子瑞老两口对刘拴柱的感情当然没的说,而刘拴柱呢,他虽然在省城工作,但心里一准儿挂念着老家年迈的父母,不然,怎么大老远回来,一回家,话都顾不上说一句,就忙着干活呢?而一做完活计,便匆匆而去,一方面说明他很忙,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回家就是为了解除父母的困难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一切尽在不言中。刘拴柱的拳拳孝心,固然让人感动,但刘子瑞、尤其是刘子瑞女儿的爱子之情更是催人泪下。
是啊,上边的物质生活是贫困的,但两位老人的感情生活却是富有的。显明的对比,似乎告诉我们什么。
变迁之痛的温婉言说
——王祥夫近期小说研究
邵 明
摘 要:王祥夫近期小说创作在考察转型期诸种社会问题的内在逻辑、审视文化变迁中的价值冲突、探勘变革时代的人性真实之际,往往本着极具包容性的主体立场,以温婉的笔调意蕴悠远地言说现实,并因此具备时代“书记官”的可贵意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 现代性 主体立场
原载:《名作欣赏》学术研究版2008年第6期
王祥夫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注意,①诚然,社会变迁的全面展开及其多维意义的深刻展示,必为关注现实的作家更透彻地把握时代提供诸多触手可及的经验材料,不过,作家自身思想与艺术的圆熟融通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王祥夫近期小说创作在延续其1990年代现实主义转向以来关注底层的基本叙事立场的同时,书写领域日渐扩展,笔触广涉城乡各类群体,而创作早期作家主体意识之于社会、文化、人性之阴影部分迹近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已日渐被置入更为深沉阔大的精神背景之中。惟其如此,那些来自于变迁时代的种种或显或隐的伤痛才能获致精微地体察与旷达地叙述,从而使得作品意蕴悠远、笔致温婉。
一、社会问题
王祥夫说过:“我近年来的小说和我许多朋友近年来的小说只是一种‘问题小说’。我对‘问题小说’始终保持着一份崇敬。因为,有些人都没有谈问题的勇气。怀疑、问题、质问,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的必要前提。”② 这一点自非虚言,只需稍加浏览王祥夫的作品,便可发现作家对于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社会话语空间的大大小小的焦点性问题异乎寻常的敏感:贫富分化(《玻璃保姆》)、矿难(《找啊找》)、失地农民(《五张犁》)、农民工工资拖欠(《一丝不挂》)、土地承包纠纷(《愤怒的苹果》)、“空巢老人”(《浜下》)、家庭暴力(《尖叫》),甚而至于亲子鉴定导致的家庭危机(《伤害》)、男性功能障碍(《朋友》)、女性瘦身美体(《减肥》)等等,恰如变迁时代社会奇观的浮世之绘。
这一脉关注社会问题的笔法,自然深植于王祥夫所在地域(山西)的文学传统之中。不过,在赵树理以及“山药蛋派”作家那里,“问题”始终是创作的起点与旨归,一切被组织入叙事的材料均无超出言说具体“问题”的额外意义。进而,彼时简洁纯粹的社会阶级关系状况以及作家主体强大的意识形态信念与激情,使得赵树理们总能自信地以“敌/我”、“落后/进步”的框架发现、界定、理解、透视“问题”,并终而能够依托既有的社会体制解决“问题”,所以,混进村公所的阶级敌人金旺、兴旺兄弟最终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并且“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而赫赫有名的“吃不饱”和“小腿疼”也终于在村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转变了落后观念(赵树理《锻炼锻炼》),等等。
随着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启动和大规模展开,王祥夫这一代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建基于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之上。既然国家政策话语已经采用“摸着石头过河”③的表述指陈凭借固定的教条框定世界的理论与实践之为虚妄,那么,作家若依然执着于意识形态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却又如何能够切近复杂现实的繁复意义?况且,即便在当年,叙事之中对于问题的完满解决最终亦不能映照、规范现实,否则,何以酿出如许一杯杯历史苦酒?正因为渐渐谙熟此间三味,所以,王祥夫当前以具体社会问题为叙事起点的作品,在保持对于社会公正缺失状况基本批判立场的同时,每每能以冷静地笔调透视社会逻辑的更深层次,从而显得劲气内敛、情怀宽阔。
不可否认,在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剧烈的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对此毫无理论与道德准备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考验。尽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化改革之初的社会动员话语,但是,基于阶级论的意识形态却无法发展出正面的“富人伦理”,于是,当富人摆脱“剥削者”身份原罪的诅咒时,却难以获得建构生命意义的体系性价值并以此自我塑造。进而,若某类群体财富的积累并非通过合法渠道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贫富分化就已不再是市场经济“效率优先”的运作原则所导致的竞争性后果,却令人触目地彰显着社会公正的缺失并因而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意义。《玻璃保姆》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小说叙述了两位私营煤矿老板斗富的故事。矿主张老板从英国买回一条白底蓝斑点的狗,“张老板家的斑点有个很奇怪的名字——玻璃。”以“玻璃”为狗命名有何特殊的意义?对此,作者只是冷淡而简单地补充:“是张老板的女儿给取的”,作者显然无意于将命名追溯至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从而形成传统叙事中涉及命名时惯常使用的语式:“……从那以后,人们就叫它……”云云,此种处理方式恰恰表明命名之毫无意义,便如张老板一家的全部富贵生活。正因为有此匠心,叙事方才刻意细描张老板的女人日复一日毫无目的地逗弄“玻璃”,以及张老板与另一位私营矿主周老板主旨不明、全无见地的聊天的情景,并以人物声音与叙事声音的重合考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真是无聊!”,颇能令人感同身受。
既然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炫富斗富便成为张老板、周老板生活的重心。毛色怪异、出身“高贵”的“玻璃”自然是张老板夸耀富贵的凭籍:“因为少见,所以主人遛狗的时候就十分的显摆,一是遛的时间长,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好像是,要到处走到,好像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而周老板也不甘下风,费尽周章,终于从英国买回了一条蓝底白斑毛色更为诡异的狗,从而导致两家攀比的白热化。随后,张老板别出心裁地以月薪四千的条件雇了从农业大学毕业的漂亮姑娘小麦充当“玻璃”的保姆,并特制了几套人狗搭配的衣服:“狗被小麦用皮链子牵着,人们要笑了,因为张老板的玻璃穿的狗服和小麦很一致。”不过,张老板独领风骚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周老板便以月薪八千的高价雇了一位俄罗斯姑娘担任狗保姆。在作品的结尾,张老板辞退了小麦,并放出话来,言道照顾他家从英国远道而来的斑点狗,“最好还是请一个英国人来。”
若说攀比狗的毛色还只是“暴发户”浅薄心理无伤大雅的流露,那么,让人穿上与狗服同色同纹的衣服,则是通过肆意践踏他人人格的方式以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并使得贫富分化成为一个刺目的问题。进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私营煤矿、黑煤矿矿难频仍,早已成为各级政府整治的重点,当前文学创作也不乏反映相关内容的作品。相较之下,《玻璃保姆》的独特性在于并未采用新闻直击的笔法讲述一个矿难故事以收耸动视听的效果,(就此而言,虚构的文学叙事能比得上写实的新闻报道吗?)而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张老板、周老板们”对于人性尊严的漠视,虽无血肉淋漓的矿难场面,可是其着意深刻之处,颇能超过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
不过,更重要的是,叙事者并未将“狗保姆”闹剧发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张老板们个体道德品质的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麦不也心甘情愿地担任“狗保姆”吗?再联系到上文分析的叙事对于富人生活“无聊”状况的细描,不禁令人体悟因缺乏适合于转型社会的核心价值以支撑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所以才导致种种光怪陆离的世相,正因为具有这一层情怀,方才凸显叙事境界的悲悯与博大,这也是王祥夫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问题的基本姿态,可证之以前文所列的诸多作品,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化变迁
王祥夫作品中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所勾摹的世相百态,其实大都围绕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变迁内核。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踏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由之路”,不过,这一过程直到1980年代市场经济启动并逐渐完成对于中国社会的重组以来,方才摆脱以往每每趔趄踉跄、欲进还退之势而得以迅猛地推进。毫无疑问,以现代性价值革除传统之弊并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具有无可怀疑的历史意义,可是与此同时,传统自有值得深刻眷恋的超越性价值,而现代社会所致的人性异化状况也是无法漠视的真实,由此,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便因内蕴复杂而成为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历史主体聚讼不已的焦点。以中国社会为例,晚清时期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颉颃,北洋时期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争,当代则有“新启蒙主义”与海外“新儒学”的辩驳,等等。
就王祥夫对于这一交织着希望与伤痛的文化变迁过程的处理而言,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并未如同文化论争史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惯常所作的那样,坚执于某一特定的主体立场并态度激烈地“党同伐异”。在王祥夫的作品中,肯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层之弊是叙事的价值前提,但同时作者亦不讳言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并对因传统之逝而生成的民族性的文化乡愁情绪予以深刻地同情和深入地表达,从而体现出宽和包容的文化态度,正是这一态度使得叙事能够“说出”文化变迁的全部复杂性。
尽管王祥夫的大多数小说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均可通过或多或少的逻辑推论环节而至于文化变迁的讨论,不过,《上边》和《流言》是关于此一变迁更为的直接言说,因而值得重点分析。
短篇小说《上边》因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而颇负盛名。小说情节比较简单:“上边”是已被废弃的村庄,村民们早已移居“下边”,唯有刘子瑞老夫妇二人仍然独门独户留居“上边”,在近乎凝滞的寂寞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村生活,想念着他们远在太原工作的养子刘栓柱。从情节层面来看,小说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怅惘的亲情故事,作者细腻的笔法使得刘子瑞女人对于养子血肉连心之爱异常动人。
透过小说的表层情节进入其象征层面并不困难:老夫妇寂寞地守在正日渐成为历史陈迹的村庄,这一意象正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将消逝的历史命运的寓言。养子的名字也耐人寻味:“这孩子叫什么?叫刘拴柱,意思全在名字里了,是刘子瑞和他女人的意思。”可是,正如现代化进程无以阻挡一样,乡土生活终究“拴不住”子一代的命运,刘拴柱现在已经成了“能干的城里人”。这一过程自然令人叹惋低回——刘子瑞女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深厚浓醇的人伦之爱,正是传统价值中令人心醉神迷的部分,而气氛静谧、岁月悠闲的“上边”无疑也反衬现代城市、现代生活的喧嚣紧张之于人性的压力,所以有论者称《上边》是现代人的“精神桃花源”,④那么“失乐园”的历史境遇便不免令人黯然伤神。指出这一点自然非常必要,但是,若仅止于此显然也是不够的,因为作品还包含此类内容:“这孩子也真是争气,上学念书都好。在上边村住,要念书就要到下边去,多少个日子,树叶子一样,原是算不清的,刘子瑞的女人总是背了这个拴柱往下边村送,刘子瑞的女人偏又是小脚,背着孩子,那路怎么好走?”刘子瑞的女人这一番苦心所为何事?其实,让儿子成为“能干的城里人”,跳出农门之苦,岂非刘子瑞女人乃至于所有含辛茹苦供养孩子求学的乡村母亲令人感佩的宏愿?那么,对于现代的渴望不是天然合理吗?在小说的结尾之处,拴柱的同学黄泉瑞安慰思念儿子的刘子瑞女人:“城里就是比乡下好,过几年拴柱要把婶子接到城里去住。”这一句话,岂非叙事主体借助人物之口所表达的对于现代生活的肯定、对于美好的现代前景满怀信心的憧憬吗?
若说《上边》仅仅涉及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正面向度,那么,《流言》的价值表述则远为复杂。
小说以女主人公桃花的现代渴望作为叙事的起点:她嫁到刘家甸子,是因为“刘家甸子紧傍着城市,”“她喜欢城市,尤其是喜欢城市夜里的灯光。她常常站在村子里往城里的方向看,看那边的灯光。”城市当然是现代化最为耀眼的物质和精神表征,一个乡下女人在乡村无边的暗夜中眺望城市的华彩,这一意象蕴含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进而,为了“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城里人”,她用市政府支付到户的城市扩建征地款买了一辆夏利车在城市里跑出租,她的丈夫天生则买了一辆“蹦蹦蹦”,“专门干起了往城里送菜的买卖。”正是城市提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告别辛勤的农耕劳作,以现代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
然而,来自于“现代”的伤害令人猝不及防:一个年轻人上了桃花的车,亲亲热热地喊着姐姐,口齿伶俐地讲着各种笑话,还拿出一个橘子让桃花品尝,于是桃花毫无戒心地按照他的要求将车开往郊外,在四顾无人的旷野之中,年轻人奸污桃花三次,一刀割开桃花的颈项,然后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显然,刚刚进城的桃花依然按照乡土世界传统, 人际关系原则处理城市生活中的交往,其天真淳朴的情态自然能够引发阅读意识对于传统人伦的悠悠怀想,可是,这一处世姿态与现代城市生活无法接榫之处在所难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桃花险些搭上自己的小命。进而,正是作为现代性核心支点的市场经济对于个体利益冲动的强烈召唤,才导致欲望之兽呼啸出笼,让每一个体或多或少地为投身现代的举动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在这里,现代受到了以传统人伦原则为参照的质疑与批判。
因为抢救及时桃花死里逃生,可谓不幸中的大幸,不过更大的伤害恰恰自此开始,只是,这一次伤害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作用。当桃花被歹徒强奸的消息传开之后,尽管桃花是受害人,可是在传统的贞洁观念作用下,丈夫天生还是陷入近乎疯狂的绝望:“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自家女人让别人搞了更丢人的事?” 一旦身体被玷污,她的人格立刻受到怀疑,种种基于桃花是个不正经女人的想象便以流言的形式在四乡八邻传开,并且被作为事实为人们所接受。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天生数次逼迫桃花自杀:“你还不如去死,你不去死,要不就我去死吧!” 桃花因为舍不得两个孩子而不愿意去死,可是天生却真的喝农药自杀了。于文明昌盛的二十一世纪,性侵害还会导致当事主体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足可见传统伦理的强大与狰狞。
可以看到,小说的文化表述始于主人公的现代渴望以及由此推论的对于现代性价值的肯定,继而则依托传统人伦温情反衬现代社会之于人际关系的异化,最后又表达了对于文化传统之弊的严厉批判,由此,《流言》便全面言说了传统与现代的各个价值维度,并生动描绘了多维价值错杂交汇所导致的极端性生活情境,令人深入领略变迁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高度复杂与暧昧。与此同时,充分融会传统与现代正面价值的极具包容性的主体文化立场亦渐次显现,从而能够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
三、人性真实
不论是具体的社会问题,还是宏观的文化变迁,终究须由处于不同主体位置的社会个体所承载,从而铺演出一幕幕人性活剧,文学创作唯有直指这一层面并予以深刻地叙述,方能彰显自身特色与价值,毕竟“文学是人学”。就王祥夫的小说创作而言,透视种种社会、文化变迁情境中人性的深层真实,从细微之处把握时代的感性侧面,正是其拿手好戏,正如有论者所言:“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人的主题,这是王祥夫既聪明又艺术的一个‘绝招’。”⑤下文将结合具体作品阐述王祥夫创作的这一思想向度。
《婚宴》自发表以来颇获好评,小说涉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诸多问题:贫富分化、基层干部令人生疑的财富与权势、封建迷信的复活等等。不过,值得格外指出的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始终着意于刻画上述种种“外部的”问题如何深刻作用于个体内在意识过程,从而完成对于特定境遇中人性状况的清晰展示。
乡间厨师父子常年为远乡十里的乡民做红白之事的席饭,可是,因为家里贫穷,早已到了婚娶之年的儿子却迟迟不能成家。这一事实严重地影响了父子二人的心理,当然更以儿子为甚,特别是当他们承办结婚喜庆宴席之时,心理落差与生理冲动的交织使得儿子每每处于极度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这种刺激在小说重点叙述的一次“婚宴”中达到顶点:此次婚宴的主家有个极为霸气的名字:“武国权”,他是村党支部书记,果然有权:“除了那三个大灶,武家还让人从小学校那边拉了三个门板放在那里做案板,这真是够排场。”寓讥讽于不动声色之中,果然令人叹服。随后,作者以细致乃至于铺张的笔法描述了武家宴席之盛,实乃厨师父子生平仅见。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一位帮忙的妇女居然不知深浅地询问父亲:“娶过媳妇没有?”以至于夜间休息时,儿子愤恚自伤:“球!人家也是个人!咱也是个人!”
尽管如此,儿子尚且能够保持“自尊与矜持”,虽不免有几分“病态”。所以,他依然能以笃定的姿态在锅灶间穿梭,并有意使出浑身解数将炒菜的过程转化为卖弄技艺的表演,以至于“旁边的乡下女人都看呆了,喝出一声好来!”这一声赞叹给个体带来的满足感,或许可以抵消几分失落吧?然而,人性的自我调适能力所实现的脆弱的心理平衡,却在一个更为沉重的事实面前轰然崩溃。因为这是父子二人迄今为止做过的最好的席面,所以,“他们忽然动心要看看新人。”谁知他们挤到人群之前看到的居然是“两个牌位被人们捧了在那里拜天地拜爹娘”,原来,武国权在为他死去四年的儿子办阴婚!“父子俩忽然又面无人色地回到了后边,他们开始慌慌张张收拾他们带来的炒菜家伙”,随后便仓惶而去,连工钱也未及结算。既然是宴席厨师,那么即便是做丧事宴席也应当司空见惯吧?何以得知阴婚真相便如此惶恐呢?毫无疑问,那必是因为眼看别人家可以为死孩子办起如此阔绰的婚宴,而自己家的大活人却因贫穷不能娶亲,果然是“生不如死”啊!父子二人的逃跑正是人性本能的反映:当人们于猝不及防间突然面对最狰狞的人生真相时,往往会转过头去、闭上眼睛。
若说《婚宴》重在描述乡村弱势群体在社会变迁之际所承受的人性压力,那么《五张犁》则将关切的目光投向城郊失地农民的伤痛体验。
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速。城市面积急剧膨胀必然导致大量近郊农民土地被征用,据有关部门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郊失地农民总数量约为6630万。⑥在某些地方,因农民土地被征所获补偿不足而引发失地农民集体上访、诉讼的事件屡见不鲜,已成“三农”问题新焦点。不过,此种一时一地的问题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予以解决,⑦而在大规模农民失地这一事实中,更为值得注意的层面却在于此:失去土地的农民势必根本性地改变世代沿袭的农耕生活方式,被迫习得适合于现代城市要求的新的生存技艺和交往模式,这一千年之变必定在当事主体的生命记忆中铭刻下怆痛的印记,《五张犁》恰恰深刻触及这一意义层面。
“五张犁”是张沟村的庄稼人。既然获得“五张犁”的绰号,自然有着炉火纯青的农事技艺。这也就意味着五张犁曾以超出常人的热情浸淫于土地庄稼、春种秋收,农耕生活方式早已将其个体意识雕刻成型,那么,当巨变来临,张沟村因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早已不存在”的时候,其他村民虽则亦不免于变迁之痛、沧桑之叹,但毕竟可以迅速适应新的生活,“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外出打工的打工”,“不再关心那些原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现在都长了些什么”,可是五张犁却难以如此,他疯了,而且疯癫的症状颇为不同凡响:“这年春天的时候”,五张犁出现在已成为市园林管理处下辖的苗圃上,并令人不解地在跨越三个园林工承包地段的一块长方形地块中劳作。春天,他为花卉施肥、锄草,夏天,他为花卉捉虫、浇水,到了秋天,他竟然拿一把镰刀收割了花卉!此时人们方才发现,五张犁选中的这块土地“早先就是五张犁家承包过的。”原来如此!虽然此时早已没有地埂、标记,可是五张犁心中的印记还需要界标吗?进而,发疯岂不是固守传统的个体坚守文化记忆的极端方式吗?此种方式果然能够令人深切体悟在文化变迁的巨大压力之下人性的脆弱与坚韧。
最后,我们讨论描述进城农民生存状况的短篇小说《狂奔》,这篇小说虽非著名,却委实写出了变迁时代令人唏嘘的人性之伤。
农村人口城市化自然是现代化的重要侧面,但是,进城农民往往因为处于城市劳动分工的低端而必须忍受物质与精神上的极端困境。在《狂奔》中,来自农村的夫妇在城市从事着卑贱的职业:看厕所。一家三口住在男厕与女厕中间十二平米的隔间里,这是何等逼仄的物质和人性空间!?然而,就是此种卑微的生存条件也得来不易:“他们一定有背景,别看是看厕所,也不是人人都能找到这份差事的。”居然郑重其事地启用“背景”一词,自然暗示为争夺这一看厕所的“贱业”,进城农民们曾经展开过何等激烈的竞争。进而,虽然要忍受物质和精神上低人一等的困窘,但是父母毕竟能在与昔日农村艰辛生活的对比中认同今日的城市生活,所以,“父亲说城里的厕所比村子里的好房子还好许多呢”。可是,在城市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儿子如何向自己的同学言说家住厕所的事实?所以,他默认同学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错误猜测:父亲是军区首长的司机。然而,致命的时刻终于到来,儿子的同桌在万分之一的偶然中进入此间厕所,看见了“首长司机儿子”住在厕所里的日常生活。瞬间的惊愕后,这个“常常考试是全校第一”的儿子一路狂奔出城,上了东郊大桥,“扶了一下桥栏,把身子再一跃,没有什么更多的细节,简直是简洁得很,就那么,一下子跃入了水中。”这不是解决人性无法承受的屈辱之重最为便捷的办法吗?我们能粗暴简单地以“软弱”一词考论儿子吗?在作者将心比心的温情体察中,儿子的自杀无疑是以高贵的果断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进而,若体悟此种压力是社会现代转型致使特定群体付出的代价,那么又怎不令人悚然动容、感慨系之。
从乡村社会分化中的弱势群体、城郊失地农民到进城农民,王祥夫完整地描绘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的不同境遇,这也正是社会现代化极为重要的侧面。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专注于人性展示的笔法,鲜活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感性维度,果然书写了“民族心灵的秘史”,而每每流溢于作家笔端的悲悯情怀,使得这一书写充满了动人的温情。
可以看到,在王祥夫的作品中,不论是对于转型期社会问题的考察,还是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审视,以及对于剧烈变革时代人性真实的探勘,作家往往都能在保持对于现实基本批判精神的同时,以宽和的姿态、极具包容性的主体立场,深入到描写对象最为复杂与微妙的层面,使得变迁时代的事事物物均能获致多维的理解与表述,从而免于任何二元对立的排他性价值立场所导致的对于现实的粗暴简化与扭曲,乃使其创作得以具备时代“书记官”的可贵意义。
不可否认,王祥夫的少数作品存在着用奇过度的问题,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现实主义品格。例如在《惩罚》中,村里的男人们为报复奸污自己女人的村支书刘齐,居然集体鸡奸了他;在《蚂蝗》中,叙事从头至尾围绕着蚂蝗钻入女主人公桂花的私处,其公公与丈夫想方设法诱出蚂蝗而展开,等等,此类作品不免有游戏笔墨、“玩文学”之虞。当然,瑕不掩瑜,王祥夫近期发表的《愤怒的苹果》、《上边》、《婚宴》、《五张犁》等等作品,已使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作家行列。王祥夫勤于笔耕,正处于创作旺盛期,常自谓“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写出更为优秀的作品。
注释:
① 自2000年以来,王祥夫的《儿子》、《怀孕》、《流言》等多部小说被拍摄成影视作品;2003年短篇小说《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5年《愤怒的苹果》被评入上半年“中国最新文学排行榜”,《婚宴》被评入下半年“中国最新文学排行榜”;2006年获“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等等。
② 王祥夫:《小说与农村》,《山西文学》1996年第10期。
③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冯琳:《<上边>:精神桃花源的寓言》,《当代文坛》,2004年第3期。
⑤ 段崇轩:《文人情致与现实关怀》,http://www.chinawriter.com.cn/zjzl/zjk/dcx/zxzyzp/9779-82180htm。
⑥ 参阅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⑦ 2004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将土地出让金部分转移给土地被征的农民,极大地缓解了失地农民问题。
在底层点亮一盏伦理的灯火
——王祥夫小说论
□张艳梅
近年来,“底层文学”已成为评论界的主流话语和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公认的“底层文学”代表作家有曹征路、陈应松、王祥夫等人。可以说,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理论的不断阐释,以及“底层文学”创作的不断深化,不仅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发展的拐点,而且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转折。即,一部分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费大潮和时尚书写中脱身而出,回归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以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现实关怀能力,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及人的存在给予了更犀利和更深刻的揭示。也因此,“底层文学”“底层关怀”的提出成为21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
在底层文学代表作家中,王祥夫稍微有些不同。王祥夫的小说隐约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怀,同样是底层书写,读王祥夫的小说和散文有一种宁静的快乐,如同看他的画。每个作家对社会生活和生命的认识和表达方式不同,观者的感受也会殊异。以四位现代女作家为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海上生明月的冰心,生命如一颗流星的萧红,写尽上海滩灯红酒绿小市民恩怨情仇的张爱玲。阳光在我们的意念中通常更接近理想,月光接近神性,星光接近哲思,而灯火最具人间情怀。当然,并不是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光之外还有半明半暗,或者完全的黑。葛红兵在《新生代小说论纲》中提到了“午后的诗学”,部分新生代作家沉溺于暧昧的午后铺陈欲望人生。而暗黑的长夜永远都会在阳光之后如约而至,所以也有先觉者穷尽一生之力试图打破和穿越这种暗和黑。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鲁迅说黑夜中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他有关。这种黑夜里的写作给了我们更多的光。正午还是午夜,牧歌还是挽歌,尖锐还是圆融,这一切都与作家内心面对世界的精神方式有关,和作家站立的位置有关。无疑,王祥夫的小说更像一盏灯火照亮幽暗的民间,温暖且绵长的光亮,朝向人性的善和生命的坚韧。本文以王祥夫短篇小说集《狂奔》为例,力图走进作家独特的思想空间和审美世界。
一、朝向民间的生活伦理
《狂奔》收了王祥夫2001-2005年的27个短篇小说。题材主要有城市小人物,乡村小事件和知青生活录三部分。小说大都取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本身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制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常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渐成主流,作家或沉溺其中描摹众生百态,或出乎其外探究生存意义,或以批判视角阐释其自身局限。凡此种种,呈现在小说文本中,或多或少形成一种背反,审美的耽溺与思想的匮乏,日益损害了生活和文学的深度追求。同时,日常性还具备某种文化的稳定性,在特定的生存秩序、生存状态和生存场景中,日常性往往以消解的姿态形成自身的传统。而作家作为生活的在场者,如何更好地把握当下的生活,就成为一个难题。读王祥夫的小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家不再刻意追求普遍价值和文化代言,却在独特的生命体悟中,在传统文化伦理的灯影里,写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理想。虽然写底层,作家没有满怀愤怒为底层代言,也没有沉醉其中临摹生存,而是以一种饱含爱意的温暖,无声地拥抱了那个沉默的群体。
相对于正统教化伦理,民间生活伦理来自于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较之教化伦理,生活伦理无疑更富于情感性和情景性,更具有在场的直观和流动的活力,核心是人的主体性,是人的存在和发展,尊重个体的生活意愿、权利和价值。其基础是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追求的目标是幸福安宁和自我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建设明显存在着单纯倡导国家教化伦理的偏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活转型,经济伦理迅速取代政治伦理,抽空了生活伦理本身的丰富性,导致严重的人性异化。如何重构民间伦理呢?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等观念表明,近一个世纪西方文化哲学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研究。生活伦理就是强调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为人类提供一种能充分表达生活目的、特点和意义的生活理念。王祥夫看重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也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人的存在价值和精神力量。他把自己的笔墨探入生活内部,写出了世俗生活自身的苦与乐。我反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喜欢的一句话是“忠实于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小说写得丰富而多层次。【1】他的小说中虽不免寂寞和伤感,伤害和死亡,也有相当具震撼力的追问和质疑,总体上,却是以爱为内核的饱满的人间情怀。“就写作而言,我喜欢清新透亮,我崇拜温情,我写残酷的事,其用意也是期待着人们能朝与此相反的方向进步。”[2]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人,是不是就是活下去?以一种惯性的力量活下去?《半截儿》让我们感动,《花生地》让我们感动,《上边》《五张犁》《杏子》还是让我们感动到满眼泪水。那么,让我们感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是执着的善和关爱,还是内心的希望和绝望的生活之间的较量?在寻常生活的水面之下,作家触到了急流和暗礁,并且以平静的笔触把这一切描述出来,在我们眼里,于是有了什么都无法左右还能保有心底的爱,什么都可以失去却不能放弃内心的善,这样一种伦理信念,像一束光,在两个残疾人满身泥泞而热泪横流的脸上,在母亲俯身触摸那片小小的湿湿的泥土的指尖上,在贵成奶奶头顶的白发身上的黑布衫手里金黄色的杏子上,在五张犁脚下整整齐齐的犁垅和蓬蓬松松的土地上…… “王祥夫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执著于对“卑微人生的关注”,其创作维度始终指向草根阶层或小市民阶层,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展露特有的人性关怀。……也正因如此,才更显出他特有的悲悯情怀。”【3】这种悲悯一方面表现为作家严肃的精神向度和坚定的文化立场,另一方面凝结为细腻圆润的人间情怀。《上边》《浜下》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寂寞的父母牵挂着忙碌的儿女,渴望亲人相守,却无法挽留那些匆匆离去的背影。王祥夫的笔墨在略显寂寞的生活角落,唱出饱含深情的亲情伦理之歌。他笔下的温情是一个盆子扣住的湿润而又风干的泥土和大地,是《菜头》里菜头懦弱的外表下埋藏着的骨气和勇敢,是《浜下》婆婆手中翠绿的韭菜和鲜红的牡丹,是《牛皮》里老高和奶牛的相依为命,是《堵车》里卖牛的老人和老牛彼此的泪水……这里面的泥土和泪水,是人与自然,人与外在世界的无声交流和深厚情感。王祥夫温柔而深情地抚摸着小人物身上的伤痛,与他们一起奔走、疼痛和温暖。他的小说擅长对生活本身的细腻幽微呈现,在司空见惯的场景中透视生活的本质,发掘人性人情的内在力量。《上边》“寓指中国人在传统上重亲情的道德传统,这种亲情传统正是王祥夫想在目前全球化的商业化语境中张扬的。”【4】也可以说,这是王祥夫拥抱民间的生活伦理理想。在表现底层小人物的生存艰辛里,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光彩和美善价值。有半截儿和蜘蛛这样的残疾人的坚强和执着,也有小柔这样的普通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还有五张犁这种病态的偏执里对生活热切的爱。《五张犁》更是写出了人和土地之间催人泪下的深刻情感,满纸的忧伤疼痛里见出时代的背影,人与社会存在着巨大隔绝,却与土地有着最深刻的默契。究竟是病态的人,还是病态的世界,这一追问,使这篇小说成为超越时代的关于人类存在和生活伦理的终极隐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的表征是从理想到世俗,从文化到消费;当代中国文学则从现代性的思想启蒙转向后现代的文化生产。在社会全方位秩序转型中,“日常生活”是一面最清晰的“镜子”。也可以说,9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是作家思想和心灵裂变的生动写照。王祥夫身在其中,却能始终保持悲悯情怀,以包容和体恤的方式,为小人物的时代生活画像。这种执着,总会让我长久地为之感动。
二、立足底层的批判理性
王祥夫的小说仿佛一枚硬币,正反两面闪耀不同的光泽。一面是温暖澄澈的轻盈水波,温润的日常生活之流,静静地在文字里温暖着冷漠的尘世;一面是锋利的金属光泽,社会批判与人性挖掘相互映照,对内在生命的领悟与外在世界的审视,有着深刻而恒久的理性力量。如果说,爱和美善执着只是作家伦理重建的一种外显的努力;那么,渴望突破集体记忆,回复个体的人在虚无时代的真实生存感受和情感体验方式,则使其小说具备了超越性的精神力量。作家身份的重新定位,是对一种整体性的背离,是对一种思想规约的颠覆,是一种从集体记忆中出逃,站在个体立场,反观底层大众的叙事策略。其写作也从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到关注人的个体属性,从外在的给定的生活,到内在的自觉地生活。王祥夫以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的精神结构,平面的生活中饱含立体的生命追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性批判视角。“这种批判浸透了他对现实的干预和对人性的追问,尤其是对漠视个体生命的冷酷与麻木的开掘,更显露出鲁迅、赵树理和老舍等人对“民族性”批判的文化遗存。”【5】
对现实的反思。在这部小说集的大部分作品中,王祥夫都有一种潜在的反思立场。只不过他的轻松舒缓的叙事,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这种意图,使尖锐的追问总是隐入人物的存在状态和命运走向之中。《婚宴》中的父子俩没有太高要求,只想拥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专门做婚宴,看他人幸福美好,自己却讨不上媳妇,这就形成了第一种反差;冥婚的婚宴可以如此铺张,有钱人和穷人之间千山万水,这是第二种反差;婚宴上热闹的人群和无人注意悄悄离去的父子,构成了第三重反差,参差对照的写法,艳异的跌落,很像张爱玲。只不过一个是当代的乡村写实,一个是现代的都市传奇。《婚宴》这个小说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婚宴的象征意义,结婚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开始,指向未来;而冥婚作为生死之间的桥梁,是一种状态的终结,指向过去,其中的象征意味并不比现实书写来得轻松。二是婚宴过程和做菜场景的细微展现,表面上写出了世俗生活的热闹,背后隐含着伦理的较量。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鲁彦《菊英的出嫁》的冥婚仪式,到一个世纪后新乡土小说作家王祥夫笔下的冥婚盛宴,在现实批判之余,还有深刻的伦理反思在里面。“王祥夫小说总体上体现出对于当代社会下层人民的终极关怀,对道德良知的热切呼唤以及对人性丑陋面的批判等等。”【6】《菜地》和《客人》让我们看到了城乡隔阂和贫富差距;《拆迁之址》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扩张带来的无家可归和流离失所。与其他作家揭示苦难的方式不同,王祥夫的底层关怀比较含蓄,基本上融会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关注之中。在半截儿和蜘蛛,以及他们周围的普通人身上,体现出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在离家打工的乡下人管道、阿拉伯兄弟和王金宝、菜头等人身上,体现出作家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和真诚关注。《杏子》更是以警察贵成的死对照周围人眼睁睁的旁观,以轻松的笔墨于无声处揭示出沉重的主题。王祥夫的批判立场鲜明,却是经由读者自我反思呈现出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对现实保持何种态度,取决于作家的价值立场,也取决于作家如何面对生活的严峻考验。王祥夫作为底层文学的重要作家,其批判意识同样具有先验性的自觉,但是由于他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并未因贯彻这种批判理性,而影响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生命的感性表达。
对压迫的反抗。在一些作品中,王祥夫写到了弱者的反抗,而这种弱者的反抗并非只有暴力一种形式。小说提供了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临界状态,尤其具有伦理意味。《管道》写一个老实本分的乡下年轻人进城被骗,挨打,受辱,抢劫,崩溃。其中的细节描写相当出色。《一丝不挂》写两个出来打工的兄弟被黑心老板拖欠工钱,工程老板出事被抓,然后出来开出租车,阿拉伯兄弟剥光其衣,作为报复。《惩罚》中写村长刘奇对全村年轻女子的占有,以刘府为首对村长的报复,是让他也当一回女人。《菜头》写一群四处打工的年轻人被雇主侮辱,要求每人往王金宝的脸上吐口水,胆子最小的菜头最终选择吐胡子一脸。这四篇都写到了弱者的反抗。以暴力反抗世界的暴力是最简捷的,不过往往缺少可行性,因为个体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外界,还有懦弱的内心。“王祥夫的小说中不仅有着突出的底层关怀倾向,而且在他的底层关怀中还有一种对于深层人性的深入的触摸与剖析。”【7】读王祥夫的小说,很少有那种迫切的紧张感,即使写暴力事件,也能给人以从容不迫的心灵自由和想象空间。现实的残酷和冷漠在《管道》中展现的最真切。管道总是说“别惹我”,其实内心极度恐惧,作为一个外来者,他无法融入新的环境,单纯的本性让他面对欺骗、打骂和羞辱万分痛苦。呕吐,这个动作是自然生理反应,同时也是心理上对外界充满厌恶的反应。和《菜头》有相似的情节,一个是尿液泼了满脸,一个口水吐了满脸,这种极端的行为,比起暴力毒打更使人痛苦,所以说,王祥夫的底层关怀的确写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受难境遇。这三篇的不同是,王金宝作为受害者,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获得了心理平衡,缓释了尊严遭受践踏带来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却加倍转移到了看起来最软弱的菜头身上,菜头的反抗和阿拉伯兄弟,还有《惩罚》中的刘府思路一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管道则采取了以暴制暴的策略,只不过最终被自己内心的愤怒、恐惧和委屈折磨到精神崩溃。“小说的力量都来自于作家对文学根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打破文学的界限,将艺术的触角完全地抵达生活的底层,以抚摸的方式来愈合我们社会的裂痕,人民的内伤,这恐怕是底层文学的作家们可以做到的与社会的直接对话。”【8】其实,底层文学尚未做到愈合社会的裂痕,目前仍旧处在伤痕展示和根源反思阶段。王祥夫的小说从社会现实和生命伦理深处观照人,关怀人,有着绵长而深远的精神价值。
对死亡的反省。生死永远是文学的基本母题,同时,对死亡的呈现和揭示也是一种生命伦理的反省。也就是说,王祥夫的小说不仅有着坚实的生活伦理基础,而且有着独特的生命伦理思考。生命伦理的基础是对生命的普世关怀和尊重,文学应该通过个人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探索个体内在的生命意识和伦理诉求。表现知青生活的《夹子》、《演出》和《洗澡》都写到了死亡。慢慢翻下山沟的演出车,浮在澡堂的央子,突然而至的死亡,表面看带有戏剧色彩,缺少悲伤的气氛,不过,对照那个荒诞的年代,这样的死亡就显得无比沉重。《夹子》中死去的人无人关心,活着的人依旧热闹,生与死对照,很像一幅静物写生,严肃地注视这冷漠的人世。王祥夫小说中的“生”写的很细腻自然,而死亡往往突然而至,没有多少逻辑可言,也非正常状态,这种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以死亡的无意义来反衬生的可贵?还是以死亡的冷峻对照生命的热切?只有贵成的死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周围人的旁观使这种意义成为尖锐的追问,贵成遗体前跪倒的那些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忏悔,是面对这种绝望的牺牲的沉重忏悔。《狂奔》中大器不能面对自己的谎言被揭穿而跳河,《伤心蘑菇》中李跃进无法承受朋友的背叛而跳湖。从伦理角度看,两个少年的投水自杀,一个是不能承受真实的重压,一个是不能承受无情的背叛。这两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内心脆弱的少年,没有能力自我确认,生命的标尺完全依据外在世界的既有规则,面对突然而至的自我怀疑和生活质疑,他们共同选择了永远的逃避。其实成年人早已经习惯了谎言的世界,读这两篇小说,同样让我感受到了尖锐的伦理追问。
薛毅:“在我们九十年代的词典中,人们把在写作中呼吁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正义,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追求社会理想,社会解放的行为,等等。简言之,所有与政治、社会、公共、群体、阶级、集团甚至是精神、道德相关的题材和主题,都称为‘宏大叙事’,都是不真实的、虚伪的。只有写自我、个人,以及与个人相关的身体、欲望、梦幻、回忆、潜意识,才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9】显然,这种极端公共化和私人化倾向在底层文学作家那里获得了超越。底层文学几乎无一例外关注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生活呈现社会体察、生命关怀和思想批判。底层文学没有陶醉于私人生活的缠绵絮语,也很少会把个人命运直接暴露在时代的聚光灯下。长久以来,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呈现一种“他者化”、“泛政治化”状态,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有许多东西根本抵挡不住公共舞台上其他人恒久在场的那道无情亮光。”对泛政治化空间的强化,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对人民思想的“纯化”意愿。而90年代以来私人空间的膨胀其实并非是对泛政治化空间的渗透和反抗,其直接后果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沉寂和荒芜。底层文学以文学的丰富形式,以生活伦理和生命伦理的理性诉求,对社会公共话题做出了积极回应。同时,底层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灵魂叙事,对记录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和灵魂挣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中,王祥夫以一种穿透性的同情,与他所关注的底层同在。
三、中西合璧的文化意蕴
王祥夫小说是中国式的,然而又很好地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西方启蒙传统。小说中的文人画境和散文意蕴,文化韵味与伦理理想,对社会和人的深刻理解,构成了他写作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时代的记录和见证,而且是社会人心的镜像,是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读王祥夫的小说,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他为我们呈现的生活是原汁原味的,而且生动玲珑;但是亲切之外,显然还有一种由作家的叙事策略和艺术技巧带来的新奇感。比如《狂奔》,前面的故事一气呵成,最后两行是与事件无关的天气描写。残酷的生活真相,脆弱的生命本身,与世界的诗意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和反讽。
工笔与写意。其实,擅长写细碎的生活影像的作家不乏其人,而且近年来尤其有一种对生活细节考古式的、或知识化的写作倾向,不过这种日常生活的分解和所谓的个人化反叛,反而局限了大众的生存感觉和生命体验,作家只有以理性思考突破生活表象,才能真正获得文学叙述的主体意识和文化批判意识。《婚宴》里,浓郁的民俗风情只是生活水面上的点点浪花,而在生活的风雨中飘摇的“人”,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虽然小说的开头我们就知道了耿直的厨师父子内心的烦恼,但在这样毫无紧张和焦虑的热闹铺陈中,我们不仅几乎淡忘了他们的烦恼,也放松了对小说情节发展的预期,以为小说可以就这样波澜不惊地结束。如此一来,死人的婚礼无比隆重而活人却没钱娶亲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就显现出一种猝不及防的力量。婚宴的制作过程是工笔,父子的内心波澜是写意。《上边》里,母亲配合着儿子干活的动作,嘴巴一张一合地给儿子使劲;儿子走了,她把儿子尿过的地方用盆扣上,以便不时去看看……细节的力量在王祥夫小说中有出色的表现,那些细小的动作是工笔,而简单动作映现的复杂内心则是写意。就如同王祥夫谈及红楼梦,看似表面闲笔,内里却笔笔千钧。王祥夫的叙事犹如清风朗月,松间鸣泉,舒缓自如而又韵律饱满,如歌的行板中充满细致温柔的悲情。王祥夫温柔地拥抱这些孤单的生命个体,很少刻意渲染生活的惨烈,而努力发现人生的美与人性的善。在以诗化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的同时,传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他的小说受中国传统画尤其是宋元文人画的影响很明显。沈从文说,“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过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汪曾祺也注意到,“中国现代小说的语言和中国画,特别是唐宋以后文人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国文人画是写意的,现代中国小说也是写意的多。”王祥夫对中国传统书画均可谓造诣深厚,受其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形成了自己工笔与写意杂糅的风格。在细致的写实中蕴藉现实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营造出空灵的艺术境界,生活实境因为与作家的心灵体验相融而被诗化。
文化品格。读王祥夫的小说,总能真切地感受到流动的文化意蕴和诗意的语言之流。说到文化伦理,从新时期之初的思想启蒙,到后现代主义的反启蒙,作家的文化身份解码日益复杂,游走在意识形态和世俗生活中间,传统的,西方的,理想的,欲望的,综合形成了影响的焦虑。所以,尽管看起来90年代的日常叙事带有反宏大叙事的主动,其实还是向生活的让步和妥协。最终演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一种轻松的、快乐的,摆脱了与历史、与群体层层叠叠关系的,无涉于伦理理性的,最大程度与欲望相契合的生活方式。”【10】。这也使得我们在评价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话语的两难,肯定日常生活和审美现代性的同时,就意味着某种社会正义的文化启蒙立场的放弃和疏离。王祥夫的创作无疑是一种有着独特意义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他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切近关注、冷峻思考和诗意转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品格。王祥夫的小说更多的是通过对种种断裂式体验的荒诞化书写来反思和批判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期望找到或建构新的文化理想。【11】他的文化品格和文化伦理理想,表现在古老的晋北农村带有原始形态的乡村生活世界,也表现在市井百姓柴米油盐的生存图景之中,村庄、屋舍、习俗和性格各异的普通人,王祥夫把他们写成了一幅画,写成了一首歌,容天地之大,纳万物于胸,爱自己所爱的生活,疼自己所疼惜的人们……他的小说,布局开阔气韵浑然,有着自由灵动的叙述语言和宁静淡雅的叙事色调。《拆迁之地》是王祥夫笔下最不像小说的一个短篇。全篇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人物形象的正面刻画。小说以平和却不平淡的语言,展示了充满生活韵味和锋利思想的语言艺术。王祥夫的小说世界建立在独特的社会体验和文化观念基础上,通过个人化语言,把被集体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存边缘境遇揭示出来,把受压抑的生存记忆释放出来。王祥夫记录的是并不遥远的时代记忆,是混合了个体深切感受的生活烙印,有喜悦也有悲伤,却没有大的波澜,也许和那些渴望突破时代禁忌的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只是这种来自语言本身的力量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共性。
总之,读王祥夫的小说,仿佛一杯好茶,余香袅袅,回味中有隐约的苦和悠远的甜;又如一幅好画,朴拙清远,细品时总有无数内心的共鸣和世事的感怀。他对日常生活的独到发现和语言的妙趣横生,总是让读者久久难以忘怀。“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挖掘着涌动的潜流,在平平常常、普通人熟视无睹的细节和场景中提炼着小说的金子,我想这就是王祥夫小说的美学特色。”【12】而王祥夫自己说:“那微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特别能打动我,因为小,我就能做得十分细致而复杂。”【13】其实说到底,我们的生活就是由这些微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组成,能够把这一切变成有意味的形式,有思想的光彩,有生命的呼吸,有优美的韵律,很难,不过,王祥夫做到了。
参考文献:
[1][2]][13]李云雷、王祥夫,底层关怀、艺术传统与新“民族形式”——王祥夫先生访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2期.
[3][4][5]郝春涛,草根视阈下的悲悯情怀——山西作家王祥夫小说特色,艺术评论,2008年第5期.
[6][11] 王超,断裂化语境与此在的被抛性焦虑——论王祥夫小说的精神跨度和思想气质,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7]王春林,王祥夫小说的底层关怀,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8]陈应松,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作品与争鸣,2009年第5期.
[9][10]薛毅,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关于个人主义话语,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18,43
[12] 程绍武,日常生活的炼金术—王祥夫小说印象,山花,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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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夫小说中的美学浅析
——读王祥夫小说的点滴感悟
从网上看到王祥夫小说创作年谱,得知,自84年以来,他小说创作收获颇丰,尤以短篇著名。读他的小说,如临风而至波纹粼粼的江面,看似一片风平浪静,实则波纹一道推着一道,一次次把人引入小说创作与阅读的美感之中。
语言之美。读王祥夫的小说,没有生硬的语言,拗口的话,只是一种火侯掌控得很到位的淡淡的叙述,但这种掌控却不露半丝痕迹,全是上乘功夫。比如《上边》,“人们把这个村子叫上边,因为它在山上,村子的后边也就是西北边还是山,山后边呢,自然还是山。因为是在山里,房子便都是石头盖的,石头还是那种白色的,给太阳晒得很晃眼。村子里的道路原是曲曲弯弯的,曲曲弯弯的道路也是石头铺的,是那种圆石头,起起伏伏地铺过来铺过去,道路两边便是人家,人家的墙也是石头砌的,高高低低的石头墙里或是一株树,……”;“日子呢,是什么意思?仔细想想,倒叫人不明白了。比如就这个刘子瑞,天亮了,出去了,去弄庄稼去了,他女人呢,颠着小脚去喂驴,然后是喂鸡,然后再喂那条狗。日光高起来的时候又该做饭了,刘的女人便又颠着小脚去弄了柴火,把灶火点着了,然后呢,又去洗山药了,洗好了山药,那锅里的水也就开了,便下了米。”一个农家,男人去侍弄庄稼,女人在家里做些喂鸡打狗的事,然后到点了,又做饭,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读王祥夫的小说,语言,没有很大的坡度,没有澎湃,对,是的,没有澎湃,也没有被拉伤的感觉。一般地,大动静之后便有大损耗,而王祥夫的没有,他的语言如玉,温温润润的,质地很细,但细而不腻,人们明明知道他在小说创作,是在精心地构筑一个小说的艺术氛围,是空中楼阁,却心甘情愿地被他指着,引着,牵着,乐滋滋地跟了他去,好奇并快乐着,跟痛并快乐着一样。这可能源于他的语言笔力和功力。他的语言,用力悠悠的,用劲绵绵的,明明用了,却又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种力,那种劲,明明是用在笔底下了,却又被轻轻地遮在缓如溪水,轻如薄绢的语言下面,醇醇地读来,却忽而地钻到人的心窝里去了。这一点,好像是一个太极高手,不急不缓,气韵如游丝,明明没见他怎么没发力,却把人在瞬间催得肝胆寸断,痛哭流涕,止息止涕之间,那种感觉却又丝丝缕缕的,满心满肺的。
《婚宴》里头,说到父子俩个精心地为主家做着一桌桌婚宴,那一道道菜的制作,那一个个场面的精心构勒,像是在作一幅幅工笔画,“……羊肉在这地方只做两样菜,一是‘扒羊肉’,先煮半烂,然后切成一指宽的条儿,再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上笼蒸。这羊肉不能煮太烂,煮得太烂就看不出刀功了。另一道是羊汤。羊汤里到时候还会放些碧绿的芜荽沫儿和红辣子。”“灌好的鸡血汤已经挂在了那里,亮晶晶鲜红的一条又一条,不像是食品,倒是漂亮的拉花儿,挺喜庆的,鸡血因为搅进了些盐巴,这时已红红地凝固在鸡肠子里,就等着上笼去蒸了。”王祥夫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画家,他在作画上的功夫并不比小说创作上下得少,画家讲究颜色、色调、调色,但莫非王祥夫还是一个美食家?每一道菜都自然地讲究着色香味俱全?小说家就是这样,他能用他的语言,表达着思想家的深沉,音乐家的一切声音,美食家的一切心中美食食谱,画家笔下的所有色彩。记得王祥夫曾经说过,作家要经常训练自己的“文字记忆”能力,在《上边》、《婚宴》、《惩罚》、《怀孕》等多篇小说中,语言都以一种淡淡的,静静的笔调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淡,所以能长久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祥夫的语言美学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人性之美。王祥夫一直是关注女性生存及生存状态的著名作家,特别是那种处于生活的低层,如《西风破》里的小围妈,《半截儿》里的蜘蛛,《拆迁之址》里的小老女人,《上边》里的刘子瑞女人,乃至《怀孕》里的小柔,这些都是些很普通的女人,在我们身边也真不少见,但王祥夫就是抓住了这些普遍中的典型,把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用一种平淡而细微的语言刻画出来。似乎她们好像并不是特别有个性的,但在生活中,一看到残疾女人,就让人想到了蜘蛛;一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就让人想到了小柔;看到捡拾破烂儿的女人,便想到了王祥夫笔下的那个小老女人。这就是个性,这就是形象化的艺术,人性化的艺术。但这种人性化的把握又是十分准确而细致的。《拆迁之址》“好像是要拆迁的话只是一种遥遥远远的传闻,说了几天,人们忽然又不提起了。这让那些急于告别老房子的年轻人多多少少觉着失望。人就是这样,比如人们都在嚷嚷着要地震,人们便一下子兴奋起来,夜里要在床头立酒瓶子,日里要看鸡鸭猫狗有什么异常,但最后还是没地震,人们反而失望,这就是人性。”统观这些人性化的人物,都是些很微不足道的人,却在王祥夫笔下成了定格。不仅如此,王祥夫还对他笔下的小道具们——狗们,鸡们,也在一丝一毫的描写中极尽人性之美。《上边》里一些鸡面对那只总是想咬人的狗,“却不怕它,照样在它的身边寻寻觅觅,有时候呢,还会感情暧昧地轻轻啄一下狗,亲昵中有些巴结的意思,又好像还有些安慰的意思在里边。”当刘子瑞的女人害怕鸡上屋顶再刨,损坏了她心爱儿子的劳动成果,她一看到鸡们上了屋顶,就骂鸡。“那鸡竟也懂,她在那里一骂,鸡就飞到了墙头上,好像是,懂得害羞了,小冠子那个红,一抖一抖的。但鸡是没有上过学的,不懂得什么是纪律,过一会儿就又飞到了房顶上。”为了让院子里安静下来,好让儿子和同学们好好吃饭,刘子瑞女人就把鸡们狗们都关到了圈里,“鸡和狗都关在圈里,它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出了什么事,怎么会大白天把它们关了起来?它们的意见可大了,简直是怨气冲天,便在窝里拼命地叫,叫一会儿,忽然又停了下来,好像要听听外边的反应,然后再叫。”这些语言仆实得很,却又亲切得很。小说就是要写小事,就是要写小处,细处,在细处,一笔一笔地写,以致密不透风,而且还是极尽人性地去写,哪怕是一个小动物,也能透出作家的人性美,温柔情怀。对《半截儿》里的蜘蛛两口子的人性关怀,就更不用多述了。
性艺之美。小说就是人学,人学自然回避不了性。如何处理这个东西在小说中的出现和铺张,则成了现代小说中衡量作家生活艺术多维的一个立体视点。张抗抗的《作女》中关于性的描写是张扬的,是大写特写的。王祥夫则是纯艺术的,在行文必要之处,偶然地,有意无意地去露一点两点,好似春光乍泄,却又恰到好处。《半截儿》里,对残疾夫妇的性自然犹为吸引人,请看王祥夫是怎么处理的。他在前面就设了一个小小的伏笔,以邻居们的眼光,对这一对特殊形态、特殊体态的夫妇的秘密——如何过性生活,自然是最大的诱人之处。“邻居们都一致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性生活,一个那样,一个这样,怎么如胶似漆?更怎么如鱼得水?想一想这两个人在一起做爱,可笑不可笑?但人家肯定是什么都做了,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该有的有了,(蜘蛛都快分娩了),一点也不比别人含糊。”行文到了后来,当焦点对准半截儿的时候,作者给了好奇的人们一个满意而惊险无比的答案:半截儿下地或上床,都是用双手把全身撑起来,他在愉快的时候,给他的妻子作这样的表演,“那就是用有力的双手把半个身子撑起来在床上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地晃荡,越晃荡越快,越晃荡越快,快得让蜘蛛眼花瞭乱心花怒放,像是在看体育表演。半截儿也是用这种方法和蜘蛛做爱,那简直是一种打击,快乐的打击。”在这里,王祥夫把一对残疾夫妇的做爱写作“那简直是一种打击,快乐的打击。”这样的语句亏他想得出来,写得出来。《婚宴》里,在作儿子的眼里,“结婚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可以让一个男人放足了胆子和用足了力气在女方身体里进进出出。”就连他笔下的那些小动物们,他也赋予了它们令人回味无穷的性的趣味。《上边》里的“那只公鸡,精力怎么就那么旺?一个挨一个往母鸡身上跳,那两只脱毛鸡,受宠若惊了,半闭上眼睛,欲仙欲死的样子,接受那公鸡的降临。”王祥夫就那么一笔两笔,可谓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