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刚参加完一场“大人物”的聚会，聚会的组织者是后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中午用餐后，巴特步行返回法兰西学院。他正想穿越斑马线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小卡车撞倒在地。随后到达现场的救护人员没有在这位伤者身上发现任何证件，只找到了学院的工作卡。警察随后到学院询问时，有人通知了米歇尔·福柯，福柯前去确认了伤者就是巴特。
正如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在《罗兰·巴特最后的日子》一书中的那句评语：车祸本身平庸得令人沮丧。开始的时候，巴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引起朋友的恐慌，他的意识很清醒，还一直自责自己太不小心了。检查结果也不是很严重，虽然需要住院疗养，但不会有什么大碍。但一周后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已经不让人这么乐观：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等亲友再去医院探望时，他已处于濒死的边缘。他用微弱的手势表示想拔掉管子，让他毫无痛苦地离去。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眼睛闪动着疲惫和忧郁，脸色无光，他向我做了一个要求放弃和永别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要挽留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活着已经令他厌倦。”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巴特曾经与克里斯蒂娃一起来到中国，此行的经历以《中国行日记》出版。但是他不喜欢中国，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发现甚至人们的发型都是规则的，“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
从1977年到1980年去世，这是埃尔韦写作此书时选定的“最后的日子”。之所以从此开始，是因为1977年对巴特而言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77年上半年，他被福柯推选入了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殿堂，世人皆知这是最大的荣耀。法兰西学院虽然不是大学，但是院士的讲学能吸引大量的人群，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且选取的院士是终身制。米歇尔·福柯于1970年推选为哲学思想史的院士，当时他43岁。而巴特被推选为文学与符号学院士时已经62岁了。据说，巴特最终胜出，还是因为福柯关键性的那一票。
巴特属于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出版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时，已经37岁了。他出道晚，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人们感觉他似乎对任何话题都能言之有物。苏珊·桑塔格说，让巴特面对一个烟盒，他也会有一个想法，两个想法，许多想法，然后一篇文章就成了。在她看来，这不是学问的问题，而是思想是否敏锐的问题。巴特似乎就有这种天赋，能够迅速而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所在，并且用一种很尖锐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天生的随笔作家，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思索，并记录下来，渲染成文。但问题是，一个只写过片段的随笔作家，他有资格进入法兰西学院吗？
巴特随后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他的质疑——巴特的课堂总是坐满了人，以至于学院不得不把他的课调整到周末，谁知道他的课堂还是座无虚席，不得已还在隔壁的教室放置了音响。1977年还有一件大事，巴特的《恋人絮语》大卖，据说有10万册，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围绕着这本书为他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在广大读者心中，还是在严肃的学术界，他的声望都达到了顶点。但是伴随着这种荣誉，各种苦恼也接踵而至。
1977年10月25日，母亲因病去世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我们可以通过《哀痛日记》了解这对母子的关系。巴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早在他1岁时，就在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从此，儿子与母亲再也没分开过。罗兰·巴特在摄影札记中提到了他的家庭。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家庭就是他的母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明白母亲对他的重要性，也许有助于我们在阅读时理解他的心情与状态。在《哀痛日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巴特与母亲之间亲密的程度。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谈论死亡，谈论伤痛，谈论时间的消逝。在巴特的日记中，母亲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疼痛更加醒目。
在1977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巴特写到：“我不想谈什么，担心别人说我是在搞文学创作，尽管实际上文学是起源于这些真实之中。”死亡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躯体的离世和消逝，他所留下的还有在活人脑中的记忆和伤痛。这种记忆上的伤痛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抚平。哀痛只会暂时消失，悲伤会一直存在，因为，“我所失去的不是一个人(母亲)，而是一种实质；也不是一种实质，而是一种优秀品质(灵魂)：虽非不可或缺，却是无可替代。没有母亲我可以生活(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过没有母亲的日子)，不过，我剩下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一定是坏得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1978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巴特写到：“写作是为了回忆吗？不是为了自我回忆，而是与忘却的痛苦作斗争。因为忘却是绝对的，很快就没有任何痕迹了。不论在何处，也不论是何人。”1978年6月5日的日记中，他又写到：“对于我来说，在我生命的这一刻(姆妈去世了)，我是通过书籍被人认识的。我模模糊糊地觉得，由于她不在了，我应该重新被人认识……我认为有必要围绕着姆妈来写一本书。”他为妈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完成的摄影札记《明室》。
如果不读巴特的日记，很难理解这是他为纪念母亲写的一本讨论摄影的书。但是在翻看老照片的时候，母亲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巴特看来，通过摄影，我们平静地进入死亡。死亡之后，摄影留下的是我们保持生与死界限的一种凭证。观看母亲的照片，其实是通过观看死亡的方式留下她生的记忆。
在《哀痛日记》中，他清晰地记录下了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他觉得在母亲死后，这种痛苦摧毁了他，“在我对我的死亡的想象之中，除了对过早地逝去感到焦虑外，我还增加了对我可能为死亡制造的无法承受的痛苦的焦虑。”对他来说，死亡的想象仪式已经在演示中完成了。他依然活着，就如同他已经死去。就在此时，他决定创作一部小说。在纽约时，桑塔格曾经问他即将写的小说是什么。巴特给不出确切的回答，他说，也许，这部小说会像他以往的文章一样，将由一系列片段似的文本来构成。
这个问题的困惑之处在于，如果这部小说延续了巴特以往的写作风格，他如何能延续普鲁斯特式的辉煌？他在法兰西学院开了《小说的准备》讲述普鲁斯特，他渴望寻找到成为普鲁斯特的秘密，但是这种找寻最终也没有让他写成一部普鲁斯特式的小说。他最后的苦恼在于，他不甘心做一个随笔作家，他的天赋受到了质疑。
从1977年到1980年，这是巴特最辉煌的时间，也是他最为痛苦的时期。他的辉煌一度掩盖了他的痛苦、他的孤独。他生命中的爱与死早已完结，想象中那个死亡仪式在那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把他撞倒在地之前，他已经考虑过死亡的到来。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对死亡的态度是“动物性”地放弃，死亡不会思想，救赎没有意义。当死亡来临时，放手就好。从此，他没有了恐惧、哀痛，再也不会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