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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什么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却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长期流落异邦？为什么他拒绝撰写《斯大林传》？高尔基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害的？《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汪介之著，译林出版社出版）依据第一手资料，认真梳理了“高尔基的最后20年”（1917-1936），对他最后阶段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做出了力求客观公正的评说。
罗曼·罗兰：“因为他，亲爱的高尔基，非常孤独。”
1933年5月9日，高尔基乘坐的“让-若列斯”号苏联贸易轮汽笛长鸣，驶离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取道伊斯坦布尔，于5月17日抵达敖德萨。从那里，高尔基再改乘火车，途经基辅，5月19日回莫斯科。
离开索伦托之前，高尔基已经住了10年的“伊尔-索里托”别墅中的全部家具物品，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临行前两天，他还和往常一样写信把自己返回的最后日期告诉了罗曼·罗兰，后来（12月间）罗兰曾根据这一期限往索伦托给高尔基去信。这些情况似乎表明，高尔基本来是打算回到索伦托过冬的，或者在离开索伦托时，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返回。当然他更无法想到，生命所给予他的，只剩下最后三年时光了，而且这是根本无法平静的三年。
回国后的高尔基对待所谓“反对派”的态度，也远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例如，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曾于1933年9月9日写信给他，表达了以下意见：“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但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高尔基从根本上就不赞同他对“反对派”的斗争。
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害后，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和包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在内的所谓“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是他高尔基做一些调节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够解决的；斯大林个人的专横霸道作风，也不是他高尔基的说服劝阻可以制止和改变的。因此，这个时期的高尔基曾产生过一种幻灭感。紧接着基洛夫遭暗杀之后出现的大逮捕，破除了高尔基的许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改变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他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忧郁的沉思所压倒，也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据1934-1935年冬季在泰谢里和高尔基相见的.莫罗兹回忆：“除了国民教育问题之外，高尔基对苏联政权的内外政策从没有说过一句赞许的话。”
高尔基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使某些人恼怒。1935年初，《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批判高尔基的凶恶文章，使得盛怒之下的高尔基要求办理重去意大利的护照，但是遭到拒绝。高尔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他已忍无可忍”，可是这一切仍属徒劳。同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到莫斯科访问，其间罗兰记下的“莫斯科日记”《我和夫人在苏联的旅行》，不仅记载了作者的真实印象和感受，而且以他和高尔基多次面对面的恳切交流为基础，揭示了后者为人们所不知的心灵面貌。罗兰发现：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反对盛行的浮夸风；当罗兰夫人因接到一个富农子弟抱怨所有大学和工厂都不接受他的来信，激烈批评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唯出身论”时，高尔基陷入了一种十分为难的窘迫和尴尬之中。罗兰回国后于8月25对日记作最后校定时补记的内容，曾这样勾画高尔基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在他心底，有着一种隐藏着的深深的忧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久前他痛失爱子，忧郁构成他几乎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就天性而言，他本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就过早地目睹了人间的贫困与丑陋。……这头不幸的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备受礼遇，但在灵魂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功名利禄都极为冷漠。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他的心灵承受着悲伤、怀旧和痛惜的重负；他试图以令人陶醉的热情和周围群众的信任来消除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这些群众吸引着他，其实他理应引领群众！我非常爱他，也可怜他。他很孤独，尽管他几乎从未有过独处的时候！我觉得，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且若能消除语言障碍），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
罗曼·罗兰以自己和高尔基之间近一个月的近距离接触，深入地了解到了后者的复杂处境，特别是他那种心里有话不能说的不正常状态。罗兰还希望进一步走近高尔基的内心世界，因此他在1936年的一篇日记中又记下了这样一段话：“1935年7月在莫斯科车站分手的时刻，是我们彼此走近的真正开端。我开始学习俄语，以便日后和他单独交谈。我们本应如此多多地互相交流，因为他，亲爱的高尔基，非常孤独，他内心充满着忧伤和温情，而这一切他又不能告诉周围的人们。”
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一回到苏联，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极左文艺思潮已经渐渐地被政策化、制度化。当时文学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阶级斗争”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文学工作几乎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它为政治服务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这一切，高尔基十分反感。他一方面坚决抵制极左政治和行政力量对文学的干涉和控制，一如既往地努力保护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文学中粗制滥造的现象，反复呼吁要提高文学的质量，千方百计地制止文学的滑坡。
1933年，潘菲洛夫的一部描写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第3部发表后，因为其“体现了斯大林讲话的内容”而受到《文学报》的热烈赞扬；同年，另一作家革拉特科夫的小说《动力》，也被《真理报》社论认定为“党的工作者的指南”，而那些不欣赏这部作品的人们则受到该报的谴责。然而，高尔基却在他的文章《论散文》中，对这两部应时之作持批评态度，指出它们的作者使用了拙劣的、“时髦的”、矫揉造作的语言，认为文学中的这类粗枝大叶和粗制滥造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由此便引发了高尔基和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之间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一场争论。1934年2月6日，绥拉菲莫维奇在《文学报》上发文，对潘菲洛夫和他的《磨刀石农庄》作了过分的、不切实际的夸奖，甚至断言“人们现在向潘菲洛夫的作品学习，将来还要根据它们来研究我们的时代”。针对这篇文章，高尔基于2月14日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致绥拉菲莫维奇的一封公开信》，认为他把潘菲洛夫称为“天才”、“封为圣者”是很不妥当的。
高尔基不仅认为潘菲洛夫这样的作家文学知识十分贫乏，因此应该进一步学习，还列举了一系列作家作品中出现的语言问题，指出其中有的充斥着古里古怪的字眼，有的是胡言乱语，而这一切简直就是对语言和读者的存心侮弄。正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很大，所以用诚实而严格的态度来对待以语言为工具的文学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高尔基希望文艺界的人们应当明白：文理不通和词汇贫乏往往是文化程度很低的标志，而且总是和思想贫乏分不开的。作为一位既充满责任感、又历来高度重视语言的作家，高尔基通过绥拉菲莫维奇向整个苏联文学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潘菲洛夫只是在当时苏联文坛上的那些创作水平（特别是语言水平）虽然不高、却由于“政治正确”而十分走红的作家之一。高尔基抓住语言问题不放，显然是出于有意识地抵御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的现实格局。他明明知道，就在自己发表上述言论前不久，斯大林在一次接见乌克兰作家时曾亲口夸奖《磨刀石农庄》，肯定这部小说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建议大家向小说的作者学习；但是，高尔基却仍然“不合时宜”地对潘菲洛夫及其作品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出现于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这一事实，使那些关于高尔基晚年“基本上是在为斯大林的政权服务”的说法不攻自破。
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开过以后，高尔基还在他连续发表于1935年1月18日和24日《真理报》上的系列文章《文学的消遣》第2篇、第3篇中，一方面谈及一些文化水平和语言水平不高的党员作家竭力要指挥整个文学界的问题，又一次严厉批评潘菲洛夫，指出他在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表明他自命不凡，但又不懂得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有何意义；另一方面则再次肯定米尔斯基对法捷耶夫的批评。
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思潮和政策的坚决抵制，更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学界极左势力的乘机反扑。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达·扎斯拉夫斯基的《读者短论：文学的腐败物》。这篇恶毒的文章指责加米涅夫（他刚刚被作为“新反对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政治审判）任社长的科学院出版社决定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称这部作品为“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大力支持科学院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和加米涅夫本人的高尔基，则被扎斯拉夫斯基叫做“文学的腐败物”。1月24日，高尔基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一文，回击扎斯拉夫斯基的指责，重申坚决赞同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群魔》，同时声明自己这样做是因为反对把合法的文学变成向读者暗中兜售其奸的非法文学。但就在第二天，即1月25日，《真理报》又刊出扎斯拉夫斯基的另一篇文章《关于高尔基的意见》，直接把矛头指向高尔基，批判他的所谓“自由主义”。文中提到：如果按照高尔基的意见，那么为着了解“阶级敌人”的思想体系，不仅要出版19世纪60-70年代的破烂货，还要出版当代的同类货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著作，这不就是要打开闸门，让粪便污水泛滥成灾吗？
作为一种答复，高尔基随即写就《致费·潘菲洛夫的公开信》。高尔基还写了另一篇文章《关于“公开信”和别的信件》，作为对扎斯拉夫斯基的再次回击。然而，无论是他的这篇文章，还是他致潘菲洛夫的公开信，均被《真理报》扣压，一直未能发表。敢于拒绝发表高尔基文章的《真理报》主编梅赫里斯，早先曾担任过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这一切绝非偶然。显而易见，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政策的抵制已经引起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和直接干涉，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