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的《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文学传统缺乏“共同体”观念》。《报刊文摘》2012年7月25日第二版摘转。
一、“合唱”与“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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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社科院文学所陆建德的一个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学传统缺乏‘共同体’观念”，他讲到英国小提琴家的“发现”，中国学生中学声乐的大都喜欢独唱而不爱合唱，学小提琴的都喜欢独奏而不爱齐奏。陆先生进而指出，中国学生不喜欢“集体项目”，喜欢“自我表演”，不仅是音乐，体育，劳技等也是如此。因此，民间有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这是我想起一个故事：
日商Ａ君在日本东京经营中国菜，生意很红火。
不久，三个中国留学生也在对面开了个中国餐馆。开始只是一个小门面，因为他们正宗，中国菜自然做得好，把这位日本客商的生意抢走了不少。餐馆经理很着急，与Ａ君商量用什么办法和对面竞争。谁知他却让餐馆经理每日去对面买一份留学生们做的中国菜，认真研究。
一个月后全部买齐了，然后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举推出这些菜，每款价格均比对面贵出三倍。经理十分不解，认为这不是为人家做广告么，Ａ君却颇有把握地说，我就是要对面的餐馆迅速发家致富！
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对面三个留学生开的餐馆发了，从一间小门面发展到买下了整个二层楼，每个留学生出门也都是小轿车。富有了，业大了，矛盾也来了，最后发展到三个人经常为分钱而争吵。
Ａ君看准了这一时时机，突然大规模推出与对面同样的中国菜，并且价格比中国留学生餐馆的菜还要便宜三分一，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举击败了竞争对手，并收购了该餐馆。
Ａ君对此举解释说，三个中国留学生创业时，很抱团，如果当时与他们竞争，虽然使他们感到压力更大，但是他们的竞争策略会更多，我打不起“持久战”，必败无疑。让他们迅速致富，感到没有压力，也就不抱团了，分裂是自然的。这时发起攻击，必然获胜。
中国文学能“跳脱出个人对社会的僵化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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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处理好如何认识、评价“自我”的问题，在中国文学里面有一种破坏性的个人主义前提，个人和社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敌意的对立。而这种意识是与儒家学说是相背的。陆建德最后提出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要“跳脱出个人对立于社会的僵化模式”。兹录一段：
中国社会“一盘散沙”有其历史原因：每粒沙子都坚信自己最纯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没有一点瑕疵。我翻阅了光明日报社的《中国古典名著鉴赏·唐诗卷》，有不大好的感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大家都熟悉，书中评语说“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诗人苦闷寂寞的情怀和失意的痛苦”，接下来又是一句臭烘烘的滥调，“胸怀大志却因报国无门而感到悲伤孤独”。这是我们在读各种文学史时躲也躲不掉的标准表述。“胸怀大志”和“抱负”之类的套话究竟指什么？是公共精神还是利禄欲望？如果大家都安于其位，把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做好；如果一个人真正能无我地去爱，爱身边具体细小的东西，投入与之相关的工作，不问甘苦，那么各行各业都会有很优秀的人才。我们的诗人所谓“胸怀大志”者，实际上汲汲于荣名，戚戚于卑位，非得到官僚体系里去实现“抱负”，做了小官还不行（那叫“屈沉下僚”），势必呼天抢地地哭喊：我郁郁不得志啊，报国无门！仿佛报国非得做宰相，或者像他们不知道做好身边小事也是报国。这些文人其实也是官本位的，他们有没有能力用公正的眼光观察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这些问题我们提得不够。有人称陈子昂“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这不是批评他目中无人,而是说他高迈超绝.如果文人都是眼底无人,那么世界就永无宁日。这些人会跟周围的人合作、看到别人的长处吗？能想到自己必须不断虚心地调节、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环境吗？苏格拉底说，我们最不认识的就是自己，谁要是说到自己时言辞特别肯定，那么他就不会有自知之明。有了屈原等先导，美好的个人与黑暗的社会相对立，也就天经地义了。
这段话可谓“惊世骇俗”,读后顿感被人敲了一棍。踉踉跄跄站住了，却不禁要问，作者的观点可否站得住脚？未及深入思考与搜集资料，仅凭常识，初步提出一点疑问：
屈原等古代诗人是否真的“没有罪恶感”，不觉得自己是有欠缺的？当作为政治家的诗人受到政治的挤压，他们向谁忏悔？古代诗人中大量弃官不做的人，又如何可纳入作者所述的范围，儒道释文化中难道没有对“自我”的否定？否则心性修炼的说法从何谈起。西方世界不存在个人与社会对立绝望观念吗？那卡夫卡的《变形记》、《围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作如何理解？
作者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之类的诗句只会让我们自大，自以为是。我以为这样的言说无需辩论，当然亦不乏启发。然而,世上没有万能的理论，没有绝对正确的思想。也许这样的诗句会有些负面的影响，但并非走了极端，并非“只会让我们自大，自以为是”。当作者用了“只会让”三字，则确实走了极端。推究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的文人，你们一屁股的屎还假装正经，你们没有批评社会的资格，最好闭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