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堂：三读日本学者研究《世说》之名著《中国人的机智》 _少堂研究_课题之窗

今天重读完日本学者井波津子的著作《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版。12.5万字）。此书为日本学者研究《世说》的名著，作者通过对《世说》中人物的语言游戏的研究，看到中国语言表现的特殊构造，看到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机制，看到了六朝文人和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代表性人物的某种共同点（这本书第四章是研究鲁迅的机智。书中也涉及到毛泽东的机智），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了探索。

《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这本书是上个世纪末我在珠海工作期间购买的。书写的很好（日本学者的汉学著作一般都写得很好），篇幅不大，买到后马上乘热打铁通读了一遍。来深圳工作后，2003年在罗湖区翠园中学初中部讲大型公开课《千古文人<世说>梦——<世说》欣赏：以<咏雪>为例》前，更是将这本书很细致地再次通读了一遍。

《世说》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瑰宝，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高。《世说》也是我国中学语文教材必选的内容。我在各地也听过不少老师讲《世说》课，不客气的说，我认为这些老师并没有真懂《世说》，有些讲课很好的老师（获省教学比赛第一名），甚至一些名头很大的名师讲《世说》课文公开课，窃以为他们只知句读，但“小学而大遗”，实际上根本不懂《世说》，只算是认得《世说》中的字而已。不懂，所以《世说》这么好的东西讲得一点味道也没有了。我说别人不懂，其实我以前也不大懂《世说》。这也是我讲《咏雪》大型公开课的直接动因之一：通过讲公开课来促进自己读书。当年我讲《咏雪》，不仅细读了《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读了国内学者研究《世说》的专著，而且第一次通读了《世说》全书。

我真正敢说自己懂点《世说》，就是从读《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这本书开始的。

一个语文教师，要想成为货真价实的名师，每年主动讲一两堂大型公开课，围绕这堂课，读它三、五本有关研究专著（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开发一堂课必须读十本与这篇课文有关的研究专著，即所谓“十本名著一堂课”），三、五年下来，教学水平就定会出其类拔其萃，就定会不乌合与众。

《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这本书的书名给我以启迪：“以<世说新语>为中心”这个副标题，既明确限制了该书研究的范围，又不作茧自缚，为研究过程中引进现当代两位伟人鲁迅和毛泽东与《世说》有关的机智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使“中国人的机智”这个全书的主题更加丰满丰富，更有纵深感，更加名副其实。于是我改，昨天、今天第三次通读这本书之后，我将自己将要写的书的书名，由《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一个语文味或文人语文视角》改为《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以语文味或文人语文为中心》了。

由于我对这部书特别感兴趣，所以已将其列入语文味工作室阅读书单了。

井波律子的著作，以前译为中文的，似乎只有《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李庆、张荣湄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这一种。台湾的星光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世说新语——中国人的机智》，署“王敏政编著”，其实，不过是将井波律子的那本著作加以编译而已。《中国人的机智》写得相当精彩，尤其是井波律子以修辞学的视角来观察《世说新语》，其中有许多说法是前人根本说不出、甚至想不到的。比如，她说《世说新语》里的很多人物品评，对象本身的真实价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评语本身的修辞性。“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或许只是“A何必减B”这一句式本身才重要，而A和B究竟是谁，反而是次要的了。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机智》当年印数甚少，现在已难买到了。

今年，《中国幻想故事漫谈》（孙立春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中译本出版，虽然这本书不如《中国人的机智》那般精悍，但总也值得欢迎。对中国古代的传奇、话本，我是没法将它们只作为作品来欣赏的——它们的叙事与想象已经丝毫吸引不了我了。扩大一点说，薄伽丘和蒲松龄，我是没办法当成文学来读了，其“文学性”，至少在我这里，已经漏光了。然而，我还是兴致勃勃地读起了这本《中国幻想故事漫谈》，这已经足以说明井波律子摆弄这些古代文本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了。尽管没有明讲，不过事实上却是以主题学、类型学的方式对中国的古代短篇故事进行清理筛选，将类型接近而又有微妙差异的故事串起来讲，在相互映照中，获得对中国古代虚构叙事更有深度（往往是在历史维度及社会维度上）的理解。中野美代子曾写过一本《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样式》，那么井波律子的这本书或许也可以叫《从故事看中国人的想象模式》。

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井波律子晚近的作品都是给日本的普通读者写的，门槛放得特别低，像这本《中国幻想故事漫谈》，几乎没有引用原文的地方，都只是撮述大意而已，就吸引普通读者（日本的以及中国的）而言，是相当体贴的做法。井波律子似乎最擅长以通俗的笔调，用极简省的笔墨，将深刻的论断以貌似不经意的方式道出。比如在“宝岛梦”一节最后，她写道：“14世纪末，明朝永乐帝的宦官郑和率领浩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历访三十余国。以此为契机，对海的彼岸世界的认识才逐渐深入。另外，在商业极度繁荣的明末，肯定现实欲望的风气才流行起来。可以说，这样的时代氛围催生出了黄金国、宝岛梦的故事，它和历来设定在山的另一边的超凡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指向。”这种社会-历史的判断，是以如此从容简练的形式出现的，不能不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