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所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位很值得留意，至少我们开始这个话题时不能不提到他；——对于读过作家的几本小说，又打算就此发通议论者来说，很像预先画下了惟妙惟肖的画像。此人名叫古德曼先生，出自《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塞巴斯提安•奈特是纳博科夫多少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一位作家，古德曼先生作为研究者，对他百般曲解。
古德曼先生的拙劣之处，在于试图把天才塞巴斯提安•奈特纳入既有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正如作者所说：“他的书忙来忙去提供的尽是些早已出现的——以商业的方式——用以吸引平庸的脑瓜的思想。”这么做当然最容易不过了，无论古德曼先生，还是我们，一概如此。“古德曼先生的写法简单得就像他的哲学观一样。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将‘可怜的奈特’描写成他称之为‘我们时代’的那个东西的产物和牺牲品。”对此，已故奈特的同父异母弟弟——《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那个第一人称的“我”——代表他表示拒绝，而已故纳博科夫则通过自己生前的一系列言论——包括《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在内——表示拒绝。
纳博科夫并不是尊神，而是神像的摧毁者，他也经常贬斥那些面对神像胡思乱想、信口开河的人。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完美——关于这个我们以后还要谈到——首先就体现在它被设计得如此周密：通过把古德曼先生阻挡在大门之外，保证自己不被玷污，抑或不被歪曲——在一面哈哈镜里，再完美的形象也变得不成样子。作者说：“有一种‘芝麻开门’看上去更像一把万能钥匙而不像一个魔咒，我怀疑古德曼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是如果他认为一旦使用这把钥匙他将必有所获，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纳博科夫根本拒绝文学史上惯有的认识方法和评价尺度。当我们——无论写作抑或只是阅读——打算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时，他以俯视的眼光把我们看作一队莫名所以、蠢蠢欲动的行列。
古德曼先生的钥匙也许真能够打开几扇“文学”之门，假如那些作者本身也是他这一流人物，亦步亦趋地按照他们那种模式写作，然而这与塞巴斯提安•奈特或纳博科夫了无干系。承认文学领域——我们姑且把这看成是同一领域——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异，乃是我们真正走向纳博科夫的起点。所以在谈论他是怎样的之前，先要明白他不是怎样的才行。
这里还应说明一句，纳博科夫不仅拒绝从“我们时代”来，而且拒绝向“我们时代”去，要想从他的作品中看出多少所处年代的影子，恐怕也是徒劳。借用《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话说就是：“对塞巴斯提安来说，时间永远不是什么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三六年——它永远是一年。……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只是永恒如一的事物的尺度，因此任何一种想以‘现实’的特殊方式去感受古德曼先生所谓‘战后欧洲的氛围’的想法对他来说都是荒谬绝伦的。”至于另外一些东西，也早已被纳博科夫一口拒绝了：“我的写作没什么社会宗旨，没什么道德说教，也没什么可利用的一般思想；我只是喜欢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
这就涉及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我们视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对纳博科夫来说全无用处，在他看来文学别有意义：“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它的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它的艺术，只有它的艺术。”实际上已经为我们的话题划定了范围；超越这一范围之外，也就成了古德曼先生，而他所能说的已经说了。
由这里起手谈论纳博科夫，好像殊无意思；对作家来说，当然就更没有意思，——无非只是免得把他的意思看成没有意思罢了。纳博科夫与惯有的方法尺度不仅不能相容，而且相互具有颠覆作用。《塞巴斯提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虚拟的论争之作，“我”之所以要与古德曼先生理论一番，正因为后者纵然无才无德，却足以轻易毁掉奈特毕生的苦心劳作。
记得将近十五年前，《洛丽塔》及其作者纳博科夫在中国轰动一时，这书一下子出了好些译本；此后一切烟消云散，很少再见有人提及。兴许大家是把《洛丽塔》当成一部侥幸逃过查禁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然而读过也就算了。其实对D•H•劳伦斯以及另一位在我们眼中可以归为一类的《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纳博科夫都曾公开表示蔑视。要想理解纳博科夫，恐怕这倒是个切入点：既然鄙弃另外两位，何以自己又要写《洛丽塔》呢。彼此之间根本不同之处，也许正是他的天地所在。可惜我们——出于草率匆忙或别种缘故——往往视而不见。另外我也读过几部美国人写的文学史，讲到别人不无见解，谈及纳博科夫却总显得辞不达意。放之四?而皆准的道理，简直网罗不住这个人物。如前所述，纳博科夫不能接受通用标准；若以他为标准，则整部文学史就要重新写了。
以上所说其实都是题外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