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传学院听课的同时，由于专业兴趣，也旁听了哲学系美学专业的课，从上学期一直坚持听过来的是朱良志老师的中国美学专题。
说是美学专题，其实朱老师并没有按照课题名称暗示的那样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去讲，而是带着大家一本一本的阅读中国文化原典。上学期读了诗经和楚辞，教材是朱老师买来送给大家的，每次都要送出40多套。朱老师的课讲得很有激情也很有深度，诗经和楚辞他带着大家一篇篇的读过来，既有思想的体悟又有诗性的感发。这学期他带着大家读的是周易、庄子和坛经。今天晚上开始读周易，发现朱老师对周易的熟稔程度让人惊讶，过几周读完周易然后接着读庄子和坛经。朱老师不是做中国古代文学的，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美学，有《中国美学十五讲》《石涛研究》等专著，其擅长的领域是中国诗论画论美学思想的阐发，但一学期读过来，发现朱老师对中国文化原典的那种烂熟于心已超出了我之前对中国美学研究的狭隘理解。还有，听朱老师讲课还能欣赏到他漂亮的黑板字，比我见到的许多自诩为书法家的同志写的着实好得多。北大好多老师的书写水平都很高，上学期听过课的龚鹏程老师和王岳川老师，那一手字也漂亮的不得了。
朱老师很儒雅，这是大家学生对朱老师的总体印象评价。朱老师个子不高，瘦瘦的，长期穿一套旧旧的青色西装，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镜后面总是笑眯眯的双眼，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的样子。北大的两个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也很瘦，那种清矍儒雅的形象也许是北大的美学传统之一吧。朱老师讲课容易激动，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中间只休息10来分钟，我真担心他的身体受得了不。许多人都以为教师这份职业清闲轻松，其实，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教师这份职业还很冒险，毕竟面对的是人的思想和灵魂问题，稍有差池，恐怕就不仅是误人子弟前程这般轻松了。当老师很难，当一个好老师难上加难。幸运的是，我在人生的路上还是不断遇到了这样的好老师。当然，在他们身上，我悲惨地看见了自己这10多年来教师生涯的严重失败，想起自己，实在惭愧得很。
今天下午还听了一个女老师的课，居委会大妈风格，天南海北的侃，她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上课的样子，深刻体会到当年我的学生们看我唾沫横飞时他们内心的无奈和痛苦！幸运的是我没有选这位老师的课，所以决定不再去听她的课了。今天下午选了一门叫视觉文化和社会的课，老师要求阅读的材料几乎是英文的，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但我已酝酿了许多把牢底坐穿的勇气，决定把这个噩梦做完。好得晚上是朱老师的周易课堂，听朱老师一讲八卦，白天的不愉快很快就消散了。
黄子平印象
(2011-03-11 18:47:18)
上午听了黄子平教授的香港文学研究，讲得很有趣。
我见识浅陋，先前并不知道黄子平教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大鳄。知道黄子平其人源于前几天听吴晓东教授的课。吴晓东教授在课堂上提到了黄子平，说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黄和钱理群教授都是声名远播，黄的课堂场场爆满，吴晓东教授言下充满了对黄子平教授的敬仰之情，我等乡野之人，自然受到了蛊惑。
黄子平教授80年代末去了海外，后回到香港定居，去年陈平原教授邀请他回到北大授课。黄教授上星期开课的，我没去听成，今天是他的香港文学研究的第二讲，也还是漫谈形式，核心话题围绕“香港的故事为何如此难说”展开。提到了也斯，施淑青3姐妹，西西等作家作品。授课中黄教授还提到一些趣事。说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寝室住12人，平常各行其是，到了考试前就非常团结，每人分发几个题目，整出答案后大家一凑一背，这种战争前的粮草囤积和武器准备的工作只要是读过大学的人都有此经历，30多年来这一传统被牢牢继承下来。不过，黄子平教授说起他们当年背答案的方式却是比较独特：把毛泽东语录谱成的红歌歌词换成试题答案，12个人在宿舍里齐唱3遍，然后就奔向考场。不难想象当年他们考试之前的那份激情和气势，这和我读大学时灰溜溜地窜进考场那模样比起来就英雄多了。
谈到香港文学，黄教授提到了两件事。一是施淑青的“香港三部曲”的主角黄德云妓女的身份让香港评论家很不满，文学中常常以一个女人隐喻一个城市，黄德云对香港的隐喻暗示香港是一个妓女似的被摧残和被侮辱的所在，香港评论家对此大光其火；由此引出的第二件事是：半个世纪前一批作家从重庆绕道香港北上，这批作家中许多人提到香港也是类似施淑青的看法，这和香港的被殖民身份是相关的；另外有意味的是，这批作家滞留香港期间办了份刊物《大众丛刊》（？），郭沫若在上面发了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把朱光潜、沈从文等都列入了反动文艺家的行列，沈从文因此差点自杀。我对文学史不熟，不知道沈从文先生49年之后被停笔是否与此事有关了。
至于香港故事的书写困难所在，黄教授引用了也斯的话进行说明：因为香港的故事讲来讲去，都会讲成上海的故事、伦敦的故事、布拉格的故事，总之，别人的故事，他者的故事。反过来，你讲别的城市的故事，讲着讲着，不知不觉又会讲成香港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也斯的说法很精辟，其实，何止香港，何止香港的作家。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黄子平教授书写时的一个辅助用具：一个红色的粉笔套筒，粉笔插在里面，就像放大了的圆珠笔，书写时手上不会沾上粉笔灰。以前我还没有见人用过，这黄老师还真有一套，人家从香港转来的就是不一样，呵呵。这一工具值得推荐给所有当老师的同仁，特别是女老师，这么一用不仅减少洗手的麻烦，长期使用，还能省下一大笔买护手霜的钱。
龚鹏程印象
(2011-03-11 18:52:38)
龚鹏程老师最喜欢说的两个字就是“鬼扯”。
每当谈到一些知名学者对文化典籍和历史的错误理解时，龚老师就一脸坏笑地（我是这种感觉）说：“鬼扯。”从陈寅恪、范文澜、胡适等一直往前追溯到王阳明、朱熹等人，都会被龚老师偶尔“请”出来洗涮几句。当然，龚老师对这些人绝对是尊重的，但对他们学问中的问题却毫不留情面。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一种仰视名人的教育，做硕士论文时，引经据典，论文中处处闪烁着名人们的身影和智慧，而我就这样淹死在了那堆名人的口水中。这几年一想起我的硕士论文就觉得对不起我的硕导，他老人家不断提醒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然而，我辜负了他的教诲。自从毕业之后，我再也没有勇气重头完整地读过我的论文。毫无疑问，我的书写仅仅是制造了一些思想垃圾而已，还浪费了不少的纸张。
所以，听到龚老师笑眯眯地说那些名人“鬼扯”时，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虽然学界也有很多人说龚鹏程老师常常是“鬼扯”——并不否认，我肚子里有些坏水，就是看到你曾经所崇拜的那些文化权威被打倒时止不住的喜悦之情，这可以应证当年红卫兵们的疯狂行为，如果再给它戴顶帽子，那就是“弑父情结”。然而，除了这个无意识的深层原因外，表层原因就是：原来那些大学者们看待问题时也有很偏狭的一面，如果换个角度，大学者们的偏狭就难免呈现出来了。所以龚老师不断提醒我们，说他上课时更多的是培养我们阅读的方法，思考的方法，而知识却是次要的。诚哉此言！
龚老师的博学是出了名的，经史子集、儒释道，随意出入，听他的课就常常跟不上，幸好这学期他把讲稿都发给了大家，还能勉强跟上他的进度。虽然学界很多人说起龚老师时也很不屑，说他的著作博杂、观点偏激。但是，在一个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学界，若再没有这种“偏激”的学者，这学界真就是死水一潭了。而且，在龚老师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平视前人的读书姿态，不媚俗、不崇拜，这是一个学者应该要有的素养吧。
网上说：龚老师是当今天下“第一才子”（其每年著述约一百万字，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主编著作不计其数）。江湖上传言，龚老师对着第一才子的称谓一笑了之，却说自己一旦死了，国学也就绝了。不知这传言之真假，若是真的，狂傲之态比起李敖来倒是毫不逊色。不过，狂就狂吧，比起那些伪装的谦谦君子来说，却是真实多了。
所以，还要继续听龚老师“鬼扯”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