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写给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的信,谈“人为什么活着”
银河,你好!
我在家里给你写信。你问我人为什么活着,我哪能知道啊?我又不是牧师。释迦摩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了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人活着为了涅磐,就是死。这简直近乎开玩笑了。
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有人活着有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为别人才能使自己得到超生。那时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的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吧,把生活都变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自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什么区别。比方说,物质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吗?有人分不出来。
总之,我认为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也不能让人家来造自己,谁要来造我我都不干。有人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本身了。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中度过光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现在我们在一片拜物声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不过我现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与此有何相干。
我这么说你恐怕要怕我了。我一点也不可怕。不管你是谁,是神仙也好,是伟人也好,请你来共享我们的爱情。这不屈辱谁,不屈辱你。
我不喜欢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妈妈有时说:真奇怪啊,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过来了。他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傻,也不斤斤计较大衣柜一头沉。干吗要求我们有什么外在的样子,比方说,规规矩矩,和某些人一样等等。有时候我真想叉着腰骂:滚你的,什么样子!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的仪式吗?或者叫人安分守己。不知什么叫“分”,假如人活到世上之前“分”都叫人安排好了,不如再死回去的好。
我有时对自己挺没信心的,尤其是你来问我。我生怕你发现我是个白痴呢。不过你也该知道,我也肯为别人牺牲,也接受一切人们的共同行动,也尽义务,只要是为大家好;却不肯为了仪式去牺牲、共同行动、尽义务,顶多敷衍一下。别人也许就为这个说我坏吧?我很爱开发智力,我怪吗?不怪吧。我还爱一个美的世界,美是为人的幸福才存在的。我也不肯因为什么仪式性的东西去写什么,唱什么,画什么,顶多敷衍它一下。
总之,我是这样。为了大家好,还为了我自己好,才能正经做事。为了什么仪式,为了看起来挺对路,我就混它。我决不为了仪式爱你,我是正经爱你呢。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真不坏。真的,也许不坏?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我对自己有点信心。我爱你呢,爱你!
小波 10月29日 夜
本文是作者为自己的一部杂文自选集写的序言
序言
作者:王小波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