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去找洁泯，请他介绍拜访舒芜。洁泯一向是尽其所能地爱护我的，当即就陪我敲开舒芜家的门。从我第一次路过舒芜的家门，到我最终走进舒芜的家门，前后至少经过了五年的时间。
近年的白事越办越不成个样子，今年的白事尤其不成样子，所以我很不愿意参加八宝山的告别式。不是我对逝者不敬，我只是看不惯那一张张像来赶集似的脸，以及那些像是在庙会上表演的杂耍。舒芜先生去世，告别式不是定在八宝山而是复兴医院，我本来想去送送他，但又不凑巧，仍然没有去成。心里的这一分惦念，就还是用文字来表述吧。
我大约是迟到九十年代初才认识舒芜先生的。我与洁泯是感情甚深的忘年朋友，除了平日的聚会外，也到他府上去闲谈。洁泯住的那座楼，有几位颇可一见的人物，一楼是张若茗家，她的丈夫那时还健在。二楼是庞朴先生，可他似乎总出门。三楼左手是洁泯，右手住着的就是舒芜。我到洁泯家串过许多次门，却从没起过要敲舒芜门的心。
八十年代末，袁晓园女士倡导文字的“识繁写简”，我很有兴趣，跑去采访她，并且与《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郭振有同志一起写了篇专访，发表在教育报上。袁晓园老太太高了兴，经她向安子介先生举荐，聘请我为汉字现代化研究会理事，常常邀我到她家喝咖啡吃蛋糕。当时袁家有个帮忙的年轻人叫陈肩，与我也有了交往。陈肩很快就不在袁家工作，生活窘迫，陆续找过我多次，我们也谈过一些话。陈是广西人，爱好古典，旧诗文作得尤好，我们尚谈得来。他告诉我，他与舒芜先生关系较近，舒芜帮过他不少忙。我照例表示了对舒芜的不满，陈肩则极力称赞舒芜先生的学问。我还记得陈肩有赠舒芜的诗，末句是“逆舟破浪苦追寻”。为了验证陈肩的话，我读了几本舒芜著作，说实在话，或许是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亦未觉有何高明。后来见到牛汉，牛汉主动聊到舒芜，我有些诧异。我知道，所谓胡风集团的人，与舒芜结的都是死仇，不想牛汉能会与舒芜一直保持友谊。我问牛汉原因，牛汉也对舒芜的学问大加赞赏，又给我介绍了舒芜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也就是说，舒芜也没落着便宜。
其后，我在书店买到舒芜的新书《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读到这部书，我意识到先前看到的几册，都是被“管”怕了后的作品；到了这本“功过”，舒芜才又成为舒芜。我至今仍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以为舒芜对周作人研究之深，见地独到，当世无能出其右者。特别是其中关于个人与社会之论述，真是真知灼见！这里也不必我再复述，因为这本书已是研究周作人的必读之书了。能从做学问的心情去接近周作人的人很多，而能从学问上接近周作人的人少而又少；能就周作人谈周作人的人很多，而能从周作人谈中国文化发生在周作人一代身上的转折的人少而又少。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描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处文化转型期中的复杂心路，记录了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思想领域的不懈探索，当然，也免不了谈到周作人的误入歧途。因为舒芜的书，我得以跳出“周作人”的概念认识周作人，随之我也得以跳出“舒芜”的概念而认识舒芜。
我带着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去找洁泯，请他介绍拜访舒芜。洁泯一向是尽其所能地爱护我的，当即就陪我敲开舒芜家的门。从我第一次路过舒芜的家门，到我最终走进舒芜的家门，前后至少经过了五年的时间。
舒芜待我很好，诚恳地与我讨论周作人。我不揣冒昧，直截了当提出我的意见。我以为舒芜在揭示周作人思想方面贡献很大，但评定“是非功过”则略嫌草率。舒芜说，书名原是《周作人研究》，出版社改为《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而这一书名，亦为舒芜所认可。此话的含义就是，舒芜不同意我的批评。我也固执，虽听出“话音”，却依然坚持己见。尽管有此重大差异，我们的会面还是尽欢而散的。
记得那次还说到聂绀弩。舒芜说有位侯井天先生辛辛苦苦收集聂诗，不厌其烦地做出注释，然后自费将诗集出版，令舒芜十分钦敬。舒芜不仅写文宣传，甚至亲自帮助侯井天推销诗集。我说我也买了这本诗集，但侯井天的注释无比繁琐，有些地方乃至可笑。舒芜冷着脸驳我，“那是小节”！现在想起来，舒芜的话是对的。
那次会面不久，我就收到舒芜的来信。信是写在学生用的四百字的绿方格稿纸上，字是一字一格，行楷，秀丽工整。他是我所遇到的老先生里，唯一的一位肯一字一格写信的人。他在信里再次说明他为什么同意书名定为《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语气比谈话时要加重不少，显然是继续否定我的批评。我回了信，也加重语气，重申我的观点，也表明我的不改变态度。他再回信，我也又回信，我们竟为此书来信往地讨论了几个回合，结果我们谁都没能说服谁。最后一封信，可能是我没有回复，便不了了之了。
接着，我举三口之家移居日本，有两三年没有回北京。等我在日本稍稍立住脚，趁着工作之便返京，恰遇到胡风集团的人为了信件的事公开撰文围攻舒芜。我不敢再轻信现成的“概念”，宁愿相信其中尚有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情况。再者，我也不大接受“打压”式的论战，作为当事人的舒芜也当享有发言的权利。我在与朋友们会面时，有时是我主动，有时是朋友主动，都会提到这件事。我发现与我持同样看法的朋友还不是少数。
这时，朝阳文化馆开设了名叫“老家”的咖啡厅，馆长徐伟及谭宗远兄抓住我临时回国的机会，要我拉些老先生捧场，最好发动大家再为咖啡厅捐些签名著作，增加咖啡厅的文化气氛。我就用这个场所组织了一次聚会，约了张中行、严文井、吴祖光、洁泯、范用、牛汉、姜德明几位先生。我特意邀请了舒芜，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意在我们不去孤立舒芜。为此，我事先一家一家地征求意见，问好不好邀请舒芜，大家都没有反对我。最理解我的意思的是严文井与吴祖光。吴先生其实是不喜欢争论的人，他的经历可真是“予岂好辩哉”。平素嫉恶如仇的吴祖光，没有冷落舒芜，与舒芜攀谈甚久。严文井长期担任文化界领导工作，尽管不说不写，其所知文化内情最多。严老是不惯早起的，每天都要中午过后才起床，我一般都不在上午安排他的活动。这次的聚会，严老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会努力起来的”。
聚会当日，众人都到了，严老最迟。他先打电话给我，通知说他已经起床，正在洗漱，我可以派车接他了。他到时，仍然是领导的气派，大家都在门内站成一派迎候，只有不曾在文坛那个小圈圈里混过的张中行先生，没事人似的弓着身、背着手，在屋里四下转悠。
严老进门，与众人一一握手。握到舒芜的时候，严老停了下来，对舒芜说，“最近我得到一些消息，也听到一些情况，可是我都没有记住，没能往心里去。哈哈，哈哈。”这几句话说得太聪明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有说。我眼见舒芜非常激动，握着严老的手，连连称着“老领导”。
牛汉那天也开心，拉着张中行先生说，“你和我舅舅年纪一样大”，我逗趣说没有在咖啡厅里认舅舅的，要认最好到饭馆去。大家都笑了。大家一笑，洁泯马上就开讲起他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笑话。聚会从十一点开始，直到午后三时才散。
事后，有人说我们是在声援舒芜。我不认可也不否定。我想，我们总该拥有一个大家都有权利讲话的时代，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大家都不能讲话的教训。
舒芜很珍视这次聚会，我在他的晚年自传里看到，他特意收入了我们这次聚会的合影。关于他与胡风的恩恩怨怨，还不是我们现在能说得明白的。在舒芜早年，胡风曾经没有说话的权利；在舒芜的中年，舒芜曾经没有说话的权利；在舒芜晚年，胡风以及所谓胡风集团的人，包括舒芜，终于都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意见，留下各自的说法。舒芜先生在最后几年里，还开设了自己的博客。我想，舒芜先生应是安心地与我们告别的，希望他把这样的宽松心情带到天堂。
| 接近舒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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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7月28日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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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文化名人多如过江之鲫，我来京已近二十载，但与他们殊少一面之雅。平时在学校里教书，搞搞研究，写写文章，基本上是跑单帮式的。认识舒芜先生是寥寥无几的例外之一。
知道舒芜是在上本科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上个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化界有个著名的关于“主观”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他是主要人物之一。以后又知道了胡风事件。而真正接近舒芜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了。1990年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评述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大约过了半年，我把文章的复印件寄去请他指教，还附上了一封便笺。因为他是桐城人，我用了“同乡后学”的名义。不久，即收到热情的回信，他告诉我文章早已读过，本想和我联系，但又怕把他评得太好了，有所顾忌。又说注意到我也是安徽人，说我这么年轻就写出这么好的文章，还邀请便中去他家一谈。这里面褒奖的话自然是前辈学者的鼓励，用不着认真，但却让我一下子感到老人的和蔼可亲。
于是我就骑车去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去拜访他。那时我住在动物园附近的文兴街，彼此的住处相距不远。他居四室一厅，书房兼会客室，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边墙上贴着程千帆先生于乙丑年写的隶书室名“碧空楼”，另一边挂着我的乡贤台静农先生解放前赠他的条幅，内容是陈大樽的一首七律。墙壁和陈设都有一种陈旧之感，显然是因为缺少女主人勤加拂拭的结果。谈话的内容记不清了。时间是199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
到了那年的年末，我给他寄过一张贺年片。他回了一封短信，说：“我多年不买贺年片，只能以素笺还祝，愿您在新的一年中，百事如意。这样有些失礼，至希见谅。”
1992年初我在报上发表一篇因为周作人研究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文章，他读到后写来一信。不久我再次登门造访，记得这次他谈了中苏知识分子的命运，回忆了他的《论主观》发表前后的情况和在50年代的一些经历。从这以后，我和他的交往多了起来，每年总要过去几次，通上几回信。
舒芜先生待人总是客客气气。到他家，尽管已经声明过不用倒水，他也会在你面前的茶几上放一盏清茶。写信的时候，总是称“兄”，称“您”，信封上写某某“老师”收，有时风趣一下，把“老师”替换成“教授”。不过，有时也能从他不经意的对人对事的评论中感觉出严厉来。舒芜先生虽有些气喘，听力不太好，但很健谈。我们所谈的范围很广，历史事件，文坛今昔，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等等，都是谈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都是一个听众。我有话直说，他也不以为忤。
我们的话题自然以周作人为中心。舒芜先生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载四、五万字的长文《周作人概观》，走进当时还冷冷清清、畏葸不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去。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特别得益于两人，一个是钱理群先生，凭他的思想文章，站出来肯定周作人，大概没有人会说是抬弟贬兄；再一个就是舒芜先生，因为博古通今，他的评价更容易受到别人的重视。我曾问他：“您年青时写过哲学文章，解放后从事了长时间的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又致力于周作人研究，您自己最看重哪一方面？”他答是“二周”研究。我理解，鲁迅的文章涵养了他的精神，磨砺出了他看世界、看人生、看历史和文化的眼光，而主要的学术成就还在于周作人方面。他少时就喜读“二周”，到了90年代，仍在文章中写道：“回顾平生，一贯深嗜笃好的，仍首推二周之书。”（《小书柜———我的精神摇篮》）“二周”并举，却不非此即彼，这显示出一种成熟、稳健的文化人格。我觉得，在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文章中可以见出两个最值得称道的特质：其一，与同时期的研究者相比，更充分地估价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上的贡献，在不讳言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追寻他身上的正面价值；其二，立论大胆、新颖，富有启发性、开创性。如相当多的人鄙薄知堂后期文章，指为才尽，指为脱离现实，指为写不出作品只好大抄古书，他不同意，他的《周作人概观》是新时期最早对知堂后期散文予以高度评价的文章。又如他还较早肯定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身份和价值。这些地方也许在文章中并不据有显著的位置，读者的眼光也很容易滑过，但一经确立，必然会导致周作人研究格局重大调整。只要想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周作人的历史贡献，探讨他身上的正面价值，几年前还被别人骂为“屎里觅道，臀上贴金”，就不难想见当时做出这样的论断需要怎样的胆识。
舒芜先生不同于那些故作偏锋文章者。知堂曾评傅山的文章思想之辣云：“其辣处实实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与后世只是口头会说恶辣话的人不同。”（《关于傅青主》）舒芜先生的大胆新颖之论也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才没有流于虚夸和浅薄，经得起考验。黄苗子先生为他题《天问楼图》的《浣溪沙》末句云：“阴符无效作迂儒”，舒芜很感谢老友的知音。“阴符”指的是这位桐城派文家的后人年青时的哲学论文，那时他的兴趣在于哲学，但并非纯粹思辨的抽象哲学，而是与现实人生息息相关的哲学问题，有志于成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业。“作迂儒”指的是他解放后从事与现实关系不大的古代文学研究。到新时期，他告别了一直兴趣不大的古代文学，致力于周作人研究。虽然仍免不了“作迂儒”的路子，但毕竟拉近了与现实的关系。他尊重别人为学问而学问的选择，而自己不想这样做。他自称：“读书不忘现实，读书的兴趣反映了对现实的兴趣。”（《〈书与现实〉题记》）这种关心现实的精神是贯穿他一生的。尤其是作为其一生学问集大成者的周作人研究，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关心现实人生的情怀，对新文学、新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所进行的思考。正因为他一开始就志存高远，没有泥执于一种专门的学问，所以他的周作人研究才能做到境界阔宽。而他一生的经历、学养和追求又积淀成内涵，为他的周作人研究赢得了厚重的思想品格。通过接触，我加深了对他的文章、思想的理解。
舒芜先生是1922年生人，退休以后，他却进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90年代以来，他出版了一本周作人研究专著，几本随笔，数种文集，其中有七大厚本的《舒芜集》。他的文章像他的谈话一样，视野开阔，感觉锐敏，思想通达，毫无迟暮之气。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对新事物和新知识的强烈兴趣。198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七卷本的普鲁斯特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我在书店里与它频频照面，但都没有下定决心买下。在舒芜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了这部书，很快我也把它请上了我的书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翁都对它如此青睐，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对它视同陌路了。记不清是1999年还是2000年，舒芜先生买了一台电脑。他是用智能ABC输入的，一次到碧空楼，他还不清楚如何造词。很快他便运用自如，可以在网上漫游了。好几次登门拜访，他都刚刚从卧室里的电脑前走出来。有一阵子他的e mail都用了很漂亮的信纸。现在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他转发过来的文章。舒芜先生该是中国最年长的网虫之一了。他的身体并不好，常常不能多看书，多写作，但看得出来，他总在尽力地拆除由于生命的局限所造成的阻碍。我明白，正是这不断流来的源头活水与他丰厚的人生积淀的结合，造就了他晚年的辉煌。
有一年，我告诉舒芜先生准备考博士，他来信说：“目前纷纷‘下海’之际，您还选定这条路，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是觉得足慰寂寥的。”现在我已走在这条路上了，我想无论何时，舒芜先生的存在对我都是一种激励。特别是看到别人退休后无所事事下棋弄鸟，或者退守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时候，我便常想到舒芜先生；在他那里，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被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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