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28 16:56:30 来自: aaa111a1
读书 2000年第10期 总第259期的评论 3
读书 2000年第10期 总第259期的评论 3
刘绪源先生的《思想者的知情意》一文在《读书》第十期发表后，我一气读完，很有感触。文章对舒芜的评价相当高，把他定格为思想者的高度。认为作为思想者的舒芜“有敏锐的思想，有严密的思维逻辑，他的‘知’的一面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他认为舒芜的文章“有两点是最让人惊讶也最令人佩服的：其一，是他对各种人物的历史旧帐，记忆清晰，态度鲜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说必有据，毫不含糊。其二，是他对一些重要的思潮性的问题，常能提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见解，而且决不轻易更改，很有点“反潮流”的意味。”这让我有了重读舒芜文章的冲动，特别是刘文中讲到，“1997年春，舒芜先生的《〈回归五四〉后序》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此文讲述了他一生的思想经历，对当年写作《论主观》的前因后果叙述甚详，与胡风的关系也说得十分清晰，最为可贵的，是把自己从解放前夕到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转变过程解剖得相当深透。”真让我对自己的读书方式方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回归五四》一书买来后粗粗浏览一通后就束之高阁了，如果不是刘先生的提醒，我还真的已经淡忘了。
细想起来，我对舒芜的文章也一直存在着成见，也就是胡风那三批材料的影响，真的如那句话所说，人不能这么无耻。在一段时间里，胡风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有一种坚持真理反抗暴政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可那时我并没有读到胡风的多少作品，那个著名的《三十万言》连见都没见到，除了一本批判他的小册子外，所能读到的都是外围作品，印象较深的有聂绀弩、贾植芳、耿庸和梅志的作品。耿庸的书读过几遍，梅志的回忆充满一种沧桑感，看不出是一位女性的手笔。后来读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风女儿张晓风主编的多人回忆集子《我与胡风》，更让人对胡风以言定罪株连无数的冤案有了痛切的了解。围绕这个冤案那些知识分子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尤其是胡风在狱中表现，不低头不认错的回忆让人对他肃然起敬。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还是属于人云亦云，出于对极左的厌恶，对受害者的同情是主要因素。（后来我买了很多胡风著作，也是草草翻过，包括那本《三十万言》书）。当然我们可以说胡风的言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以言定罪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从另一方批判者来说，对判断胡风等和舒芜的关系来说，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做法，以及事件的起因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当时我的思路基本是一边倒的。
也正是在这单一向度的思维影响下，当年看到舒芜的文章重新面世之后，有一种不小的惊讶，连这种人的作品也能出版？不过舒芜的文章确实好看，比如最早读到的《书与现实》，文章里那种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明晰的逻辑思路让我受益匪浅。好的文章，不管是谁写的，对于读书人来说总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其后，只要是舒芜的文章，我都会仔细阅读，他写的书如果见到我是照买不误。但是我在阅读中不可能不戴着有色眼镜，因此对有些他涉及到胡风事件的内容往往不予重视，不会按习惯的做法去方方面面了解比较。
读了刘文后，我马上翻出《回归五四》又翻阅了一遍，尤其是那篇后记，已经不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原稿了，其中经过两次修改，一次因胡风家属抗议，（既那次在杂志上刊登以后），把其中引用的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内容全删了，理由是涉及版权。代之以一些概括的语言。而舒芜正是为了准确说明当时的情况才引用这些信件的，这是证据！后来一次改动是因为胡风家属把舒芜给胡风的信件影印件还给了他，他就在文章中引用了自己的信件。因这个后记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后无论是胡风的家属还是当年的受害者都表示不可接受，害得当年想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缩了回去，不敢出版全书，尽管“后记”叙述的应该是事实。（其实这家出版社真的没有眼光，否则肯定是名利双收的，这里也看出俞晓群先生执掌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眼光和胆识，最后这本书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件事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就是有人也是双方的朋友，写信让舒芜不要争辩，要维护胡风‘受难的思想斗士’的形象。这里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胡风在此事上的做法未必全对，真理也并不都在胡风手里，而舒芜确实是个认真的人，他可以撕破脸皮去做任何他认为对的事，而不管别人的感受。二是无论在权力者，或是在下面，传统的文化一直起着决定的作用，那种西方式的真理崇拜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第一点看，胡风的形象确实因舒芜的文章有被解构的情形，这也是让他和他同伴的恼火。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不少文章中对胡风的个性都有描述，也是个对非我族类有着强烈排异的人，曾有言，如果胡风处于周扬的位置和权力，可能排除异己的手段和做法比周扬还要厉害。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毕竟胡风一直是受到主流的怀疑和排斥的对象。但从他对舒芜的做法来看，确实是在背后给予打击的，而这种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对一个青年人来说。而在这个问题上，舒芜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说的好听是认真，说的不好听用最俗的话语形容，就是爱出风头，好像天下就他最正确。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二点，这样做的结果。舒芜当年碰到的情况是因为这样做产生的结果。（从后记及别人的文章中印证，当时权力机构仅仅是为了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当约稿舒芜后，因为他提到了信，并因此被要求摘录信件的部分话语，层层上交，层层上纲，最后出现的局面是谁也预想不到的）。这次碰到的问题还是这样，舒芜再次引用了信来说明观点，当然要引起过来人的敏感，尽管舒芜是为了认真，他毕竟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且必须考虑这些感受。同时这些是私人来往信件，私下里说的话，公开征询一下对方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任何私下的发言都要成为公开的证据，那么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还有什么朋友可言。
刘先生此文的另一个重点是作为思想者的舒芜的“教训”，一个思想者不仅得不到普遍的公认，而且一直被人蔑视，应该说这是一个悲情人物。为此，刘是这么看的，“从舒芜先生身上，的确可以引出重大教训。问题恰恰不是在道德上，甚至也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出在常识上、人情世故上，或者也可以说，它正显示了一个思想者的最薄弱的环节。”他又说，“22岁到33岁，这正是人生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最容易犯错的时期，人的思想可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地发展，但人情世故很可能被轻易地抛到一边，“知情意”三者的统一在这时也最难做到。舒芜的《后序》为他的某些旧友所不能接受，甚至觉得不可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人并非同样的思想者，他们很难相信一个人内心的思想力量有时竟会排斥其他的一切。”我感到，刘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准确，正如上所说，舒芜的问题有人情世故上的原因，确实也有一个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洗脱自己而不择手段的问题，尽管是不得不为之，但是违背的恰恰是人性，人与人之关系及引申到社会上的法律关系。联想到中国的文人之间历史上为了某种争斗往往更加你死我活，有时候清与浊，忠与奸从何谈起。要扳倒一个人非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止，从来忠奸不两立。对于后人来说可能受难者更受到同情，好人好事都落在他的头上，便和神一样。要知道每个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只是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
读刘绪源先生此文还让我对人物的评价有了更深入的感受，不能因为某人某方面的伟大而夸大了他的全部，也不要因为某人某方面不足而否定了他的全部。是哪点好就肯定哪点，是哪方面不好就批判哪方面，如此我们是否会更公正的评价此人。这样自然会让评价体系逐渐纳入客观的轨道，扭转绝对化的观念。我对刘绪源文章中的一段话有同样的感触：“而到了他的晚年，思想又有发展，他甚至对真理的有无也表示了怀疑，因为谁自认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左右他人，甚至左右一个民族，这是另一种‘以理杀人’，不可不警惕。他这时的思想，有点接近于顾准的‘彻底的经验主义’，也更近于知堂的‘少信’了。一个少年时代的积极的思想者，一个昔日学界、思想界神童式的人物，经过一生蹉跎，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不是有些苍凉呢？但谁又能说，他经过一生的实践和思考，不是更接近了人世的真谛呢？”
细想起来，我对舒芜的文章也一直存在着成见，也就是胡风那三批材料的影响，真的如那句话所说，人不能这么无耻。在一段时间里，胡风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有一种坚持真理反抗暴政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可那时我并没有读到胡风的多少作品，那个著名的《三十万言》连见都没见到，除了一本批判他的小册子外，所能读到的都是外围作品，印象较深的有聂绀弩、贾植芳、耿庸和梅志的作品。耿庸的书读过几遍，梅志的回忆充满一种沧桑感，看不出是一位女性的手笔。后来读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风女儿张晓风主编的多人回忆集子《我与胡风》，更让人对胡风以言定罪株连无数的冤案有了痛切的了解。围绕这个冤案那些知识分子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尤其是胡风在狱中表现，不低头不认错的回忆让人对他肃然起敬。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还是属于人云亦云，出于对极左的厌恶，对受害者的同情是主要因素。（后来我买了很多胡风著作，也是草草翻过，包括那本《三十万言》书）。当然我们可以说胡风的言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以言定罪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从另一方批判者来说，对判断胡风等和舒芜的关系来说，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做法，以及事件的起因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当时我的思路基本是一边倒的。
也正是在这单一向度的思维影响下，当年看到舒芜的文章重新面世之后，有一种不小的惊讶，连这种人的作品也能出版？不过舒芜的文章确实好看，比如最早读到的《书与现实》，文章里那种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明晰的逻辑思路让我受益匪浅。好的文章，不管是谁写的，对于读书人来说总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其后，只要是舒芜的文章，我都会仔细阅读，他写的书如果见到我是照买不误。但是我在阅读中不可能不戴着有色眼镜，因此对有些他涉及到胡风事件的内容往往不予重视，不会按习惯的做法去方方面面了解比较。
读了刘文后，我马上翻出《回归五四》又翻阅了一遍，尤其是那篇后记，已经不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原稿了，其中经过两次修改，一次因胡风家属抗议，（既那次在杂志上刊登以后），把其中引用的胡风给舒芜的信件内容全删了，理由是涉及版权。代之以一些概括的语言。而舒芜正是为了准确说明当时的情况才引用这些信件的，这是证据！后来一次改动是因为胡风家属把舒芜给胡风的信件影印件还给了他，他就在文章中引用了自己的信件。因这个后记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后无论是胡风的家属还是当年的受害者都表示不可接受，害得当年想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缩了回去，不敢出版全书，尽管“后记”叙述的应该是事实。（其实这家出版社真的没有眼光，否则肯定是名利双收的，这里也看出俞晓群先生执掌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眼光和胆识，最后这本书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件事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就是有人也是双方的朋友，写信让舒芜不要争辩，要维护胡风‘受难的思想斗士’的形象。这里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胡风在此事上的做法未必全对，真理也并不都在胡风手里，而舒芜确实是个认真的人，他可以撕破脸皮去做任何他认为对的事，而不管别人的感受。二是无论在权力者，或是在下面，传统的文化一直起着决定的作用，那种西方式的真理崇拜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第一点看，胡风的形象确实因舒芜的文章有被解构的情形，这也是让他和他同伴的恼火。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不少文章中对胡风的个性都有描述，也是个对非我族类有着强烈排异的人，曾有言，如果胡风处于周扬的位置和权力，可能排除异己的手段和做法比周扬还要厉害。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毕竟胡风一直是受到主流的怀疑和排斥的对象。但从他对舒芜的做法来看，确实是在背后给予打击的，而这种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对一个青年人来说。而在这个问题上，舒芜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说的好听是认真，说的不好听用最俗的话语形容，就是爱出风头，好像天下就他最正确。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二点，这样做的结果。舒芜当年碰到的情况是因为这样做产生的结果。（从后记及别人的文章中印证，当时权力机构仅仅是为了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当约稿舒芜后，因为他提到了信，并因此被要求摘录信件的部分话语，层层上交，层层上纲，最后出现的局面是谁也预想不到的）。这次碰到的问题还是这样，舒芜再次引用了信来说明观点，当然要引起过来人的敏感，尽管舒芜是为了认真，他毕竟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且必须考虑这些感受。同时这些是私人来往信件，私下里说的话，公开征询一下对方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任何私下的发言都要成为公开的证据，那么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还有什么朋友可言。
刘先生此文的另一个重点是作为思想者的舒芜的“教训”，一个思想者不仅得不到普遍的公认，而且一直被人蔑视，应该说这是一个悲情人物。为此，刘是这么看的，“从舒芜先生身上，的确可以引出重大教训。问题恰恰不是在道德上，甚至也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出在常识上、人情世故上，或者也可以说，它正显示了一个思想者的最薄弱的环节。”他又说，“22岁到33岁，这正是人生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最容易犯错的时期，人的思想可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地发展，但人情世故很可能被轻易地抛到一边，“知情意”三者的统一在这时也最难做到。舒芜的《后序》为他的某些旧友所不能接受，甚至觉得不可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人并非同样的思想者，他们很难相信一个人内心的思想力量有时竟会排斥其他的一切。”我感到，刘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准确，正如上所说，舒芜的问题有人情世故上的原因，确实也有一个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洗脱自己而不择手段的问题，尽管是不得不为之，但是违背的恰恰是人性，人与人之关系及引申到社会上的法律关系。联想到中国的文人之间历史上为了某种争斗往往更加你死我活，有时候清与浊，忠与奸从何谈起。要扳倒一个人非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止，从来忠奸不两立。对于后人来说可能受难者更受到同情，好人好事都落在他的头上，便和神一样。要知道每个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只是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
读刘绪源先生此文还让我对人物的评价有了更深入的感受，不能因为某人某方面的伟大而夸大了他的全部，也不要因为某人某方面不足而否定了他的全部。是哪点好就肯定哪点，是哪方面不好就批判哪方面，如此我们是否会更公正的评价此人。这样自然会让评价体系逐渐纳入客观的轨道，扭转绝对化的观念。我对刘绪源文章中的一段话有同样的感触：“而到了他的晚年，思想又有发展，他甚至对真理的有无也表示了怀疑，因为谁自认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左右他人，甚至左右一个民族，这是另一种‘以理杀人’，不可不警惕。他这时的思想，有点接近于顾准的‘彻底的经验主义’，也更近于知堂的‘少信’了。一个少年时代的积极的思想者，一个昔日学界、思想界神童式的人物，经过一生蹉跎，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不是有些苍凉呢？但谁又能说，他经过一生的实践和思考，不是更接近了人世的真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