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02 来自: 闻之(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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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俄罗斯抒情散文小说家，代表作包括《卡拉－布加兹海湾》（1932）、《伊萨克·列维坦》（1937）、《塔拉斯·谢甫琴柯》（1939）、《北方故事》（1938）、《金蔷蔽》（1956）等。后期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1945—1963），反映了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30年代作者的经历，是作者对创作历程和道德、精神内容的思考、探索的总结。其他作品包括《雪》、《雨濛濛的黎明》、《一篮云杉果》、《猎犬星座》、《面向秋野》等。
帕翁既没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咄咄逼人的革命气势，也没有写过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或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那样震撼社会的鸿篇巨制，但正如一位俄罗斯作家所说，“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读者，说他不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
当了大半辈子记者、报刊编辑和新闻翻译，退休后我给年轻翻译谈心得时曾说，只有当你能写出像样的时评时，你译的外文时评才可能符合信、达、雅的要求；读了已故的非琴先生译的俄罗斯作家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我的感想是，要译好这样一部散文巨作，译者除了有扎实的外语和汉语基础外，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最好还是一个散文写手，并且曾在俄罗斯长期生活过。这个猜想在我读了非琴及其夫人李庆云共同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梦幻人生》的三部曲后被证实了大半，至于未经证实的最后一点———非琴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要使我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译林高手肃然起敬。
帕翁少年丧父，家境清贫，念中学时就不得不当家庭补习教师筹措生活费，大学没毕业就得工作，当过电车司机、售票员、卫生员、记者，最后，这位学法律起家的文人当了作家。复杂的时代、艰难的人生、谦和的性格、从俄罗斯和法国文学大师那里汲取的丰富营养，使帕翁能用独特的浪漫主义眼光看待严酷的现实，形成俄罗斯文学中一个特立独行的流派———抒情浪漫主义。
有人问帕翁：“您最珍惜的人品是什么？”“文雅。”答曰。确实，帕翁的文字亲切明快，委婉清秀。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不心地善良，待人以诚心；他笔下的妇女，个个朴实而高尚，从嗓音到身材都美好。即使写斗争、牺牲、悲苦、贫困，他也是从美好的未来世界的角度去下笔。但这决不是说帕乌斯托夫斯基虚与委蛇，粉饰现实。他最厌恶的文人品格是卖身媚俗，他对青年作家的赠言是：“权贵不可惧，百姓不可欺。”
帕翁既没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咄咄逼人的革命气势，也没有写过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或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那样震撼社会的鸿篇巨制，但正如一位俄罗斯作家所说，“我从未遇到过一个读者，说他不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
帕翁的作品中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高大威猛的人物，然而总能牵动读者内心，回味隽永。我念中学时看的第一篇俄文短篇小说就是帕翁的《雪》，女主人公对遭受丧父之痛的卫国战争伤员的体贴入微、两人由同情到萌发爱情、文中语言的优美、描写的细腻，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也许这个连查词典加合理猜想才看懂的短篇，使我在潜意识中增强了对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对俄罗斯文学、对俄语和对俄罗斯的向往，促成我终身学习俄语、关心俄罗斯、研究俄罗斯。
承蒙李庆云女士信任，委托我在莫斯科寻找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后人，联系《一生的故事》中文版权事宜，使我结识了帕翁的女儿加莉娜，并有幸于1999年金秋到她继承的帕翁乡间别墅做客。
别墅在莫斯科东南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塔鲁萨市郊，奥卡河静静地从不远处流过，宽阔的河岸上看不到任何建筑，只有树木和花草。也许，正是因为缺乏“现代文明”的浮躁，俄罗斯有很多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化人。别墅由一栋木质住房、一座俄式澡堂和一座厕所构成，窗明几净，但远说不上豪华。近一公顷的广袤园地上，满是姹紫嫣红的鲜花和青翠欲滴的芳草。我想，作家需要的可能正是这种令他心旷神怡而又心无旁骛的写作环境吧。《一生的故事》的后一半大部分是在那里脱稿的。
苏联政府一向为文化人提供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帕翁在莫斯科的大四居寓所是斯大林时期造的一座“高知楼”，帕翁在这里与舞蹈家乌兰诺娃、电影明星拉迪尼娜等名流相邻为伍。斯大林有一句名言：“作家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记述者，如果他们半饥不饱，笔端会给你写下什么玩意儿！”但是，作家既需要适当的物质待遇，更需要宽松的创作环境。加莉娜就对我透露过帕翁在决定创作题材时的矛盾心态，帕翁在赫鲁晓夫时期很不得志，甚至不许他在地方文化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就连晚年想到少年时代住过的克里米亚半岛租一座旧房写一年书，当局也不同意。
帕翁作品的译者非琴生前的创作环境和生活待遇也非常艰苦。帕翁博学多闻，文中往往时空跨度极大，译好他的作品并不容易。非琴译《一生的故事》这部百万余字的巨作时，并无出版的把握，而且译者当时贫病交加，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居然能译出如此精品，其渊博学识、坚强毅力、高度敬业的精神令我叹服。不过，对一个钻进译林难以自拔的翻译家来说，译帕翁的作品，不啻为品尝人生盛宴；对一个热爱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来说，读非琴译的帕翁作品，也称得上是难得的享受，因为译文和原文同等精美，因为译者和作品同样热爱作画，期待世界的未来更美好。
虽然非琴先生已于十多年前辞世，但他还有许多译作尚未付梓，留给喜爱非琴的俄罗斯文学译著的读者新的期盼。
作者：盛世良
（前苏联）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小说《一生的故事》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年）是前苏联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青年时代他游历过许多地方，从事过多种职业，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深厚的生活经验。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本质上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在现实主义大一统的年代，他的创作受到官方的冷遇。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宁在谈到他的创作时说：“与其说是情节，倒不如说是抒情的风采、情感的一致性、一种不间断的音符，使他那不连贯的散文具有一种统一性。他的散文还具有某些评论家认为是他对法语的爱好所导致的那种光彩。”
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早期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幻想，自中期起，作品开始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倾向，着力于探讨人的情感和个性，从写多彩而奇特的英雄人物转而写普通人，塑造农民、劳动者和手艺人的形象，致力于发掘他们身上的“永恒之光”。他创作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用诗一般优美、动人的语言描写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故事。他的《卡拉布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曾被高尔基和克鲁普斯卡娅誉为小说和科学结合的创新范例。
帕乌斯托夫斯基不仅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尤其擅长写抒情色彩的短篇小说。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文笔细腻，格调清新，宛如一首首散文诗；他还以知识渊博著称，著有一系列关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契诃夫、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及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弗鲁别利的传记作品。
帕乌斯托夫斯基主要作品（小说、散文集）有《卡拉－布加兹海湾》、《伊萨克·列维坦》、《塔拉斯·谢甫琴柯》、《北方故事》、《金蔷蔽》、《一生的故事》、《雪》、《雨濛濛的黎明》、《一篮云杉果》、《卡拉－布加兹海湾》、《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猎犬星座》、《面向秋野》、《祖国的炊烟》等。
《一生的故事》是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是一部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小说抒情散文的笔调，诗的意境，给人沁人心脾的美感享受。作者本着说真话的原则进行创作，所以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是一部一切服从事实的真正自传。
前言
几 句 话
不久前我翻阅《托马斯·曼文集》，在他论作家劳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表达的只是我们自己，讲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是原来由于和周围人们的深刻联系，由于和周围的人具有本能的共同性，我们却创造了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这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就是我们作品中所包含的最好的东西。”
真该把这几句话作为大多数自传性作品的题词。
作家表现自己，也就是表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一条简单的和不容置辩的规律。
这部作品包括六篇自传体小说：《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的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和《漫游的书》。同一主人公和同一时代把这些小说联结在一起。这些小说叙述的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事。
对于所有著作，特别是自传性质的作品，有一条神圣的规则——只有到作者能讲实话的时候才应写。
就其实质而言，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同时也就是他的自传，在某种程度上以想像力加以改变了的自传。这种情况几乎永远如此。
于是，写成了六部自传性的作品。我预见将来还会有几部这样的书，但能否写成，那就不知道了。
我想用一个早就使我不安的想法来结束这篇短短的引言。
除了一切符合事实的、我的真正的自传，我还想写一部可以称之为虚构的、我的第二部自传。在这部虚构的自传里，我愿在我经常幻想、但又是徒然幻想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和人物当中描写自己的一生。
但不管将来我能写出什么作品，现在我却希望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的岁月里支配着我的那种感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的魅力。
目录
第一部 遥远的岁月
父亲的死
我的祖父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
鲫鱼
胸膜炎
去琴希托霍瓦旅行
粉红色的欧洲夹竹桃
接骨木小球
圣斯拉夫大街
冬天的景色
海军士官候补生
天堂是什么样子
布良斯克森林
小蹦豆儿
林波波河的河水
第一诫
菩提树花
我当然还是孩子
小红灯
荒凉的塔夫里达
崩溃
炮兵专家们
伟大的悲剧演员基恩
独自一个人在大道上
荒野巷
秋天的战斗
“活的”语言
“中学生先生们”
鹰钩鼻子的国王
徒劳无益
布拉金卡河畔的小旅店
外祖母花园里的梦
“黄金一般的拉丁语”
人文科学的教师们
剧院里的枪声
拉兹古利亚依
一篇内容空洞的短篇小说
中学毕业证书
雷电交加的黑夜
小剂量的毒药
第二部 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
“此处未住人”
空前未有的秋天
铜线
忽视战争
带着一张一百卢布票子的老头儿
列福尔托沃区之夜
……
第三部 一个未知时代的开始
漩涡
蓝色的火炬
记者咖啡馆
喷泉大厅
寂静地区
叛乱
……
第四部 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
奥斯塔普·边杰尔的祖先
胶合板迷宫
大麦粥
封锁
情况的阴谋诡计
“和平起义日”
……
第五部 投向南方
简短的说明
感谢读者
烟草共和国
“传说”一词的双层含义
一座钉死的房子
驿车
……
第六部 漫游的书
最后一次相见
田野上的寂静
“第四版”
夜车
严寒
雪帽
欢送教练舰
免费的烟草
……
文摘
后来她抓住喉咙，咳嗽起来。我看到，她娇嫩而洁净的脖子上有一条筋在猛烈地跳动着。我搂住甘娜，把头紧偎在她湿漉漉的肩上。我真希望自己有一个这么年轻和善良的妈妈。
“你怎么啦?”甘娜惶惶不安地问，仍然不停地咳嗽着，并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你怎么啦?你别怕……雷打不到我们的。有我跟你在一起呢。别怕。”
后来她轻轻推开我，用绣着红色橡树叶的衬衣袖子紧紧捂在嘴上，就在这些橡树叶旁，一个很像绣出来的橡树叶的小血点在亚麻布上扩散开来。
“我不需要你起誓!”甘娜低声说，皱着眉头抱歉地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是开玩笑。”
雷声已经远去了，仿佛到了大地的边缘。暴雨过去了。不过密密麻麻的雨滴还在树间喧哗。
夜里我发起烧来。过了一天，一个姓纳佩利巴乌姆的年轻医生从白采尔科维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作了检查，认为我害了胸膜炎。
纳佩利巴乌姆从我们这儿去皮利普奇村给甘娜看病，回来以后，在隔壁屋里对我母亲轻声说：
“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她害的是百日痨。她活不到春天了。”
我哭了，叫妈妈过来，一把抱住了她，我发现妈妈脖子上也有一条像甘娜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好久都停不下来，妈妈抚摸着我的脑袋，说：
“你怎么了?有我跟你在一起呢。别怕。”
我恢复了健康，甘娜却在冬天，在二月里死了。
第二年夏天我和妈妈到她的坟上去，把一束用黑丝带扎起来的母菊放在那个绿茵茵的小丘上。甘娜时常把这样的花编在她的辫子上。妈妈打着红色的小阳伞站在我身旁，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来看甘娜，不知为什么觉得很不好意思。
去琴希托霍瓦旅行
我的外祖母维肯季娅，伊万诺芙娜住在第聂伯河上的切尔卡瑟，她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婆，波兰人。
她有很多女儿，我的姨妈们。姨妈中有一个叫叶芙罗西尼娅，格里戈里耶芙娜，她是切尔卡瑟女子中学的校长。外祖母就住在这个姨妈家一幢很大的木头房子里。
维肯季娅，伊万诺芙娜总是身穿丧服，头上戴着黑色的发饰。她最初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遭到镇压以后穿上了丧服，从那时起一次也没有把它脱下来过。
我们深信，在起义的时候，外祖母的未婚夫不幸遇难——那是一个高傲的波兰叛乱者，完全不像阴郁的外祖母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切尔卡瑟市以前的公证人。
我不大记得我的外祖父。他住在一间小阁楼上，很少下楼来。外祖母让外祖父和大家分开来单独住，是因为他抽烟的癖好让人受不了。
有时我们偷偷溜到他房间里去，屋里烟雾腾腾，有一股苦涩的气味。从烟盒里倒出来的烟草在桌子上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外祖父坐在扶手椅上，用青筋毕露的、发抖的手一支接一支地装填纸烟。
我们听到大人们谈论指挥部的无能，谈论“草包”库罗帕特金，谈论斯特赛尔的背叛行为，谈论他交出旅顺港的事，以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军需官们的罪行。听他们说专制政体的俄国像块腐烂的麻布，已经破烂不堪了。
但同时我们还听到大人们说，俄国士兵多么英勇，有伟大的刻苦耐劳的精神，还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人民的长期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对我们来说，最可怕的打击是俄国舰队在对马岛附近的覆灭。有一次，鲍里亚给我看一张纸。上面用胶板印出几行发白的、淡紫色的字。字迹依稀可辨。
“这是传单吗?”我问。我已经好几次看到贴在我们中学墙上的传单了。
“不是，”鲍里亚回答，“这是诗。”
我很吃力地看清了开头几行：
够了，够了，对马岛的英雄们!
你们已成了最后的牺牲品。
自由，故乡土地上的自由
已经临近，正在叩门。
自由!当时我还只能模模糊糊地想像它是什么。在我的想像中，它就像挂在爸爸书房里的那幅寓意画上的那样。那幅画上画着一个年轻妇女，她怒容满面，神采奕奕，露出健壮的胸部，站在街垒上。她一只手里高举着一面红旗，另一只手正在把一根冒着烟的引火线贴近一门大炮。这就是自由。她身后拥挤着一些手中持枪、身穿蓝色短衫的人，还有一些受尽折磨、但喜形于色的妇女，孩子，甚至还有一个戴着破礼帽的年轻诗人。所有的人都令人鼓舞地唱着，大概是在唱《马赛曲》：“拿起武器，公民们!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鼓声咚咚，号声嘹亮，自由胜利地在国土上行进，人民的暴风雨般的呼喊在欢迎它的到来。
有一个人跟在自由后面，他很像大学生马尔科维奇，也是这样皮肤黝黑，两眼炯炯有神。他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有一次，我隔着朝着我们阳台的窗户向马尔科维奇的屋里看了一眼，看到马尔科维奇一面低声唱着，一面在擦拭一支钢制的乌黑的勃朗宁。一些铜制的小子弹放在桌子上一本打开的医学教科书上。
马尔科维奇看到了我，立刻用报纸把勃朗宁遮盖起来。
第二天早晨，莉莎从墙上取下圣像，把它放在窗子上。打扫院子的伊格纳季用粉笔在我们房子的大门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然后他闩上大门和便门，我们仿佛都到了堡垒里。
妈妈说，城里已开始发生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根据从彼得堡来的命令，”她又补了一句。莉莎小声说，已经在捣毁瓦西里科夫大街上的房屋，暴行快要蔓延到我们这儿来了。
马尔科维奇和鲍里亚一起出去了。马尔科维奇穿上寸靴子，大学生的制服上衣上束了一条皮带。妈妈不愿放鲍里亚出去，但父亲生气地对她喊了一声。于是她给鲍里亚画了十字，吻了吻他，然后才放他出去。鲍里亚和马尔科维奇下楼梯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请求马尔科维奇照看鲍里亚。
“他们上哪儿去?”我问父亲。
“去大学生的战斗队。保卫犹太人。”
鲍里亚和马尔科维奇走后，父亲也出去了。我和季马整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中午我们听到了枪声。后来枪声更密集了。瓦西里科夫大街上起火了。大片大片纸灰落到我们的院子里。
白天父亲领来了一个神色惊慌的犹太老太婆，头巾已经从她花白的头发上滑了下来。她手里搀着一个一声不吭的小男孩。她是一个熟识的医生的母亲。
妈妈把伊格纳季叫来，自己到厨房里去，给了他十卢布。但伊格纳季把钱还给妈妈，说：
“我自己屋里也藏着人，裁缝缅杰尔和他一家老小都在我家里。您最好还是留点儿神，别让扎多罗日娜娅看见。”
傍晚前有个矮个子、戴黑色便帽的小伙子走近我们的大门。便帽下露出一绺湿淋淋的头发。整个下巴上都粘着葵花子壳。
一个高个子老头儿小心翼翼地跟在小伙子后面。老头儿刮过了脸，穿一条裤腿很短的长裤，戴一顶很漂亮的帽子，老头儿后面是一个没戴帽子、眼睛浮肿、样子轻佻的人，还有一个披着暖和的披巾的胖老太婆，老太婆后面是几个神情狡猾的年轻人。这老太婆是个小贩，以前我经常在加里茨市场上看到她。现在她拿着一条新的空口袋。
过了一个月，鲍里亚在荒野巷妈妈认识的一个老太婆，科兹洛夫斯卡娅太太那儿给我找到了一间“供给膳宿”的房子。
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钱，我计算了一下，即使他不再给我寄钱来，那么我不去教课，也够过三个月了。
科兹洛夫斯卡娅太太的住宅里，除了她和她的儿子，以及步兵中尉罗穆阿尔德外，没住着任何别的人。这是一套狭小的住宅，因为油漆不好，地板是黏糊糊的。窗户都朝着一个树都砍光了的花园。花园里总共只剩下两三棵树。冬天在这个花园里搞了个溜冰场。在溜冰场边上的雪堆里插了几棵小枞树。枞树很快就发黄了。溜冰场收费低廉，是供格鲁博奇察和里沃夫大街上的小男孩们来玩的。溜冰场上连个乐队都没有，而是用一个带淡紫色大喇叭的留声机放唱片的。
荒野巷当真是一片荒野。这个巷子不通往任何地方。它消失在一片堆满积雪和一堆堆草木灰的空地里。那些草木灰冒着蓝灰色的烟。从空地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煤气味。
我用拜伦、莱蒙托夫和雨果的肖像把我的斗室装饰起来。晚上我开亮厨房里的那盏灯。灯只照亮桌子和雨果的肖像。这位留着大胡子的作家从上浆的圆形硬袖口里伸出一只手来，忧郁地托着头，坐在那儿望着我。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喂，喂，年轻人，您以后怎么办呢?”
那时我正醉心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大概，我喜欢的与其说是小说的内容，不如说覃喜欢雨果这个老头儿对历史所作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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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0 16:11:31 闻之 (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非琴（1927—1994），原名潘痴云。河北沧州人。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科，先后作过中学教师，办过《农报》。抗日战争中，随高树勋部队作抗日工作，后被汉奸邢仁甫杀害（文化大革命中才得知）。母亲是小学教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非琴小学未毕业，即随家庭四处逃亡。曾在南京锺英中学读过一年初中。1941年随父之友外出逃难，途中离散后，即开始只身逃亡，辗转两年多，到达大后方重庆。逃难期间，曾就读于流亡的河北中学高中一、二年级。由于对中央大学徐悲鸿、傅抱石、张书祈、黄君壁、陈之佛等大画家的仰慕，到重庆后，以同等学历考入该校艺术系（一年后中大迁回南京）。在校三年多时间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以笔作武器，写了许多战斗檄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争取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而奋斗。学运时所写的文稿及剪报四册：《毁灭》、《桥头堡》、《蓓蕾》及《遵命集》于2001年由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所用笔名有：今宜、汗平、金昔、魏闻、小俞、俞玉、非琴……
1948年底，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杀害的厄运，当即被中央大学地下党发展入党。于1949年初由地下党安排到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随大军渡江南下回宁。后被分配到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任校刊编辑。革大是解放初期新成立的“大学”，以改造国民党旧军政人员为主要任务。校刊作为改造这类人思想的舆论阵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校刊室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问题。
1950年，非琴写了一篇小说《团结问题》，以小俞的笔名发表在1950年9月13日〈〈文汇报〉〉副刊〈文学界〉上。（此时非琴仅23岁）。虽然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招来了“对号入座”的后果。被以“精神病患者”之名送入南京市委招待所住了一年多。当时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仍痴待组织允诺的“另行分配工作”。然而，一年多从未有人找他谈过话，也未分配工作。故未能向任何具体工作单位转党的组织关系。转关系的介绍信是由中共南京市学区党委组织部1951年9月7日开具的。介绍信至今仍保留着。
在住招待所期间，适值大规模开展京剧改革的讨论。由于从小对京剧的喜爱，写了许多有关京剧改革的文章刊于当时的《戏曲报》上。就是这些文章证明作者不是精神病患者，得到招待所工作人员抱不平的同情，并教他向市委反映。又经多次向上写信，才于1952年10月被分配到昆山县区人民政府，具体工作是婚姻登记。( 到昆山后未转党的组织关系，是因非琴认为，按党章规定，六个月不过组织生活，未交党费，即是自动脱党。而其本人被视为精神病患者后，住南京市委招待所一年多未过组织生活和未交党费，自认应以脱党论了)。
1953年考入上海俄专（后改上海外语学院）因在革大、南京市委招待所及昆山期间自学俄语，入学时已能阅读俄文版的《真理报》及一些俄文原版小说。入学初期改正了自学时的错误发音后，对课程基础进度很不适应，本人要求跳级未遂，校方又规定不能转课，故上课时常看俄文小说。1955年被校方以不回答苏联教师提问为由，劝其“自动退学”。也就是在1955年10月号的《译文》（后改《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他的处女译作，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夜行的驿车》，受到读者欢迎与好评。从此即开始终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属自由职业，无任何职称衔头的光环。自由职业长期来在中国是受歧视的“职业”。加之，离开昆山后，昆山将未向其转党组织关系的潘痴云开除出党。从此“演绎”出非琴大半生的坎坷经历。因无固定工作单位，未端铁饭碗，加上党籍问题的后遗症，在极左时期，长时间被内控为苏联特务、香港潜伏大陆、改名换姓的特务，甚至“反革命”（详情可参阅200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梦幻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梦晓时分》（李庆云著）。
为此，长时间里其所写文章及翻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也受影响。直至1979年，中国恢复停顿已多年的外国文学翻译后，才开始有其译作、译著及文章发表与出版。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外国纯文学译书的出版逐渐不景气，至今尚有非琴所译的多部文学译稿未能问世。 1986年上海文联成立翻译家协会，非琴被第一批发展为会员。
1959年非琴与上海外语学院(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同学李庆云（原籍昆明）结婚，因处境所迫，不生孩子，以免孩子一同受苦。李庆云早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后曾在昆明求实中学和培文中学任英语教师，1950年在美教会办的昆明天南中学任英语教师两年。1952年带全工资调入上海外语学院学习俄语，1956年至退休，在上海同济大学任外语教师。业余时与非琴合作做些翻译工作。非琴去世后，李庆云代其整理出版了几部译著和发表了数篇译文。
1994年非琴突病住院中，得到好友陈素文之子史兴祥的无微关怀和照顾，于病中认史兴祥为义子。病逝后，史兴祥以义子名义办理后事及处理丧葬事宜。1996年史兴祥立碑将其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非琴去世后，李庆云仍得到义子夫妇的极大关心与照顾。
史兴祥1953年生于一普通工人家庭，曾去农村插队落户，后又参军入伍，复员后分配到浙江省镇海县农业银行工作。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金融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任交通银行上海杨浦支行行长、第一支行行长、长宁支行行长、市西支行行长。在银行理财和管理方面有所建树。
非琴已出版的译书：
《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合译）[苏联]195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罗马故事》[意大利]阿·莫拉维亚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罗马尼亚]卡·彼得雷斯库1984年1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联现代散文欣赏》1986年4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玫瑰和雪》（原名《祖国的炊烟》）[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1987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卡扎科夫散文选》[苏联]1992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普里什文随笔选》[苏联]1992年12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火烈鸟的长袜》[乌拉圭]奥·基罗加1993年浙江少儿出版社
《罪与罚》[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年7月南京译林出版社
《贵族之家》[俄国]屠格涅夫1994年9月南京译林出版社
《摆脱克格勃》[俄罗斯]卡巴京1998年8月北京新华出版社
《奥·基罗加童话》[乌拉圭]1999年2月太原希望出版社
《一生的故事》（1—6卷）[俄罗斯]巴乌斯托夫斯基2001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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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强不屈的文学翻译家——非琴
夫潘痴云(非琴)于1994年8月20日终于艰难而顽强地走完了他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他去的匆匆，走得干净利落，正如他的译文和文章那样，简明而干脆!“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当今已过时的俗话却应验在他身上，这就使我及友人们感到特别伤感。而他，对自己的健康那么自信，因此，他从未曾想过他的生命只有68个春和67个秋!而在这不到70年的岁月里，他从20多岁就开始与文学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对抒情散文方面的翻译，像着了魔似的，那么迷恋，那么执著地追求译文的尽量完美，尽量简明流畅而又忠实于原作者的风格。但不论译何种性质的文学作品，在推敲一个难句时，他甚至可以到废寝忘食而痴凝思索的程度。有时原本很简单的一个句子，为了根据上下文能译得传神，即准确表达原文之神，他可以反复思考很久才下笔。有时夜里会突然起床将琢磨好的译句写下，以免睡梦后会把苦苦思索的译文忘记。他力求他的译文表达得更好、更确切，更能使中国读者不但理解，读来顺畅，并能与此同时享受到和原文一样的意境和情感。
有搞文学翻译的老同学和友人对他说过，文学翻译嘛，不外乎多用一些华丽辞藻即可显示出文学味，因此才会出现“那庄稼汉莞尔一笑”的译句。他们还认为，要让中国读者易懂，尽可能地套用一些中国成语是个好办法，如雨后春笋、胸有成竹、开门见山、一板一眼、望穿秋水、毛遂自荐、说曹操，曹操到、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等等。而他却针对这种译文常说，甚至发表了文章，谈到文学翻译不仅只是华丽辞藻，重要的是应根据原作者的风格而用词；文学翻译虽是文学的再创造，但不能离开原文而随译者随心所欲地去“创造”。离开原文的风格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如原作者用的是华丽辞藻，那么译文就应尽量选用确切的华丽词句。但有的作者却是朴实无华的，那么译文就该朴实无华才能传达原文的风格。最明显的一例是他译的《大地的眼睛》，作者是俄罗斯著名散文大师普里什文，他的散文风格却是随笔似的朴实。非琴译了这部书的一万多字在1980年第6期《世界文学》上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他本人也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将《大地的眼睛》一书全部译出，于是他又译出22万字想成册出版。当时外地有一家出版社知该文颇受读者欢迎就接受了这部译稿。不久接到该社一年轻编辑的来信说，作为散文，文学性强，而译文用词却不够华丽，因此，他替译者修改了二三十页寄上请考虑。翻开改过的译稿一看他可恼火了，所改的译文中竟有“阳光溶溶”这样不成体统的所谓华丽用词多处，所改译文中居然出现了中国的“红娘”。于是他将全部书译稿索回。他说宁愿不出书也不愿因书能出版而破坏和糟蹋了原文。说到红娘，就谈到译文使用中国成语的看法。他认为译文中适当地使用一些中国成语是可以的，但如果用的太多太滥，甚至和原文牛头不对马嘴，或在原文中出现红娘、毛遂、曹操、诸葛亮之类的人物那就不可原谅了。当然这样使用中国成语和典故，中国读者易懂，但毫无根源地强加给原文这莫须有的中国人物和典故会造成中外文对比时的莫名其妙!假如说，别的国家想从中文译本转译，那么译者怎样对付这些强加于原文的东西呢?难道他还必须要加注说明红娘是中国《西厢记》中的丫头，她成全了张生和莺莺的婚事；毛遂是中国战国时代的人物；曹操和诸葛亮是中国三国时期的名人，那岂不是笑话吗?顺带说说，最初在我国，《罪与罚》、《贵族之家》等等许多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译本都是从英语转译的，那时懂俄语的人不多。假如英文译文中套用了英国历史人物和成语，而俄文中又没这些名人和典故，那中国译者转译时该怎样去处理译文呢?难道能加注说明吗?
总之，在译文方面非琴有很多见解，遗憾他总因忙于翻译而未能更多地把他的观点写出供译界讨论，更令人惋惜的是，他竟突然离开人世，丢下他喜爱的、一生为之努力的文学翻译匆匆而去。
非琴原籍河北沧州。1949年在原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毕业，但他自幼喜爱文学，也喜欢国画。由于对中大艺术系徐悲鸿、傅抱石、张书祈、黄君璧、陈之佛等大画家的仰慕，当16岁只身逃亡到大后方重庆后，无初高中毕业文凭的他，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大艺术系国画组(一年后中大迁回南京)。在校期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险遭厄运，当时他以他犀利的笔和反动当局作斗争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于是他到了苏北解放区，后渡江南下回宁，在华东革大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工作。当时编辑室里有一名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老党员”不买他这个20岁刚出头的毛头孩子党员的账，就时时事事找他的岔子。他一生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于交际应酬，更不会搞人事关系；他不善动口但善于动笔。他以当时室里不团结的现象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团结问题》发表在《文汇报》上，内容现在看来是很教条的，即应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极其普通的文章却给了他的对头找到一个机会，遂勾结校部一上级领导大肆攻击他说，向非党报投稿是无组织、无纪律、是目无上级领导……血气方刚的他不服这现在看来实为可笑的指责，顶撞了他们，于是不久他就被莫名其妙地调往南京市委招待所住下以“等待另行分配工作”。一等就一年多。在这期间他的笔未停止工作，写了许多关于京剧改革的文章在《戏曲报》上刊出，其中还有一篇对田汉改篇的《金钵记》(《白蛇传》)提了八点意见，还领了微薄的稿酬，当时是供给制，这点稿酬可以让他买点稿纸墨水之类的用品了。因为忠厚老实的他，脑子里想的是相信组织上的另外分配工作，但在等待工作中也不能不工作，笔是他工作的惟一工具，于是好几种刊物及报纸上刊有他写的各种文章。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他能写文章登出，有好心人就抱不平地悄悄告诉他，送他进招待所时，人家是以他“患有精神病”而送去的，并教他赶快到市委要求工作。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见他时的怪异表情。几经周折才到昆山区人民政府工作。在招待所期间他仍继续自学俄语。到昆山后派他搞婚姻登记，一天没几个人来登记结婚，于是他更全力以赴地自学俄语并已能读自订的俄文《真理报》。这又惹恼了昆山的领导，批评他摆大学生架子，妄自尊大，工作不好好干，工作时学外语……“无组织、无纪律、无视领导……”的大帽子在小组会议上向他无情地扣来，他又第二次受到莫名的打击报复，从此政治生命中投下了可怕的阴影……然我现在是仅从文学翻泽这角度写他的简传，对此就不赘言，也不想重提这些令人伤心的往事。
于是1953年他去报考上海俄专(现上海外语大学的前身)，被录取后又经过多番和阻力斗争，才被昆山批准去俄专报到。一年级上学期他矫正了自学时的发音后，那些俄语词的变格变位及语法他已掌握得很好，一年级下学期他已能读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高尔基……苏联教师及他本人向校方提出让他跳级早日毕业，但校领导不同意，说解放后不准跳级，跳级是唯心天才论的一种表现。无奈，二年级上学期任课的苏联教师准许他在课堂上阅读自己喜爱的俄文书籍，而他在阅读时竟搞起翻译来了。他的处女作《夜行的驿车》译文发表在1955年第10期的《译文》杂志上（后改《世界文学》）。《夜行的驿车》的原作者是俄罗斯著名散文家帕乌斯托夫斯基。从此他与这位著名作家结下了翻译情。1956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约他译《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1957出版是合译)。尔后，好几个出版社及杂志社都主动约他译稿。50—60年代期间《译文》——《世界文学》上经常有他的译文刊出。他二年级时就已忙于约稿的翻译。此时正巧全校体格检查，发现他肺部有病，照理应是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约稿甚多，很忙，复学对他已毫无意义，遂以专业翻译工作者的身份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翻译事业。当时国家承认这种自由职业，记得我曾到上海市委去替他要求固定工作时，有关领导人曾对我说，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自由职业比铁饭碗效力高云云。然而谁会想到不端一个大锅饭碗会招来难以想像的不幸!在极左的年代，他写的文章被报刊编辑看中，后来知道他是无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就退稿了，记得《文汇报》一编辑退稿信中说，“我报所刊登的文章作者必须有工作单位，否则一律不刊出。”当然，现在看来确是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这也是他的许多文学译著未能出版的主要原因。加之后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纯文学译书不赚钱，他的许多译稿未能成书是理所当然了。后来上海文联成立了翻译家协会，他被吸收为第一批成员，这一来总算多少属于一个组织，但这个群众组织对他的翻译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有利条件，至死他仍是一名自我奋斗的游离译者。
文革期间他被批斗是因认为他的译文是放毒。因批斗太早，他去北京告状，不知为什么，后又以资反路线“平了反”。文革十多年外国文学翻译停止了，他赋闲了，靠他的一点积蓄和我几十元的工资过活，幸好我们不生孩子。在那个时代除了红宝书和样板戏的书外，无其他书可买可借。但他的译笔未停，他自说自话译语录、译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译得那么认真，那么专注。后发现几次抄家劫后余生的几本俄文原版书，还有友人处的几本外文书，他如获至宝。虽生活极贫困，他却整天埋头于就地取材的翻译中。文革十年，他的译笔锻炼得更娴熟了。他译了俄罗斯古典作家列斯科夫、莱蒙托夫、布宁及俄苏作家格林、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乌克兰作家柯伙宾斯基等人的许多作品；还有从俄文转译一些拉美、亚非和东欧的作家的作品。的确，这期间他是只问耕耘，以翻译作为自我享受。直至1979年恢复外国文学翻译后才又有了约稿和投稿的机会。于是他把文革中译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家列斯科夫的选集和西北某出版社联系出版，对方即来信要他尽快将译稿寄去，连连来信催要。我们天真地把稿子全部寄出，但很久无消息，终于在别的杂志上看到稍加改动过的他译的好几篇列斯科夫的译文，译者署名是别人的!这是第一次我们尝到被剽窃的滋味，以后他的这部《列斯科夫选集》被退回来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所幸该书稿于2007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奇人录》。还有多篇向别的出版社及刊物自投的译稿也被变相剽窃，包括普里什文的代表作《太阳的宝库》及其他。也曾向有关方面告过状，但无回音，因那时无著作权法，也只好自认倒霉了。后来，我国虽有了“著作权法，但似乎也只是一纸空文，在电脑上看到非琴译作被剽窃转载很多，告到国家版权局也没用。从此，他开始不大主动投稿，而是译约译稿。约译稿往往受时间限制，又是出版社的选题，是完成任务似的，不是他喜爱的作品，但他总是尽力去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常说，等任务空一些，他要译他自己心爱的作品，在不受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倾注自己全部精力去不断精益求精地译出自己心爱之作。即使不出版也可以自我欣赏，能得到一种超越的享受。由于他认为他至少能再活十年或更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这一计划因忙于约译稿的任务而放到将来。谁能相信，一个从30岁开始，一年365天不漏一天地坚持清早冷水浴的人，住院不到两个月即与世长辞!而临终前，在病中他几次急于出院的理由是，他还有自己想做的事没做，大概指的就是精心译他心爱之作吧?!然而死神并不在乎他的精心杰作!
不过，在他一生中也有过他比较喜爱和比较满意的译作，那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一百多万字的《一生的故事》，这一代表作在欧美国家也颇有影响，这是198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选题。对于这部书译稿他花了多少心血!对句子的理解、译文的推敲、词的选用、译注、包括书中使用的英、法、德、拉丁、乌克兰、波兰……多种语言的注释等等作了最大的努力，我和他查遍了上海所有能去查的辞典、百科全书及有关资料……按出版社的要求1987年交稿，遗憾的是时间过去十多年，该书未能按合同规定时间问世的原因是俄罗斯小说如今不“卖座”!而性急的死神才管不了人在世间还有什么企盼，更不管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一生故事》（6卷本）于2001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到，深得读者好评。
谈到约译稿，他不是凡约必译，而是选择相当严格。记得当侦探推理小说红极一时之际，很多出版社为了捷足先登赚钱，争相出这类书。我的一个在内蒙的毕业学生和出版社有关系，因他出过几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出版社为了赶译这种赚钱的推理小说，约他赶译一部近百万字的这种书。“赶”就待遇从优，也因是“赶”，我的这个学生来信约我们合译。他译小半我们译大半，但我们拒绝了。非琴说“非琴就只译文学，而且是纯文学，即使目前纯文学不景气，也不因此去迎合某些出版社和读者的需要。”他说，他不是说不要通俗的译书，而是纯文学也要有人不甘寂寞地去从事，因为纯文学的生命是长久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与世长存的，不似流行歌曲或通俗小说大多短命；严肃文学能给人的精神世界注入高营养，能陶治人的思想情操。假如都因不景气而转向，试问读者的文学素养怎能提高?
再一例就是苏联解体后不久，西南某出版社慕名于他译手快，从成都乘飞机专程到沪约他赶译一本书名诱人的《摆脱克格勃》的政治类书。他再三婉言推却，但碍于介绍人的情面我说服他答应下来。赶译出来后他用的笔名是“李允”，意思是我允应的。后因版权问题谈不成，该书未能出版而以退稿告终。由于我们生活不富裕，他的好友刘国认为他太固执，劝他只要能拿稿费，约译什么都译。他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文学翻译者，不应只着眼于稿费，要有人甘于清苦。他相信纯文学在中国振兴之日一定会来到，到时才会有真正高水平的文学译文。大家都只想稿费，那时难免会出现粗制滥造的文学译文。
在1992年——1993年译林出版社约他重译世界文学名著《罪与罚》和《贵族之家》时，他深刻理解重译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要超过从英语转译的译本，毕竟是转译。还要正确理解俄文原文，哪怕是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俚语他都认真对待，不能有一点马虎和含糊。为此，他查阅了大量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资料、向上海外语学院的俄罗斯专家求教。自己苦苦思索，—丝不苟……出版后终于得到各方面及广大读者的认可。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前领导认为的那样：“重译本是成功的、令人赞赏的、信服的……”这也可概括各友人来信对重译本的评价。《罪与罚》1994年7月初版至今已重印30多次还在不断重印中；每一次重印都1万册。《贵族之家》1995年初第一版至今重印20次。每当收到重印稿费总是百感交集，为他太辛苦导致过早离世而伤感，也为他的多本译书一再重版而拥有更多的读者感到欣慰。《罪与罚》于200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世界十大文学名著”（名著名译丛书）
非琴原想从事写作或当一名画家，然初出茅庐就因一篇《团结问题》使一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从此徒增终生的坎坷。做画家的梦想也幻灭，因解放初国画被视为士大夫阶级的玩艺儿而迫使不少有才华的习国画者改行。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交际，但他的笔给他一生带来遗憾和欢乐。虽处逆境并未因此而消沉，他要用他的笔和命运进行抗争并由此为人民、为社会、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他改弦更张，决心终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来由。他常说，作为一个文学翻译者，必须知识面广。因此他不断熟悉中外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甚至对新兴的自然科学他也认为必须懂点皮毛，因为随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中会包罗万象。鲁迅全集他看过多遍。除此之外，由于他记忆力惊人，从小能背诵很多中国诗词古文等，所以他在写作中引用古典诗词或鲁迅话语时能得心应手。至于引马列他要查查书，因他要准确无误。他之所以要引语是因他在翻译闲暇间隙中会忍不住拿起笔来写写有关文学的小文章。大多数时间他写针对社会时弊的杂文。从1977年到1994年他偷空写了近百篇杂文，有几十篇已在好几种报刊上发表，编辑们的评语概括为“有独特见解、观察力敏锐、有独到之处……”他从不人云亦云。但有的文章笔锋太利未能刊出。以上所述仅想说明，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要有多方面的知识与体验。他的这些杂文实际也是他忧国忧民的表现。
他一生淡泊名利，曾有一社科单位由于知他译笔快，在80年代聘任制开始后，欲聘他作短期研究员，译多年堆积的大量俄文资料以供研究者写论文，他拒绝了。他认为当一名空头研究员(教授)活着有个名誉，死后一无所有留给后人，主要要身后能留给后人一点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无孩子之累，因此可说他是全身心地投身于文学翻译中，默默无闻又那样孜孜不倦地于逆境中不断探索，甚至来不及向人世告别就已化为灰烬!
他生前常说，只要他的译书及译文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他就心满意足了。愿他的译书不似人生的苦短，那就犹如他生命的延长。他逝世后收到从全国各地包括出版社寄来无数的慰问信，对他的不幸过早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的为人、译文及译风给予高度评价；对他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极大赞扬；并为失去一位优秀的译家而惋惜。
他的尘世生命结束了!对从20岁就终生处于逆境的一“过客”，千秋功罪，自有人评说。
李庆云1995夏于昆明休养中
2009年秋修订于沪
人和书
我读《一生的故事》
文/刘禹轩
在2000年9月号的《青岛文学》上，我写了一篇《真实·梦幻·人生》，通过介绍李庆云、非琴合著的《梦幻人生》一书，叙述了我的亡友、俄苏文学翻译家非琴及其夫人庆云的故事。该文的末句说：“作为他们的同学、朋友和读者，我敬祝非琴安息! 敬祝庆云长寿! 并期待着和她的握手！”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庆云专程前来看我，而且亲自带来了一份厚礼：刚刚印出却还未在预定的2001年1月公开发行的六卷一百二十万字的《一生的故事》。这既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非琴的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部译品。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十七年之功写完，非琴则穷三年之力译毕。非琴译完后未及出版猝然辞世，多亏庆云含辛茹苦、殚精竭虑，先向莫斯科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家属购得版权，然后再向出版社联系，终于使这部大书在作者和译者分别逝世三十二年和六年之后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我不是苏联文学的研究者，却曾经是大量阅读苏联文学的一个读者，因为我曾经在五十年代青年时期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过七年之久，当时正是一切都要学习“老大哥”的时期，不但读苏联的书和教俄文是我的任务，而且由于苏联文学独霸中国译坛，除了苏联文学作品之外实在也捞不着其他国家的作品可读。五十年代中苏关系逆转，“老大哥”成“苏修”，我离开“友协”，也就和苏联文学“拜拜”，但还有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使我念念不忘，这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我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主要作品，而且是首先通过非琴的介绍。因此，当我从庆云手里接到沉甸甸的六卷《一生的故事》时，我的脑际忽然闪过了这种想法： 《一生的故事》不但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都是封笔之作，它的中译本的出版甚至还标志着中国翻译苏联文学任务的终结，因为五十年代苏联文学一方面翻译得太多，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空白，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已由《一生的故事》的出版所填补。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随着苏共二十大后的“解冻”特别是苏联的解体，苏联文学重新受到了审视，许多被镇压、批判的作家及其作品得到了平反、昭雪，甚至连高尔基之死和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这样重要的作家的自杀也开始显露真相，这是从我国苏联文学专家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毕竟东流去》等有关专著以及俄苏文学翻译家草婴和他的通信(见近期《文汇读书周报》)里可以看得出来的。与此同时，许多得过斯大林奖金的作家和作品，已被历史的长河洗得无影无踪，只有少数像帕乌斯托夫斯基这样正直的作家及其作品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为苏维埃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留下了忠实的记录。例如，就在《一生的故事》里，帕乌斯托夫斯基在瞻仰马雅科夫斯基的遗体时这样描写：他“神情严峻。身躯高大，似乎并未停止思索。可他在临死前却沉默不语，没有向任何人说出生活使他——一颗坚强的心和对自己满怀信心的诗人——遭受的那些屈辱和痛苦。”对于作家普拉东诺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高度赞扬了他的短篇《七月的雷雨》之后，不是遗憾而是愤慨地说：“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几乎没发表过。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什么地方出现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荒谬的责难立刻像山崩一样落到他的身上。”他还说到这位作家“病得很重，吐血，一连几个月一动不动地卧床不起，但是他一次也没有违背自己作家的良心。”他还写到他所结识的其他作家，在赞赏甚至崇拜他们的才华的同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这在当时那种墙倒众人推的气压底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帕乌斯托夫斯基把真实视为作品的生命。他在《一生的故事》的“前言”里宣布：“对所有著作，特别是自传性质的作品，有“一条神圣的规则——只有到作者能讲实话的时候才应该写。”正因为这样，他从不粉饰太平，像巴甫连柯那样眼见人民的苦难却把自己的小说叫做《幸福》。请认真地读几遍这一段话吧：“正在发生的事情时而使人高兴，令人赞叹，时而又好像是不正确的；时而好像是伟大的，时而却又好像把这伟大偷偷换成了不必要的残酷；时而好像是光明的，时而又好像烟雾弥漫，令人感到可怕，就像天空中布满一卷卷血红色的红云。”请问，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七十多年间，除了帕乌斯托夫斯基，还有哪个苏联作家敢于这样说话呢?
《一生的故事》第二部有一章《相当难的职业》，可以看成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中必须是直爽的，自然的，必须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勇敢地表明自己对生活和人们的态度，决不能以个别好的地方敷衍搪塞过去。”他还说：“我明白了普希金所说的要使心爱的思想尽善尽美的意思。寥寥数语就向从事写作的人们提出了令人惊异的、清楚而明确的忠告，或者，大概是命令。”这就是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里力求达到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亦即真善美的“三结合”，而这也就是它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也就是它的风格之所在。“一篇小说，不管写的是生活中的什么事情，或一个人的任何品质，只要它与现实经验，同时又与想象和灵感相结合，那么它就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因此，不论讲什么事实或故事，除了真实之外，帕乌斯托夫斯基总是赋予它以浪漫的气氛和抒情的笔触；而当他要表达一种思想时，也往往以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因而他的作品被称为抒情散文小说，就连他那部谈创作的《金蔷薇》也是如此。这种对真善美的执着理所当然地赢得读者的赞赏，难怪苏联作家斯莫利奇说：“我从未遇到一个读者，说他不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这一点在中国读者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事实上，其他苏联作家很少像他这样在中国拥有如此广泛和持久的读者。早在1915年，他的两部小说《卡腊·布迦日海湾》和《科尔希达》的中译本就已出版。1959年两卷《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问世，非琴1959年的处女译作《夜行的驿车》也收集在内。这是一篇以世界童话之王安徒生的缠绵悱恻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当年在《译文》上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并且成了非琴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1987年《玫瑰和雪》又由非琴译出付梓。但是，直到二十世纪结束，苏联解体已逾十年，帕乌斯托夫斯基篇幅最大、分量最重、用力最勤、反映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和苏联社会历史面貌的压卷之作尚未出版，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文学在中国读者的清单里还少着这么一笔巨款，总不能不认为难以“结账”。因此我说，它的出版可以说终于填补了这一个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空白。
时间是最公正也是最严格的裁判。许多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作家和作品都死了。有的作品甚至死在作者之前；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死了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作品还活着，《一生的故事》本世纪初在中国的出版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里，我愿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他的介绍作为最权威的根据，因为我确信，《全书》的编者和词条的作者是比当年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们公正得多的。《全书》在介绍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平之后说：“他以抒情笔调描写大自然美景，对人民生活表示无限关怀。一般认为他是20-30年代俄国技巧最纯熟的作家。主要著作《一生的故事》(1946-1962)分数卷出版，是自传性回忆录。由于德高望重，在50 -60年代，每当其他作家遭到官方批判时，他每每出来为之辩护。”《一生的故事》止于三十年代，因而帕乌斯托夫斯基怎样为遭到批判的作家辩护未能在书中得到反映，但是从上述他为马雅科夫斯基、普拉东诺夫和其他苏联作家所作的不平之鸣来看，这种辩护不是顺理成章和势所必至的吗?
这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之所以为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为什么他不像多数苏联作家那样只属于昨天，还属于今天和明天；也就是为什么苏联文学翻译家非琴对他情有独钟，一而再地介绍他，翻译他。事实上，从开篇的《夜行的驿车》到压卷的《一生的故事》，非琴的译事是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相始终的。“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是件愉快的事情”，非琴在《一生的故事》译后记里说：“这首先是因为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细读他的作品，而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而我，作为非琴的朋友、同学和读者，也正是通过他认识了、爱上了并且“享受”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所有《一生的故事》以前的译作都是他亲自寄给我，只有这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生的故事》，是他去世六年之后由他夫人庆云专程送来给我的。先睹为快诚然是幸运，但一想到斯人已去又不禁悲从中来。斯人已去而最后和最重要的译书终得出版，又不由得于感伤中感到欣慰。如果说在《真实·梦幻·人生》一文里我还敬祝非琴安息的话，现在就应该说：“真的，非琴，你可以安息了。”
意义的丧失与重获
——由《一生的故事》所想
□文/谭湘源
来源：http://1.thinkingin.com/bak/3/article/lifestory.htm
读者喜欢作者的某本书不是偶然的，这本书我是读者
你将在这篇文章中看到这一点
《一生的故事》是小说，一共有6本，遇到它们时，刚从大学里毕业不久。那天在书店里看它们静静的堆在那儿，书皮是那种有凹凸感的纸质，白色中透着些许的淡红，是很优雅的那种肤色；书脊上文字主要用的是黑色宋体字和压银的花纹及俄文，这种整洁的感觉吸引我走了过去。于是看到封面上，阴沉而寒冷天气下，头戴着圆顶礼帽、手缩在大衣里的，踩着影子、留着脚印的，身材矮小的一个人。这种感觉让我突然很熟悉，朴素而忧美。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是《金蔷薇》的作者，不过这并不是吸引我购买的理由。
这套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俄国通过战乱和革命重新建立着自己的秩序，如此的时代背景中，主人公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艰难穿行。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有平实的叙述，但读后美与诗意的感觉却是久而挥之不去；这让我想到了生活，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何尝又不是平实的？然而平实的生活却由于个人的思想而被赋与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一直在努力思考着这个社会里，个体生存的意义，我明白这没有什么新意，但却是自己不可避免要思考的。
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才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道：“别去琢磨这么独特的命运！存在就是义务，即使不过是一瞬。”生存的大部分意义是因为各种义务而存在，而义务无疑也是因为亲密的联系而产生。爱情经常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美好，无疑是因为这种联系所带来的巨大快乐。人类的规律已经被设计，主动去追求联系然后背上联系所带来的义务。
而对于物质欲望的追求无疑也是生存的意义之一，这一方面直接来自于动物本身的天性，另一部分却是由上一点派生，即联系所带来的被认同、被重视的需求。这种需求会表现为很多形式，包括所有的虚荣感甚至希特勒式的征服欲望；又例如年少时这种需求的不被满足会对一生带来重大的影响，内心深处自卑的感觉将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
而《一生的故事》让我明确了另外两种生存的意义。文章记叙的是作者自己的事情，所以无法让我不关注他内心世界的发展。我所见到的是两条比较明显的线索。一条是对世俗物质欲望的抛弃；另一条则是对人际责任（即上文中提到的联系的意义）的逐渐远离；对母亲的间断记述几乎贯穿了整套书，对于自由、流浪，对于体验新生活的愿望使作者始终不能尽上自己为人子的责任；而亲情的远离更是减弱了联系对于生命的意义，作者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盖着军大衣躺在木板长凳上，甚至感到稍微暖和一些。一个司号兵在铁路上吹起号来。大概，车站上停着一列军车。号声高亢，好像在哭泣。我突然明白，我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孤立无援，明白了我的全部生活已遭到破坏，我的生活是不舒适的、孤独的。我想起了妈妈、正在邻近某条站线上作战的两个哥哥，想起了廖莉娅（与作者相爱的人，因为护理带天花——书中写的是黑痘——的病人而感染去世：引者注），想到了缺少关怀，缺少人的爱抚，人的心就会渐渐变得冷酷无情。
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原因在哪里呢？我想了解它。显然，原因在于我们是从书本，从模模糊糊的诗的境界，从境界的思想中来到生活里的，而人民却从我们身旁漠不关心的走了过去，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大概，人民需要的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儿子和助手。
尽管在上述引文的第二段作者已经看到了人民的不“需要”，然后从以后的文字来看，这已经成为了作者心底的东西了，不过在我看来，其原因并不在于“缺少关怀，缺少人的爱抚”，而是作者自己选择的，是的，孤独是自己选择的。于是作者几乎抛弃了上面所提到的两个生存意义。不过也看到了另外的一些东西：一个是对艺术与诗意的追求，它们有着不可言喻的美；一个是通过艺术的创造寻求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刻的联系。
最后我想用梵高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早就提笔，却迟迟未能写出的文章。说这段话时，梵高已经是精神病缠身，他一边恐惧地等着下一次的发病，一边仍缓慢的作画，间或还要写点文字，他说——
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
2003/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