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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文/李庆云
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有这样一句话：“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我想，即使这“沉重”中有荒唐，但历史总是历史，不能割断，不能跨越，事实总是事实，不能抹杀，不能磨灭，因此才会使人记住，而且感到沉重。
在伟大而灾难深重的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有许多悲剧的时代。他们中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含冤蒙难，有的悲愤自尽。很多热爱人民的人士被推到人民的对立面，长期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这一代人的幸存者，在对历史进行沉痛的反思后，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告诉后人，以资从中吸取教训，使悲剧不再重演。
苦难对亲身经历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实实在在的苦难；但对别人来说，那只是听来或读到的故事。就算是故事吧，但愿这些故事能成为照出历史的真实的一面不走样的镜子，能让后人从中发掘出来一些“正规”的历史书上不可能记载的真实史料，能还给受侮辱与受损害者以清白。我相信，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员。
我这儿要讲的故事，既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也没有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平淡的表层下面，却可以看到历史的波澜。
我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叫潘痴云(笔名非琴)(1927一1994)。新中国诞生以前，他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艺术系学习的时候，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后来被吸收为共产党地下党员。他曾以笔为武器，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却因文招祸，不但丢掉党籍，而且没有了所属单位，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边缘人。在人们的冷眼鄙视以至敌视的磨难中，他没有消沉，没有迷失自我，没有放弃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几十年里，失去“铁饭碗”以后，他在无奈中只有以笔作为唯一的工具，对命运的不公进行无言的抗争，以实现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在沉痛的精神重压下，在他精神世界的“自留地”里开辟了一片文学翻译的园地，撒播良知和人性的种子，用他的血汗浇灌，培育了许多文学翻译的灿烂花朵和精神食粮，用这些花朵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用这些精神食粮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他生前留下的译作将近一千万字。
由于他没有一个“工作单位”，只能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在那个时代，那个变态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也就被鄙视为不走正路的“游手好闲”的人，简直是比乞丐还不如的“无业游民”。虽然他并没有向任何人乞讨过什么，人们却避之犹恐不及，投以白眼。对于当今的人们，特别是“8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大概是很难理解的。今天，“文艺个体户”、“自由撰稿人”并不稀罕，而且生活可以过得很自在；早在那时候，他就“超前”地成为这样的人。然而对他来说，生活不但过得不自在，而且处境很悲惨。他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境地，并不是他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在中国相当长时期强势存在的那种体制那种观念造成的。（未完待续）
一封没有表达爱情的求爱信
文/李庆云
1952年，我进入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在热情的苏联女教师奥尔洛娃的宿舍里，认识了他，不同班的同学潘痴云。我们都常到这位女教师那里求教，特别是练口语。有时候还一起陪她去看戏，听音乐。在苏联老师那里，他是一个缄默的人，练口语却很少开口讲话。可是我听他班上的同学说，不论中文、俄文，潘的笔头都很棒。他用俄文写的诗，得到苏联老师的很高赞赏。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俄专只读了一年半就退了学。不久，我在《译文》（后改称《世界文学》）1955年第10期上看到他翻译的苏联著名散文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夜行的驿车》。译文的流畅、熟练，用词的准确、优美，与同期戈宝权、草婴等著名翻译家的译文相比毫不逊色。我不禁为之肃然起敬，因为这是他“初出茅庐”公开发表的头一篇译作。
我在俄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同济大学教书。在“反右派”运动后期的“交心”运动中，我遭到围攻陷害，感到痛苦委屈，他成了我倾诉不平的主要对象。一连串的精神刺激使我病倒了，学校的卫生科要我到杭州疗养。身体状况不允许我独行，我就请潘痴云陪送我去杭州。苏联教师奥尔洛娃回苏联以后，与我们保持着友好的师生情谊，她给我的信都寄到上海由潘痴云转交。每次他带着奥尔洛娃的信到杭州看我，总是默默地坐着听我诉说，不劝解，也不安慰，我却从中感到了人情味，感到了温暖。
正当我在杭州疗养院里为“整风补课”中所受的委屈而苦恼不堪的时候，接到潘痴云的一封很厚实的信。说真的，当时的我，很希望能在他的信中获得感情上的慰藉和温暖，然而我又想，即使信中真有我期盼的温情，也不至于写上那么多页纸吧。我急急拆开信，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原来这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情书，而是他痛苦地忆述多年辛酸遭遇的独白。在信里，他向我倾吐了他一直不轻易对别人袒露的伤痛。我边读边流泪，久久不能平静。他出生于河北沧州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专科，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南京中
央农业实验所技士，编过《农报》。抗战期间随高树勋部队抗日，后被汉奸邢仁甫杀害。此时潘痴云才10岁。母亲是小学教师。
他自幼喜爱文学，也喜欢国画。他14岁从家乡只身逃亡，辗转到大后方重庆。由于对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师徐悲鸿、傅抱石、张书祈、黄君壁、陈之佛等大画家的仰慕，连初中毕业文凭也没有的他，16岁就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大艺术系国画组。1946年夏随学校回到南京。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终于走上革命道路。他以犀利的笔作武器，写了许多战斗檄文，对专制统治进行斗争。为此被列入黑名单，险将被捕。在此危急关头，中共地下党吸收他人党，并安排他到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南京解放后，他随大军渡江南下。怀着满腔热情，憧憬着要为理想的新社会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他，到南京后，被分配到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
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拙于言辞的“书呆子”，竟然是个共产党员。校刊编辑室负责人阮某，曾在新四军做过随军记者，也曾是个共产党员，地主家庭出身。在蒋军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的时候，此人经组织批准回到上海他的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组织生活中断，自己交代：“这段时间的生活来源是向农民收取地租。”上海解放后，他找到从前的老上级，给他安排到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工作。这时候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样一个人却自命为“老革命”，摆老资格，对自己仅担任校刊这一科级单位的负责人深感不满，时时在青年中说怪话发牢骚。当时校刊编辑室只有潘痴云一个党员，阮某的牢骚给潘开展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加之阮某不买潘痴云这个“毛头孩子”党员的帐，事事找他的岔子。那时潘才20岁刚出头，涉世不深，不知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一味强调团结。潘一生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于交际应酬，更不会搞人事关系。他不善动口，但善于动笔。他以当时校刊室里不团结现象作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团结问题》，以“小俞”做笔名发表在《文汇报》1950年9月13日副刊《文学界》
上。既是小说，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不是如实报道。这篇小说现在看来是很教条的，其中心思想是强调应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
阮某知道这篇小说是潘痴云写的，就自行“对号入座”，向组织处处长徐某汇报说，潘无视组织，目无领导，擅自在非党报上发表文章。徐某完全支持阮的看法，于是召开批斗会，对潘大张挞伐。罪名之一：作为一个党员，为何要在非党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 之二，作为党员，不经组织审查，就擅自在非党报上发表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之三，小说中的主角既像阮某又不像，这是对阮某的“诬蔑”。阮某徐某对小说和通讯的区别是无知的。
就是这三条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罪状”，给潘痴云的一生蒙上了无法摆脱的阴影。“作为一个党员”反而成为祸根。从20岁多一点就被打人“另册”，一生处于被歧视被压制的境地，被“内控”，被“专政”。
当时血气方刚的潘，对阮某、徐某所列的三条“罪状”不服。他从未听说过，党员不能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发表文艺作品需经组织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是无组织、无纪律，因此和阮、徐二人发生争执。这时候来了一位校一级的新领导唐某，此人下车伊始，就只听阮、徐二人一面之词，决定将潘调出校刊室，以平息《团结问题》引起的风波。然而，校方却把潘“挂”了起来，一直不安排他工作。他感到委屈，就表示，假如学校不需要他，可把他调出校外。这一来可惹恼了新上任的官儿唐某，认为触犯了他的尊严，于是顺手拎起阮、徐二人给潘定做的帽子：“目无领导，不服从分配，无组织、无纪律……”，一股脑儿给潘戴上，并扬言这是“政治问题”，给潘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潘拒绝接受这一处分，写信向南京市委申诉。
据说，市委派人下去调查了一次，主要是了解唐某所说的“政治问题”，唐某否认说过这话；也有人证明，没有听说过“政治问题”。潘本想再向上反映，但想到堂堂校级领导人说话也耍赖，再反映也没有意思，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注】徐某因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且包庇恶霸地主父亲，阮某因腐化堕落，已经在1951、1952年先后被开除党籍。唐某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而他们诬陷潘痴云的不实之词，却一直留在潘的档案里，造成他一连串的不幸。
不久，潘痴云就被调到市委，要他住在市委招待所，并被告知等待另行分配工作。后来才知道，“组织”竟然是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寄存”在那里的。因此，在招待所期间，一直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过话，他的转党的组织关系的介绍信自然也就不知道该交到哪里。他认为，另行分配工作以后才可以向新单位办理转关系的事情。(这份无处可交的“党员介绍信”，现在仍然留在我身边，作为一件因此而受难的纪念品。)可这一等就是一年多。幸好那时候是供给制，住市委招待所一律不付饭钱，不然，饿死了人也没人知道其中原委!
在招待所一年多，他没有停止过动笔。他的笔是他一生中最忠实的伴侣。笔能表达他的心声，能写出他灵魂深处的彷徨、理想和希望，也给他带来欢乐与忧伤。解放前他以笔作武器，写了许多战斗檄文，像一把把利刃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胸膛，从而险遭厄运。解放后又因一篇《团结问题》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然而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而搁笔。当时正值京剧改革，他从小是个京剧迷。此时他写了许多关于京剧改革的文章在上海《戏曲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其中一篇刊登在1951年5卷6期《戏曲报》上，对田汉改编的《金钵记》(白蛇传)提了八点意见，大部份都被采纳了。一个20岁刚出头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提意见，而且报刊上敢于刊出，这在“名人效应”盛行的今天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他写的文章能不断刊出，人也较忠厚老实，就抱不平地悄悄告诉他，当初，是以他“患有精神病”而把他送进招待所来的，并提醒他赶快到市委要求工作。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尽量躲避他，为什么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作出怪异的表情。他这才又到市委去申诉。市委大门口的卫兵不让他进去，他只好连写了好多封信给市委。市委派人下来了解情况，大概看他不像有精神病，几经周折，才派他到昆山县(当时属于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
到昆山以后，又遭到白眼。他被县政府分配到城区政府民政部门，具体工作是结婚离婚登记。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几个人来登记。没事干，他就继续自学俄文。(在华东革命大学的时候学校开办过俄语班，那时候他就开始学俄文了。)渐渐地，已经能够读懂俄文《真理报》和一些俄文小说。谁知，这却惹恼了昆山县的领导干部，说他“摆大学生架子，妄自尊大，工作时间学外国文”，又是“无组织无纪律”，“目无领导”，帽子一大堆，在工作人员小组会上无情地扣到他头上。不难看出，华东革大南京分校阮某徐某的游魂，随着他的人事档案，又游荡到这里来了。
到昆山工作的时候，他也曾想到该转党的组织关系了。可是，他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人党时间不长，但也知道，半年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就被认为自动脱党。他想，应该找昆山县委以至南京市委谈清楚，自己为什么一年多没有过组织生活，很明显这是由于遭受迫害而形成的。可是，他终于没有去谈。他不愿触动在南京革大分校挨整以至被诬为“精神病患者”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加之刚到昆山不久就又遭到莫名其妙的批判，在这种境遇下，他觉得去向这些人申诉自己受迫害的遭遇，要求接受他的组织关系，只能是自讨苦吃，给自己流血的心再撒上一把盐。就这样，那封1951年9月7日南京市学区党委给他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一直由他自己珍藏着。这一张纸，说明他曾经冒著生命危险为这个党做过一些工作；而在它上面也沾满了他遭受打击迫害的血和泪。他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为失掉党的组织关系而深感疼痛，可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对于恢复组织关系已经绝望了。从此，他不仅不再是个共产党员，而且背上一个“脱党分子”的包袱，为此吃尽苦头。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而且已经干了多年革命工作，不能不说是少有的社会资源，却只能搞搞婚姻登记这样简单的工作，实在是浪费人才。像老潘这样一个人，也的确无法安心这样的工作。他决心再次上大学，离开昆山，另找出路，为祖国和人民发挥自己的能力。那时候新中国刚诞生，百废待兴，在遭到列强封锁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这就需要大量俄语人才。潘痴云决定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上海外语学院的前身)。
在昆山，他报考俄语专科学校，从报考到被录取直到入学，每一步都遭到百般刁难，逼得他不得不向江苏省政府人事厅告状，向昆山县政府据理力争。经过多番斗争，1953年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俄专学习。
他自学俄文已经有相当基础，只是发音不准确。到俄专纠正了发音以后，从字母学起对他已经没有必要，他就抓紧时间自学阅读更多的俄文文学作品。一年级下学期，已经能够比较顺利地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诗和小说。先后担任他的教师的福尔洛娃、格列波娃，都认为他应当跳级，并且代他向校方反映，他自己也向校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然而，不但没有得到同意，反而由此引起了麻烦。校方认为，跳级是“唯心的天才论”，不予支持。在他再次向校方一位领导干部提及此事引起争执的时候，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制造的那些大帽子又一次向他飞来：“无组织无纪律”，“无视领导”……显然，跳级这件事情引起了校方注意，查看了他的人事档案。
后来，经过“文革”，我才懂得人事档案的奥妙，那个特定年代，在档案里面放进去的东西，对一个人的命运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同时也给某些领导人带来非常便利的一种“工作方法”——不调查，不研究，只看看档案里的死材料，不管那些材料是多么荒谬，搬去就可以丝毫不负责任地对一个人作出处理。而每个人的档案里面究竟装着一些什么东西，本人是无从知道更不许查看的。
潘痴云的主课任课教师格列波娃很器重他，他用俄文写的诗和文章得到她很高的赞赏。她认为，潘的俄语水平已经相当于苏联十年制高年级学生的水平，却让他在一年级学最简单的变格变位，太浪费时间了。但校方既不准跳级，也不准缺课。无奈，她只好私下里允许潘痴云在上课的时候阅读他喜爱的俄文文学作品；而潘痴云竟然边阅读边翻译起来。
这时候新开了一门“俄语实践”课，由一个二十来岁的苏联姑娘任教。对潘痴云来说，这课对他也没有多大意思，就仍然坐在后排专心地伺弄他的“自留地”——翻译。年轻女教师几次要他回答问题，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自然也就没有回答，或者站了起来却不知道回答什么。校方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因跳级的事给他重新戴“无组织无纪律”等等大帽子的那位领导人，就指使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召开批判会批判他。过后不久，校方就令他“自动退学”。罪名，无非还是那老一套大帽子，加上“妄自尊大，不尊重苏联教师”之类。
——以上这些，大部分是从他这次给我的长信中了解的；个别地方按照他后来写的简历作了补充。关于他被勒令“自动退学”的经过，则是直到他逝世以后，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张友毅(后来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给我的慰问信中透露的。为了行文方便，作了综合的叙述。
读完他的长信以后好多天里，我一直在思考：他不会无缘无故向我吐露他的隐痛，这是在让我了解他的过去，他要向我负责，让我自己在了解了他的为人和他的遭遇后作出自己的决定。假如那时候我脑子里多一点功利主义，对于“政治”不是那么幼稚的话，大概也会考虑到所谓“政治生命”问题将会带来后半生的血和泪，那么我会毅然割断这段情缘的。然而，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做人不能那么势利和残酷，在对方向我推心置腹地吐露真情并希望得到慰藉的时候，我却无情地将他抛弃，这对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难道我能这样市侩地做人吗?再说，在一连串事件中，错都不在他，他是无辜的受害者。我应该帮助他振作起来，发挥他的才华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面对这封血泪交织的自我介绍信，我看到的是希望求得安慰和理解的灵魂。我的心无可阻止地向他靠近了。
我当即给他回信，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不久就收到他表示感谢的信。又过了一段时间，那是西湖畔的柳树已吐嫩芽的时候，我给他寄去了一张在疗养院拍的照片……
没有婚礼仪式，领了结婚证，我把铺盖搬到华亭路潘痴云和他的母亲居住的地方，就算完成了婚姻大事。他母亲原先在西安教小学，兼任小学校长。1957年为儿子工作便利而退职，同儿子一起迁居上海。我们结婚的时候正是“大跃进”以后的大灾荒期间，凭结婚证买了一床像豆腐渣似的棉絮当褥子，还允许买一个小痰盂，其他什么也买不到。别人结婚，新人和来吃喜糖的人都欢欢喜喜。我们虽也在事先到淮海中路买了些高价糖果送给零落的友人，但那一天，我们却只能是三人相对暗自流泪。由于只有十四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潘痴云的母亲决定到安徽潘的弟弟那里去。我至今不能忘记潘母临别时泪如雨下的情景。老人边哭边对我说：“把儿子交给你这样的媳妇，我放心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决定去登记时，潘痴云和我抱头痛哭。这位铁汉子哭得那么伤心，好像要把他多年的忧伤和痛楚借刷刷的泪水一下子倾泄出来……他哽咽地说：“我知道我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成了泪人的我呜咽地接着回答：“我不稀罕物质享受。”我现在才理解，他不是指的物质享受，而是说他的那个所谓“政治生命”问题可能将会给我带来不幸。（未完待续）
一个超前“文艺个体户”的无奈
文/李庆云
1955年从上海俄语专科学校被勒令“自动退学”后，他到了西安母亲处。自从14岁只身逃难离开母亲后，就从未见过面。这次，当他见到母亲时，十多年的离别，母亲竟认不出自己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相见时问他“找谁”。
到了西安不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即约他译《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这部书的译稿1957年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他译亚美尼亚作家卓利扬的长篇《一个人的生活》、苏联符·伊万诺夫的《游击队员》等等。以后约稿不断。住在西安常常因通讯不及时而延误交稿时间。于是母亲为儿子而退职，和他一起到上海来。他的好朋友替他在淮海中路华亭路租了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房东是一个老资本家。
谁知好景不长。1957年以后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无常，1961年，当时全国唯一一份发表译文的杂志《世界文学》突然停刊，他失去发表译作的这块阵地。能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书籍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不向他约稿了。文学翻译沉寂了。随着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作品的介绍也突然被停止。一向只接受约译稿而不善于主动与人打交道的老潘，此时不得不跑跑出版社，打听一下该译些什么。奇怪的是，忽而听说“爱伦堡不行了”，忽而又是“萧洛霍夫有问题”，今天这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介绍，明天那个作家又被打上“修”字印记。中国的报刊杂志上集中火力围剿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甚至把这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帽子戴到法国大文豪雨果头上，批判世界名著《悲惨世界》。文学翻译界一时无所适从：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怕“副作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又怕作者与苏联有关系，“修”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曾说要他翻译东欧和亚非拉作家的作品，于是他译了波兰的《灰色的光轮》，罗马尼亚的《一封失落的信》和《罗马尼亚短篇小说和戏剧选》，巴西的《金钱的故事》及《墨西哥短篇小说选》，还有《伊朗当代短篇小说选》、《伊拉克短篇小说选》、《芬兰短篇小说选》。但最终都是徒劳。这些译稿出版社都曾准备采纳，但后来却小心翼翼地婉言退稿了。因为按照当时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在这些作品中难免会被找出一些“对社会主义不利”之处。于是，他干脆翻译一些超时代的童话、民间故事、寓言。但是，这些又被认为有“太人性化”和“借古讽今”之嫌。以译文为主要业务的出版社处于无所事事之中。最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完全沉默了。
60年代初，表面上仍维持着“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在党报上仍有宣传中苏友好的文章。不要说我们小小百姓，连省市级的干部也不知中苏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吵架”。当老潘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收人维持生活的时候，曾到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给个固定工作。一个职位不低的官员还以“向苏联学习，允许自由职业存在，两条腿走路”作为答复，拒绝了他的要求。那时候我因眼疾长期病休，在报上看到苏联有个眼科专家能治这种眼病。老潘向公安局申请到苏联去学习，打算等待老潘被批准后我再申请。真是“瞎子碰在了刀口上”，不但未被批准，反而引火烧身。本来潘在公安局的档案里已是“脱党分子”，加上1954年后我们一直与回国去的苏联专家及苏联教师通信，如今又要申请到苏联去，这不是“叛逃出国”么? 后来才得知，从那时起，我们夫妻俩就成了公安局的实实在在的内控专政对象，一直被盯梢、监视。同济大学外语系我的同事张竺静，就是奉命监视我们的人之一。当然，我在同济大学的档案里，也被列入了“另册”。这一切，都是在“文革”的混乱中才暴露出来的。（未完待续）
众“视”之“敌”的“内控分子”
文/李庆云
极左路线盛行之时，人人自危，为了保护自己，相当多的人以“左”的面目表现自己站在“正确立场”。更有甚者，舔着别人伤口上的血捞取政治资本。大批知识分子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或者“反革命”的帽子。
我们住在华亭路的时候，那位资本家老房东也处处刁难我们，不许我们用抽水马桶，不许我们安装煤气灶，还当着派出所的人说：“你们不够格用煤气。”派出所的人总是偏袒着他，甚至当众给我们难堪。我们还曾傻乎乎地埋怨派出所的人“立场有问题”，而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内控分子”，老房东正是在派出所的指使下监视我们的。有一阵，我们住在朋友家里，这个老房东竟然把苏联老师给我们的信都送到派出所去，借此邀功。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后，这些信才和抄家没收我们的东西一块儿退还给我们。
1963年“反修”公开、“九评”见报的时候，我们才如梦初醒，知道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激烈，一时间，苏联文学都成了“毒草”，当然不能移植到中国这块“纯粹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来。本来，潘痴云立志以文学翻译，特别是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的。这时候，不要说志向，连维持生计的支柱也倾刻倒塌了。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能够端上“铁饭碗”的人，这意味着生活将毫无保障。在那个特殊年代，要找个临时工的工作都没办法，要得到固定工作的机会更是痴心妄想。我们只能眼睁睁地望着端上“铁饭碗”的人们，即使是文盲、弱智和没有任何专长的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大锅饭。
我的病假工资50元已不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何况还得养活我在昆明的残疾弟弟，我不得不在1963年带病要求恢复工作。我的体力状况不允许全天工作，而为了保证学生学习，上课教师一律不能半休，我就请求调到学校图书馆上半天班。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图书馆的头头们不敢接收我这个“问题极严重”的人。人事科甚至要我“自动退职”。经我到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力争，才得以“试工”三个月，实际上是“控制使用”。不论如何，算是暂时得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经过“反右派”、“反右倾”，又来了“四清运动”，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越来越高，到了离奇得难以想象的程度。
我到图书馆工作以后，监视我的张竺静在外语系大肆宣扬，说李庆云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已经不能当教师，降为职员。当时确有把有问题、犯错误的教师降为职员的事。公安派出所听到风声，也来找麻烦。
这时候，我们搬到了工人住宅区商业二村。户籍警通知潘去居委会选举人民代表，潘拒绝了。户籍警竟在居民中公开宣称：潘痴云很反动，他们夫妻二人都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女的已由教师降为职员，男的也因此不分配工作。他要居民们对我们提高警惕，注意监视，有“情况”及时报告派出所。于是我们不仅在同事中，而且在邻居中也已是“另类人”，被歧视，被孤立，被另眼看待。为居民公用自来水龙头和其他公用设备发生了矛盾，一些人开口就骂：“什么东西，反革命分子!”有时我去上班不在家，老潘受不了这种歧视，与他们争吵，遭到围攻。一伙人大打出手，还骂他“精神病”。“文革”前，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来自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还认为是这些公安人员和居民文化水平低，无知，还高傲地对待这一切，受不了的时候就回击几句。我们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已经被国家机关定性为“人民的敌人”。我们当然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社会的事情，不论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仍然坦荡地泰然处之。谁知，渐渐地，潘的朋友们，包括同学和地下工作时代的战友们，都不来我们家了，有时意外见面也不自然地回避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与我们“划
清界限”。这也难怪，在那个特殊时代，人性都被扭曲了。
1965年有一天，深夜两点钟。我们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一打开门，几个穿警服的人立刻冲进来，四处查看，床底下，桌子底下，椅子底下都仔细查了一遍。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回说“查户口”。他们走后，我才感到不对，查户口为什么要看这些地方。那时候人们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是绝对信任的。我们自己光明磊落，也就没特别在意。“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这事的“谜底”，我们直到1982年才知晓。那年临离开工人住宅区搬到同济新村教师宿舍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住户内疚地向我道歉，才真相大白。事情是这样的：我到图书馆是半天工作，上半天做不完的事，比如打卡片，我就借来一台打字机下半天回家休息以后做。有时卡片多，我晚上也打。打字机“哒!哒!哒!”，引起楼下的那位居民“提高警惕”，她就向派出所报告了。于是，派出所深夜突击来搜“发报机”。这时我才回忆起来，当时门外的几个便衣警察双手都插在裤袋里，大概是准备在搜出发报机后，怕我们“负隅顽抗”，能立即从裤袋里抽出手枪对准我们吧。从那时候起，我们彻底成了“众视之敌”。
由于处境困难，我们没有生孩子。要不然，无辜的孩子也要和我们一同受苦。我们好几次断了炊。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没孩子也成了“疑点”，被假设为这是为了便于无牵累地从事“特种工作”。
“内控”是不许向众人和被“控”者宣布的。不经意间向我们泄露了“内控”这个“天机”的，是当时从南京来外调的两个人。他们来的时候，还跟来一大群围观者，只有潘一个人在家。这两个人一进门，就用那时候对“专政对象”的语气说：“我们是来外调某某人的。你是潘痴云吧? 你的一切情况，派出所已经告诉我们。现在，你规规矩矩把你所知道的某某人的情况老老实实地讲出来，不许耍花招!”
潘一听，火了：“你们是哪里来的无赖? 我不认识你们。这是我的家，未经允许，你们就私闯民宅，给我滚出去!滚!”那两个人没有想到潘会这样，怔了一下，其中一个人才发话：“你这个内控分子、反革命，还这么嚣张!”围观的人群中，离潘最近的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一听说“反革命”，条件反射地立即高呼：“打倒反革命!”后面有些人随声附和。潘气急了，狠狠打了那个孩子一记耳光。孩子大哭起来。来外调的两个人却溜走了，可能是看到潘一身正气，他们有些心虚了。围观的人们也一哄而散。
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钟。在门口，女邻居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我，说事情可能会闹大，被打的孩子的家长可能要来吵闹。她对我说，孩子家住隔壁三楼。我回家向潘了解了情况，也很气愤。我不怕事情闹大，但是我想，打了人家的孩子，去向大人打个招呼表示歉意还是应该的，毕竟孩子小不懂事。我到孩子家里的时候，只有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一眼就看见他脸上被打的红手印。我问他：“疼吗?”他说：“很疼。”我轻轻抚摸他那发烫的脸，和气地对他说：“以后不要乱叫别人反革命。如果有人叫你爸妈反革命，你愿意吗?”
“不愿意。是那个大人先说了反革命，我才跟着喊的。”
“不能跟着别人乱喊，大人里面也有坏人。他们后来不是逃掉了吗? 你不懂事挨了打，爸妈回来有意见可以来找我。”
孩子点点头。他父母一直没有找我。有时候我下班回家在附近碰到那个孩子，他对我说一声“阿姨好!”我也笑眯眯地回答他：“你好!小朋友。”他很高兴地笑了。（未完待续）
“苏修特务”和“香港潜回的隐瞒身份者”
文/李庆云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一张匿名大字报半夜里出现在我们宿舍大门口，大意是：商业二村2号205室潘痴云，长期隐瞒身份，以翻译外国小说大肆放毒。严厉警告潘痴云，必须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无情的，到时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署名“革命群众黄爱武等”。一看这名字就知道是假的。
这份大字报是这一大片工人住宅区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清早，这一“新生事物”引来了成百上千的人。多数人流露出惊奇、不理解或凑热闹的表情。其中也夹杂着表现积极者对“阶级敌人”发出的愤怒声。
当天下午，附近五十二中学的一些学生突然闯人205室，将潘揪出批斗。我们和这个中学毫无关系。“革命小将”们边踢他打他，边把他生拉硬拽到屋外空地上，让他站在事先已摆在那儿的一凳子上，要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不低头，不言语。于是又招来一阵殴打，引起一阵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几个领头的高声叫喊：“交出发报机! ”“交出你平日大包小包拎回的情报!”这指的是盯梢我们的人报告说的：潘经常拎着一包包不知何物的东西回家。
“文革”前一段较长时期，潘虽无任何约稿，但仍常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借些外文书来翻译，以提高译笔水平，为今后能译出更好的文学经典作准备。这些外文书就被认为是“情报”了。
当天下午，我去“上班”参加“思想务虚”。那时学校已停课闹革命，每天就是每个人“斗私批修一闪念”，常常要到夜里九点钟以后才能回到家。批斗他时的场面我无幸目睹，只是听潘的仔细“传达”。潘被斗得晚饭也忘了吃。我们当天晚上一直坐到天亮，为的是共同找出这场灾祸的根源。可是，想来想去，一片茫然，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决定，潘到北京“告状”去。第二天他走后，我仍然“上班”去。
就在这天晚上，当我不在家的时候，五十二中一些学生在幕后人指使下破窗而人，抄了我们的家——15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我从学校回家才知道这件事。一进门就看到，满地是一本本被翻查过的书，被撕得粉碎的被褥棉絮、枕芯，被打碎的画框玻璃及热水瓶胆的碎片，许多翻译稿件也被撕毁，还有信件、照片……
当晚，我就躺在床的空棕绷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五十二中，找到带队抄家的红卫兵头头。这位小将说，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来叫他们去“抄反革命特务的家”的。警察指使他们撕毁棉絮和枕芯，打碎画框、热水瓶，翻查每一本书，为的是寻找反动证件。抄不出反动证件，他们很失望。最后，抄出四本文集，交给在对面厨房里指挥他们抄家的“警察叔叔”。
由于小将头头单纯，说出来“警察叔叔”四个字，这才使我们得知，后台是公安部门。后来公安系统内部闹派性，暴露出来，我们早已是公安部门内定的“苏修特务”了。
交给“警察叔叔”的这四本文集，是解放前潘在大学时代从事民主运动的时候，所写的反对专制当局的战斗檄文。封面是他自己制作的，分别题名为《毁灭》、《蓓蕾》、《桥头堡》和《遵命集》。看到这些名字，“警察叔叔”们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认为捞到罪证了。他们一点也不会想到，当初潘是冒着被专制政权逮捕杀害的危险写这些文章的。这四本文集经公安部门像破译密电码似的仔细研究后，既感到被动，又不敢把它销毁。因为我给派出所和公安局贴了大字报，警告他们，谁毁了这四本文集，他就是站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了。我写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当时在北京的潘，他在上访中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接谈人李彬电告上海政法指挥部，必须将四本文集妥为保存，因为这些文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见证。
那么，公安部门眼中的“苏修特务”，怎么突然又成了“从香港潜回的英国特务”呢?这暴露了当时的专政机关对人张冠李戴到了多么荒唐的程度，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在同济大学造反派批斗我的大会上，一直追问我：“潘痴云什么时候改名换姓的?”我被问得莫明其妙，我从1953年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名叫潘痴云。我回答不出这问题，震惊得几乎晕倒，只听得一片“装聋作哑!装死!”的喊声，又听见一个特别突出的声音：“老实交代，你男人什么时候改名换姓从香港回来潜伏的? 打倒窝藏特务的反革命分子李庆云!”
潘痴云这个名字确实是后改的，他上小学时父母给他取的学名叫潘瑞璋。在他只身逃难，被流亡的河北中学收留跳级读高中的时候，有个国文教师名叫孟庆凤。这位老师嫌家里给他取的庆凤这名字太俗气，就自己取了一个雅名：盂书痴。孟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博学多才。他对潘的文笔极为赞赏。潘对孟老师也非常敬佩，遂仿效孟先生把自己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改为痴云。他告诉我，在他决心改名的时候，查了《辞源》中的“痴”字，有一条出处是“娇郎痴若云”。他认为“痴云”既不俗又有诗意，于是从十五岁就改名为潘痴云了。谁会想到几十年后这名字会造成这么一个“恶果”? 我的父母怎的又偏偏给我取了一个带“云”的名字呢?
潘又怎么被认为是从香港潜回内地的隐瞒身份者呢? 原来，公安机关自以为是地把潘痴云认为是解放前我在昆明的时候初恋的男友了——男友的舅父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后来定居香港。我主动和他分手后，他去了香港找舅舅设法到英国，从此断了音讯。1952年全国教师思想改造时，我在昆明教书。出于对党的忠诚，在多次被“启发”和“动员”下，我交代了这一“海外关系”。公安部门的人大概从我的档案里找到我的这档子“海外关系”，联系上潘痴云这个怪名字，于是大胆地展开了幻想和推理的翅膀。“痴”字很少见诸人名，而潘不“痴’别的人和物，偏偏只“痴”李庆云这个“云”。这“天才”的推理，“文革”前未曾公开，也许他们自知荒谬，也许是为了保密。一直到“文革”之初，才在那张匿名大字报上公开揭露潘“长期隐瞒身份”。
就在批斗我并且追问我的丈夫何时改名换姓的第二天晚上，大批身强力壮的宝山县贫下中农被动员到同济大学，准备把潘痴云押到学校里，借贫下中农之手大打出手，逼打成招，帮助想立功的人抓出一个“长期潜伏特务”。幸好那天潘又去北京上访了，免了一场灾难。
“文革”中，我们15平方米一间房子的家先后被抄了三次。第一次主要为了找“反动证件”。第二次抄走全部信件去“破译密电码”，找“苏修特务”证据。第三次抄走所有的照片，找我们与反动人物关系的蛛丝马迹。都是奉公安部门之命而来。
我弄清以上前前后后的一切，得感谢我们学校进驻公安局的一位红卫兵学生，是他利用公安局内部的派性，从整我们这一派的对立面那儿知晓详情的。
为此，潘曾两次到北京上访，上海这边公安部门又弄不出什么实证，于是由中央信访部门接谈人李彬和胡新先后多次和上海政法指挥部联系(政法指挥部是文革中公检法合并的统一部门)，督促尽快解决潘的问题，并保障潘的人身安全。迫于压力，1967年下半年，由政法指挥部的冯才通和公安局的汪云章和黄象贤先后来家口头赔礼道歉，声称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文革”前多少年，潘早已被列入“另册”了)，并归还抄家搜走的四本文集及信件。四本文集，我在2001年交给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潘的母校)档案馆收藏。潘要求公开平反，肃清影响，但他们说以后再说，直到1980年10月才由我们居住地的广中路街道委员会给了一纸结论，全文如下：
关于潘痴云同志的复查意见
潘痴云，男，汉族，一九二七年生。河北沧县人，文化程度原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
经虹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核实，潘痴云与其妻李庆云同志(同济大学教师)自一九五四年与回国的苏籍教师保持通信关系。一九六O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潘两次申请出国(未批准)都是正常的。由此对潘产生的怀疑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冲击都是错误的，应恢复名誉，一切不实之词均应推倒。特此证明。
广中路街道委员会 一九八O年十月二十日
这一纸薄薄的证明是用我们身心的多少磨难和辛酸换来的，它沾满了我们的血和泪。说实在的，证明的落款本应是公安机关，不该由街道委员会当替罪羊。从这一“复查意见”中，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潘在“文革”前十几年，即从1954年我们与回国的苏籍教师通信起，就已长期被怀疑为“苏修特务”，直到1980年10月复查意见书中，才将长期的“怀疑”及文革中的冲击同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在“一切不实之词均应推倒”后，公安机关又以“脱党分子”和“因有严重政治问题被上海外语学院开除”等等不实之词来管制潘痴云。因此，街道上的一纸证明并未让他摆脱被压制和被歧视为“另类人”的磨难。（未完待续）
欲找一个固定工作单位而不可得
文/李庆云
潘痴云一生的不幸，始于写了一篇《团结问题》而遭到横祸，以致丢了党籍，没有了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则又成为长期被怀疑为“敌人”的祸根。在那个捧上一个“铁饭碗”才被认为“正常人”的年代，被怀疑具有不正常的身份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这是“文革”过后我们才深深理解了的。于是，拿到“平反证明”之后，我们俩就开始为他谋得一个固定工作单位而四处奔波。
政治上的打击陷害，有时还可以经过斗争，推倒那些不实之词，而没有工作单位、被视为“无业游民”打人另册，招来的嘲弄和鄙视，却是无法申诉和辩解的，受害人只能任它随时随地贬损自己的人格，折磨自己的灵魂。左邻右舍时常有人问我：你的男人是干什么的? 我说：是自由职业者。她们莫名其妙，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她们又问：他干什么事? 我回答：翻译。她们还是不懂。在她们眼里，潘是一个怪人。没有残疾，好手好脚的，为什么老是坐在家里不工作? 在人们心目中，不在一个什么单位上班，就是不干工作，就属于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一类。于是，就会嘁嘁喳喳，对我们投来鄙视的白眼。有时候，人们还会替我不平：一个大学老师，怎么嫁了一个不干工作的人? 在学校，同事们对我说：“李庆云，你回家就有现成饭吃，你男人不工作，可以天天在家给你做饭。”邻居们也常说：李老师不用花钱请保姆……这些恶言冷语，有时候把潘气得再也不肯做家务事，脾气变得十分暴躁，常常和我争吵以发泄郁闷。其实，那时候他做的家务活主要的只是洗洗衣服，有时候做点他自己吃的馒头，别的家务事还得我下班以后干。而他大部分时间仍然钻进翻译里。也许，这才可以让他逃避残酷的现实吧。
从六十年代初没有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以后，潘就断了生活必需的经济来源。他想另找门路得到一点稿费补贴家用，有时候也写文章向报社投稿。可是，当时报纸发表文章都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证明身份。因此，也就没有哪家报纸敢用他的文章。有一次，我俩到南京探访老友，到一家旅馆要求住宿。登记的时候，人家一看潘在职业一栏填写的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就不允许住宿。
找到一个固定工作单位，改变“自由职业者”这个身份，成为我们俩的当务之急。
第一次，我们找到虹口区新上任的区委书记张洪渠。第一次见面，听完潘的诉说后，张对潘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知道潘已经出版过多部译著之后，更对他表示了几分敬意，答应尽量设法解决潘的工作单位问题。张当时就说，他知道虹口区图书馆借书处需要人，不过是临时工。假如潘愿意，做三个月临时工以后即可转正，到时再将潘转到对口专业单位工作。当时潘以为可能是三个月的试用期吧，就满怀希望地表示愿意去虹口区图书馆上班。
在此之前，停刊18年的《世界文学》1979刚复刊，就采用了潘译的两篇芬兰作家别卡宁的《遥远的岛》和《关于房子的理想》。1980年第6期上又有他译的苏联散文大师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片断，深受读者喜爱。1981年第5期《世界文学》上。刊登了赞扬这篇译文的多位读者来信。虽然改革开放的早春天气开始到来，又有地方可以发表译文了，可是，没有工作单位的日子已经使他吃了许多苦头，他觉得毕竟有一个固定工作更为“保险”。因此，这三个月里，即使工作烦琐单调，他也兢兢业业地干，忍痛丢下了心爱的文学翻译。三个月期满之后，不知为什么，区委书记却没有实现给他转正的诺言，把他辞退了。当时张洪渠是刚被“解放”出任区委书记的，可能听到了什么有关老潘的闲言碎语，难免生发出来一些顾虑，这我们能理解。
第二次，由同济大学图书馆馆长，我的患难同乡李子坚主动出面，将潘介绍给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李子坚的妹夫)。那时社科院急需高水平的俄语翻译。李培南认为潘是很合适的人选，当即派人事科的人办理接纳潘的手续。特殊时代怪事多。当时，凡无固定工作者要到固定工作单位工作，必须有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介绍才可被用人单位接纳。派出所的人说潘是个“脱党分子”，就把社科院办用人手续的人吓跑了。这是后来李培南亲口对我说的。他向我建议，潘要找固定工作，必须先解决党籍问题。任凭李子坚怎样担保潘是由于受迫害而失去党籍的，都无济于事。
第三次，上海高教局人事处王东奎将潘推荐给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向社会招聘高水平的俄语教师，同时也向高教局要这方面的人。复旦大学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全国权约潘见面后，认为潘是最合适的人选。还说，应聘的人中，俄语水平够格的都已超过60岁，而且大都身体不好。于是答应即刻到派出所和居委会要人，并说一周后即可去报到。谁知一周后就永无回音了。这次我们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李培南提出的先要解决党籍问题的“忠告”已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太大了，谁来给他办? 用人单位不会自找麻烦，接纳一个人以后还要帮他为党籍问题奔波。
以后还有几个单位想要他，都由于同样的缘故而办不成。
过了几年，上海社科院来聘他做短期研究员，潘不去了，因为使用期只有几个月，至多一年，主要是帮他们赶译一些急用的资料，供他们写论文。那时潘已近60岁了。他觉得，把精力集中在文学翻译上，译些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留给后人一些有益的精神食粮，比得到一个研究员头衔更能实现自我存在的社会价值。有了他的这个决断，而且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国文学不再成为禁区，自由撰稿人不再被视为另类，才有他文学翻译生涯中的最后辉煌——翻译出版了多部经典文学名著，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初版)，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年初版)，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初版)，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长篇代表作，百余万字的《一生的故事》，等等等等。《一生的故事》原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约译稿，由于译文出版社不履行合约，直拖到潘去世后，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1月出版。（未完待续）
如此滑稽的“组织关系”
文/李庆云
大约在1983年前后，我的学生顾竞伟来家闲聊中，谈及这样一件趣事：他爸学校里解放初期的党委书记，自动脱党几十年后，不久前恢复了党籍。这事在他爸工作的某学院里引起一片哗然，议论纷纷。因为这位老兄在解放初期担任院党委书记时，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大资本家的小姐，党组织不批准他们结婚，他坚定地表态说，宁愿不要党籍要美人，于是脱党了。几十年过去了，这时候却恢复了党籍。
这条“新闻”不能不引起潘的愕然与震动，但那时候他并未因此奢望也恢复党籍，即使与这位党委书记相比，他是由于遭受迫害才丢掉组织关系的。那时我们不知道1982年后中央有两个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直到1985年，唯一仍然关心他的一位当年民主运动中的战友，也就是当年尽力劝他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以后又为“请”他人党而找他谈话的李慕唐，才绐他寄来两份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文件的复印件。李慕唐在信中鼓励他去申诉，但潘对此并无信心，同时也怕触痛自己心上没有愈合的“伤口”。在李的一再催促下，他才给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不久，得到南京市委的回信，告知他的组织关系从前早已转到昆山，要他和昆山联系。他给昆山去信，回复却说昆山没有他的组织关系。他又给南京去信告知昆山的答复。南京市委1987年回信：
潘痴云同志：
来信悉。经复查，你的组织关系确已转至昆山，我们不好恢复你的党籍，特此告知。
南京市委组织部 1987年10月24日
接此信后，潘又给昆山去信，还亲自几次去昆山。接待人总推推诿诿地敷衍他。他本就不善于言谈，去了几次以后，人家可能看出他这个人好打发，每次没几句话就走了。拖了好些日子没有音讯，潘只好又给他们写信。1990年昆山终于来了回信：
潘痴云同志：
你的来信收悉。
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你向原所在单位申诉。我市无你的组织关系的实据。
此复 中共昆山市委组织部 1990年2月3日
潘又给南京市委去信。同时也给昆山去信说明，原所在单位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早已撤销。后又接昆山信：
潘痴云同志：
你9月22日来信收悉，根据你来信内容，我部已将此信转给纪检委处理，你再有什要求请直接与他们联系。
昆山市委组织部 1990年9月26日
就这样，潘成了一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他泄气了。后经李慕唐多次来信鼓励，他又鼓起勇气给昆山纪检委写了一封信，但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他认为，这样无谓地浪费时间与精力实在太可惜。他又平静下来搞他的翻译。
过了很久，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男一女，声称是昆山来谈潘的党籍恢复这件事的。他们问潘，恢复党籍后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何处(因为他是个自由职业者)，是转到我们的住家同济新村居委会呢，还是别的地方? 这出乎意外的事倒让我们给愕住了。潘说，待他考虑好后通知昆山，并表示不愿转同济新村居委会，而想转到上海市文联党组，因为1986年文联成立翻译家协会时，潘被吸收为第一批当然会员。那两人走后，潘立即到上海市文联党组联系，答复说可以。他即去信告知昆山，组织关系转上海文联党组。
在等待的那些日子，他那个高兴劲儿无法用笔写出，总之，是发自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喜悦。这是我们婚后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心潮澎湃的激动。我理解他，因为这标志着他将迎来政治生命恢复的春天。他把这大喜讯写信告知李慕唐，李又告知战友们，大家为之高兴。他对党一直忠心耿耿。虽一生遭遇不幸，但他从未因此对党不满。在等待昆山来信的日子里，他曾兴奋地对我说，他一直坚信，党不会冤枉他的。
终于盼来了昆山的信。拆信时，他激动得手都发抖。但看完信后他愕住了，一言不发。万万想不到，他热切期盼的这封信，竟是“维持开除党籍的原结论”的通知书!原来，昆山党组织从档案里查出，在1952年到1953年之间，昆山党组织已经把他“开除出党”了。他对此极其愤怒，但没流泪。使我和他深为震惊的是，作为堂堂党组织的昆山纪检委，对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简直是当儿戏。突然之间派人来家询问潘党籍恢复后组织关系转何处，突然之间又通知多年前潘已被开除出党。这中间究竟有些什么蹊跷? 第一封回信已经说了，昆山市委没有潘的组织关系的“实据”(1990年2月3日昆山复信)，那么，开除潘的党籍从何说起? 他在昆山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党籍嘛! 这岂不是把一个非党员“开除出党”了吗? 如果说是后来才查出有潘的组织关系的“实据”，才派人去通知他，并询问现在把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在后来才又从档案里发现早就开除了他的党籍，这也说不通。对一个党员来说被开除党籍这样的大事，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通知过他本人? 他在昆山没有过过组织生活，没有交过党费，从来也没有人找他谈过话，这一切他多年来一无所知，这岂非咄咄怪事!
对这份通知书，潘一时不知如何对待与处理。这对他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未因此倒下，而是更坚定地集中精力于文学翻译事业。这使他的生命之花终于在文学翻译的园地里结出了许多硕果。
潘把这份“维持原结论”的通知书退还给昆山党组织，以示抗议。（未完待续）
谢幕呓语一—墓中致妻信
文/李庆云
妻：
我离开你是1994年8月20日下午14时。当我的灵魂离我的躯体飘向空中时，我不知该往何处去。记得19日清早你到病房刚坐到我床边，我就对你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太平天国，你睁大眼睛问我，太平天国像什么样?我没正面回答你，而是说，我不喜欢太平天国(作者注：这是真的事)。你当时大概以为我在说胡话了，其实这是我把这几天来我在思索的两件事混在一起了：一是近些天耳闻多人死后送太平间；二是听说，在世间没做过坏事的人，死后进天国。我既不愿进太平间，也不想升天国，因为我在人间还有很多事要做。然而我的躯体却真的由义子兴祥送到了太平间，而我的灵魂却在空中飘荡了很久很久找不到个归宿。
我琢磨着，活着时我在人间也如在地狱中受难，死后大概也只有进地狱的份儿。于是我迷迷茫茫地尽力往下沉，终于到了地狱门口。小鬼带我去见了阎王爷，他看我不像坏人，就让判官查看那本该下地狱的恶徒们的名单，查了许久我的名字未列入此名册中。阎王说，凡在世间陷害过好人的人册上都有名。我在人间没害过人，相反还被人陷害，而陷害我的那些人的名字倒查到了；再说，我在人间也没干过其他坏事，相反还行了不少善，一生忠厚老实。他让我到天国去看看那儿有无我的份儿。
我又飘飘忽忽地努力往上升，很久才到了天国，那里挤满了争着要进去的人，我只好像在人间那样谦让，不去争挤。说也怪，天国却为我开了一小门。见过上帝后，他让秘书查过花名册后告知我，虽然根据我在人间的一切行为，我可以进天堂，但遗憾的是，进天国只有信奉唯心主义洋教的圣徒，而我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员，那里不能收留我。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咳，中国大地上的共产党人们不是时兴说死后见马克思吗?你不妨也学他们去向马克思报到吧!”我感谢仁慈的上帝对我的指点。
此时我真想能立刻见到马克思，以便能向他申诉我的冤屈。犯难的是不知马克思在何处。几经周折才见到了他老人家。马克思仍留着一把大胡子，模样没变，态度很谦和，平等待人。他不官僚主义，竟亲自动手查组织人事档案的名单，上面有我的大名，但他看了“备注”一栏后告知我，像我这样的人本应向他报到的，但因我在人间的党的组织关系尚来恢复，仅凭南京那张发黄的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就向他直接报到，这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暂时我只算一个普通群众。我说，昆山却将我这个普通群众开除出党了。他说那也不合乎组织原则，是胡来。不过他那儿的档案中仍有我的名字，他衷心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向他补报到，因为他认为，我比很多共产党员的品德好得多!
就这样，没有一个归宿的我就只有在太虚中飘飘荡荡。两年多来，我在流浪中观察着人间，我看到了尘世人生的千奇百态：有悲哀有欢乐，有眼泪有笑声，有痛苦有幸福，有虚伪有真情，有真善美有假恶丑……但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在千变万化的莫测中产生了多少悲剧和喜剧，甚至有滑稽戏和荒诞剧。我有这些小说素材，我发誓来世仍要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道德，有良心的作家。即使今生曾因一篇肤浅的小说《团结问题》而使我想成为作家的梦破灭，从而遭受一生的不幸，但我在来世仍不放弃我的追求，因为我所观察到的人间的悲喜剧是足够我写两辈子的题材了。我仍要当一名文学翻译家，让读者有更广阔的人生感受……
终于你和义子在上海青浦福寿园陵园为我建立了坟墓，这才使我的灵魂有个依附和归宿，暂时结束了永无止境的漂泊。
本来我生前从未想过要留骨灰葬于坟墓中，既然你被好友说服“人土为安”而建了坟墓，那么这对我们这些没有纪念堂馆碑和塑像的小人物来说，可能就有了一个阿Q似的精神支柱：有朝一日，我的读者由于喜爱我的译书，包括你正在整理的《非琴译文全集》而想给我献上一束鲜花时，他们就能有个场所表达他们的心愿，正像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生前遭不幸后的那样。当然，我不能和俄罗斯杰出作家相提并论，只是我和他在人世间有过类似的坎坷。我希望我离世后，我的译书仍能受到读者的喜爱，并能对读者的思想情操有所陶冶和裨益，那将会胜过鲜花给我的慰藉，我的灵魂也得以永远安息。
知你在写《梦晓时分》，这不是小说，除最后的“呓语”外，全是纪实。这也好，能让后人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沧海一粟。真实比杜撰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理不怕邪恶。人们在知晓大人物轰轰烈烈壮举的同时，也应略观一下小人物不屈不挠斗争中的火花，毕竟人民中大人物只是少数，不是吗?
希望你多保重。我走后留下你一人在世间孤独地做我未做完的事。由于你的努力，有好几部译稿已出版或快出版，有好多篇译文已在几本杂志上发表，你视力极差，真难为你了。也感谢好友们的相助，这是难能可贵的，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你把《梦晓时分》的最后一章命名为“谢幕呓语”，那么在降下我尘世人生的帷幕时，在此我谨向在人世间关心我的人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尤其对义子史兴祥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任何语言来表达的，我只能在冥冥中为他祈祷。愿他一生事事顺利!
祝
好!
夫1997年冬于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