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乌斯托夫斯基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之后，在20世纪，除了拿到诺贝尔奖的几位俄罗斯顶尖作家的小说之外，对于俄罗斯小说的评价和研究程度似乎比诗歌要低得多，布尔加科夫、爱伦堡以及这两年突然走俏的巴别尔等四五人就算是少有的例外了，取而代之的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在几位学者的动情鼓吹下，一时间《金蔷薇》确立的那种抒情传统，似乎成了上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但我个人认为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个很缺少思想能力的平庸作家，作品充满了让人昏昏欲睡的感染力。

　　我一直试图在这种传统中发掘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可惜迟迟没有收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抒情散文，这其中同样有浓重的人世之哀，思乡之愁，但同样是忆旧，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康斯坦丁・费定的文章就乏味而冗长。他是个严重缺少整体感，也不善于捕捉细节的作家，他的每一段叙事都缺少一个扎实有力的句号，他拿起一个话题说事儿――比如说费定爱语言，比如说他爱大自然――说着说着就莫名其妙走失，不知自己说到哪儿了，等你回过神来，他的“故事”好像已经讲完了，只见费定还在那儿爱他的语言和大自然，爱啊爱啊爱个没完。

　　这特点给人一种不大好的感觉，即：许多俄罗斯的散文随笔都在风格上过于相似，不同人写出来的东西却都大同小异。七八年前学林出版社的一套“白银时代俄国文丛”，样式美观且价廉，然而一读之下，却发现这些人不管是待在国内的还是流亡国外的，都比较忠于同一种写法。把沃洛申的日记和吉皮乌斯的回忆文字穿插放在一起，看不出太多区别来：都是潦潦草草的随手记，短句多，偏重印象式的叙述，缺少细节刻画，我怀疑有多少人有耐心拿它们当文学作品来品读。

　　以我个人浅见，这也许是90年代末，“白银时代”虽然很热了一阵，但始终没有出现让人能够至今回味良久的文选、文集的原因之一。那一代以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为旗帜的文人，他们的灿烂成就不容否认，但就以现有的中译作品来看，似乎都欠缺19世纪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沉郁、厚实的思想能力，而另一面，其对民族性、对一种传统近乎习惯性的执守也许对翻译和异域读者的接受造成了足够的障碍。而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白银时代之后的散文，也只有帕乌斯托夫斯基那一路“纯粹”而“耽美”的了，而所谓“耽美”的另一面，就是一脉相承自白银时代的零散、琐碎、芜杂。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既凝聚了生命的沉痛又拥有精致形式的回忆性散文，实属难得一见。

　　值得一提的是，前年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五年散文精选集《布拉格一瞥》中收录了几篇俄苏散文，其中有两篇流亡女作家苔菲的文字。这位笔名苔菲的女子，著名文学史家阿格诺索夫说她擅写幽默、乐观的小品，但就这两篇文字而言，她的幽默感并不明显，而那种缺少整体感、不讲究细节的散漫写法仍是很眼熟的，比如喜欢下一些励志式的结论，喜欢随意加入“啊”、“哦”之类语气词，写博客倒是比较合适。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方面的理解和审美值得反省一下，或至少反省一下在引介中有无偏差。那么多白银时代诗歌、散文、随笔、回忆录，可我们现在谈到俄国人的回忆录仍只能想起19世纪的赫尔岑、20世纪的爱伦堡的两部大书，以及早在十多年前就引进的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谈到俄国诗歌，外国文学出版社在90年代初的一套开本很小、印量极少的“小白桦译丛”，其文字的优美度绝对超过“白银时代”热时期各种厚厚的诗选，以及近几年间的一些新译的诗人文集。这不仅关系到译者的技术高低，同样也关系到我们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认识是否全面，我们的选择范围是否过于狭小。举个最近的例子：我实在没看出来普里什文这样的“大自然作家”有什么必要出堂皇的五卷本，大自然美则美矣，但帕乌斯托夫斯基那一路东西，真还有那么多人爱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