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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程少堂: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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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堂: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1版 (1999年8月1日)
  • 平装: 278页
  • 开本: 32开
  • 定价:23.80元

     

    程少堂2012年8月22日按:昨晚看完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国现代哲学史》。

    1990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交人民出版社,至此《新编》全书告成。11月26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出版的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只出了1——6卷,第7卷由于涉及到对毛泽东等人以及中国革命的评价,很敏感,所以未能同前6卷一道在大陆同时出版,最后只能以《中国现代哲学史》单独在香港出版。人民出版社出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前6卷当时我就买了,第7卷《中国现代哲学史》,我买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冯友兰先生在本书中最异峰突起的就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以至治国理念的评述,即“早期是科学的,中期是空想的,晚期是荒谬的”。

     

    附: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第六章 20-40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第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第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附录:冯友兰先生评传

    校勘后记


     

    附:
    冯友兰和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
    刘乐园
      2006年12月30日

     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5235982.html

     

      冯友兰晚年最后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只出版了前六卷,许多读者也许从未听说过《新编》一书还有第七卷。有的读者在《冯友兰选集》中见到过《新编》第七卷的"全书总结",却无从知晓第七卷中还讲了些什么别的。实际上,《新编》第七卷成书之后,有关方面大约是认为出版不妥,所以第七卷直至1992年才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并更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因为是港版书,印量又不太大,内地难见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冯友兰任教多年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也未入藏此书。

      冯友兰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1990年6月,而到了10月他就去世了。写第七卷时作者双目已不能视,全凭口述,他人记录。一切考据、文献、辩析全靠作者的记忆,而全书展开条理谨然,文辞优美,实在是让人惊叹。冯友兰弟子涂又光在编《冯友兰选集》时曾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其言也美",此评中矣。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这一特点在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以及文革结束前不得不说的极左言论中都有反映。即使在《新编》第一卷开头,也还有诸如哲学与建设四化关系之类的言语,或许会让不少人颇不舒服。但写到第七卷时,这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说:"在写第八十一章(按:即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大陆多年未出《新编》第七卷最大的原因,想来来自于书中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冯友兰在这一章里用的仍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原理仍是那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反思解放后党的政策、毛泽东的指导。有些站在认识论角度上的批判或许在某些人眼里太尖锐了,不予出版倒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回顾本世纪初以来对传统的反思,在信古、疑古、释古这简单划分的三大类中,冯友兰可以被贴上"释古"的标签。传统之所以活着,更多的原因是潜移默化的继承以及环境导致的自发接受。对传统的解释和继承--释古,并不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汉语文献特点之一就是文字暗示性强,外延广。在这种情况之下,释古而言,中庸当是基本常识。全盘接受与否定的偏激和失误我们犯不着多说,反倒是中庸之路怎么走值得考虑。往往在"存象忘意"与"得鱼忘筌"之间的辩斗(--怎样才是合格的中庸路)会引发文字暗示性矛盾的导火索。中庸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解释融合中有飞跃、有创新,挖掘人类共性的弱点与真实。所谓在释古中把握"历史本质"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责任二者联合在一起,更大的特点是它朝着"贯通"和"统一"的发展。说到底,这就是冯友兰在《新编》第七卷末一章中解说的"仇必和而解"这个论断。(从狭义角度讲,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冯友兰对毛泽东"阶级斗争必须进行到底"一类言论的哲学反思。)

      文化另一个极重大影响因素是时代政治。在一定政治条件下的释古,必须面对学术基准与经国济世的关系问题。冯友兰九十五岁留下的最后作品,正是他一生的学术总结,他一生所经历的政治经济风云的总结。他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转型期的混乱状态,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这是《新编》第七卷的写作目的,也是《新编》全七卷的写作目的。

      冯友兰早年的哲学作品常常会犯一些功底不足的毛病,对形而上学与抽象概念的理解往往出偏差,哲学范畴分类上也常有不足。但到了《新编》第七卷,这些不足都已不成问题,全书总结中讲形而上学一段更是让人拍案叫绝。书中涉及的金岳霖、熊十力、梁漱溟诸老著作也颇见功力。金岳霖本体论大作《论道》对初读者来说往往如对天书。冯友兰却可以清清楚楚地说什么是金岳霖的"道",什么是"式-能",与他自己的《贞元六书》中的"理"、"气"有什么关系等等。如此这般的精彩段落,书中随处可见。作者曾说,写哲学史《新编》,前六卷其实都只是在为第七卷,为这百年风云变换的现代哲学史写序言,作铺垫。然而这最为重要的第七卷却拖了将近十年,才呈现在广大读者眼前。


  • 最后更新[201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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