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夜半醒来时记录自己梦境的小桌,桌面上密密麻麻的笔迹如迷宫一般。

白墙红窗红门的房子,门外放着一张蓝色的长凳,每到夏天下午3点,伯格曼就在这里等着琳一起看电影。

汉马斯伯格曼小影院,1975年开张,《魔笛》的首映就在这里。以前影院里有15张沙发椅,现在有16张,左边第一排第一张座椅是伯格曼的固定座位。　　图片均为李宏宇摄

□李宏宇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场。

我来这里是为了瑞典一个最著名的人,已故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从阿兰达机场出发,乘坐双螺旋桨的小型飞机向东南飞越海面,40分钟后到达哥特兰岛———波罗的海上最大的岛屿———西岸的维斯比(Visby)；从维斯比机场乘车北行,五十多公里后抵达法罗海峡的渡轮码头。不远的对岸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法罗岛。

1960年,为拍摄影片《穿过黑暗的玻璃》,伯格曼和他的摄影师来到法罗岛看景。那时候这个小岛还是瑞典的秘密军事基地,游人不准上岛。他本打算去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取景拍摄,但为了省钱,制片人要他来法罗岛看看。伯格曼抱着“就是去看看,回来也好交代,拍戏还是去奥克尼”的想法来了,却爱上这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形容这些,”伯格曼在自传《魔灯》里写道,“只能说我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景观,甚至可以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如果说这世界上真有一见钟情这回事,我对法罗岛的感觉就是如此。”之后他在岛上取景拍摄了四部剧情片,两部纪录片；他买下一些旧房子改建成住所、工作室、电影院,晚年定居于此,2007年在此终老,葬在岛上惟一的教堂墓地。2004年,岛上一些热心人自发组织了名为“伯格曼周”的活动,后来逐渐由“伯格曼中心”接手负责。每年6月,仲夏节之后,法罗岛的日出时间是凌晨2点半,而日落时间是晚上9点；岛上的人就多起来,从五百多常住居民的寂静小岛,变成五千多人的度假胜地。伯格曼周就在6月底7月初举办,放电影、办讲座、组织观众参观当年伯格曼拍电影的外景地。李安、文德斯等著名电影人也曾做客伯格曼周。

今年7月,受瑞典使馆文化处的邀请,我与来自英、美、德、俄罗斯和印度的另外7位记者、影评人,成了头一拨造访伯格曼周的国际媒体人。法罗岛上的伯格曼故居和他的私人电影院,也是第一次向国际记者开放。

拍卖场的奇迹先生

去年6月,英国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大宗地产部挂出一件不动产拍卖品。那就是伯格曼在法罗岛上拥有的四处房产———离海滩咫尺之遥的写作小屋,位于汉马斯的伯格曼宅邸,位于丹坝的住宅、私人影院、影片仓库和一处改成居室的旧风车,还有安根的一套传统哥特兰式宅院。

伯格曼在1967年买下他在法罗岛的第一处房产,到1993年,他卖掉斯德哥尔摩的房子,把所有东西都搬到这个岛上。在上世纪70年代的遗嘱中,伯格曼就决定死后卖掉自己所有物品,把钱分给继承人———8个子女和一个孙子。“这是我的愿望,不要讨论,否则会伤感情。”他这样写道。

这一年,哥特兰岛和法罗岛地方政府刚成立了“法罗岛伯格曼中心基金会”,当地人把岛上一所废弃的小学校舍捐给了伯格曼中心。基金会的主席就是瑞典前首相卡尔松,他在岛上拥有自己的夏季住宅,也喜欢伯格曼的电影。卡尔松曾希望国家能出钱买下伯格曼的房产,因为他负责的这个基金会远没有足够的财力,“我们是人力组织,不是财团。”他说。但政府并没有兴趣。他又四处呼吁有心的个人能整体买下房产,还在美国的《综艺》杂志上登了广告。

去年9月,斯德哥尔摩的Bukowskis拍卖行举行了另一场公开拍卖会,上拍的是伯格曼生前寓所内的沙发、写字台、相机等337件物品。这场拍卖吸引了数百位竞拍者,其中也包括伯格曼中心。

“我们也想买回那些东西,因为房子搬空,就什么都不是了。也许成为有钱的阿拉伯人的度假屋……”伯格曼周的策展人、瑞典影评人雅妮克·阿伦德说,“那场拍卖,我们也得到一些赞助,可以去买一些就电影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也许未来可以放在伯格曼中心。”但拍卖场发生了奇怪的情形。“一点都不像来自一个小岛的东西在拍。”阿伦德本以为也就50克朗的加价幅度,可是每次举牌的加价幅度都迅速变成5000克朗。“根本就拼不起,我们的钱真不少,可是一件东西也没买到。”起初拍卖行预估的保底总价是200万克朗,最终却拍得1790万瑞典克朗。拍卖行发言人当时承认,他们的估价太保守了。拍出最高价的两件物品,一是木制的瑞典皇家剧院模型,里边还有个小小的人像,是伯格曼自己,放在他最喜欢的那个座位上；另一件是一副象棋,白子少了一个王。只这两件,就拍得200万克朗。

这副象棋,拍卖公司介绍说“可能”就是伯格曼电影《第七封印》当中最著名场景里———骑士与死神在海边礁石上对弈———用的那副。《第七封印》是目前惟一出版了蓝光DVD的伯格曼电影,网络上有影迷依据影片的高清截图与拍品照片仔细对比,论证它的确就是那副象棋。“四个人买下了几乎所有拍品,没人能争得过他们。”瑞典电影学会国际部的琵雅·伦德伯格女士告诉我们。而事后证实,他们都是一个人的“手下”。10月,还是这个人,从克里斯蒂整体拍下了伯格曼的房产。他来自挪威,因为这个大手笔,挪威的报纸称他为“奇迹先生”。

遗产回到法罗岛

伯格曼周的招待晚宴上宾客济济,雅妮克·阿伦德用眼神指向一张最热闹的餐桌,替我们一一介绍:那个是丽芙·乌尔曼,那个是她和伯格曼的女儿琳·乌尔曼,那个是前首相英瓦尔·卡尔松,那个就是挪威的富翁……富翁名叫汉斯·古德·古德森,是伯格曼最小的女儿、定居挪威的作家琳·乌尔曼的朋友。古德森的公开身份是考古学家、科学家和投资家,他像这个世界上大多富翁一样保持着必要的神秘感,从不与媒体接触。“谁也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据说是因为发明了什么记忆卡。”虽然伯格曼房产的拍卖细节没有对外公布,阿伦德说,古德森整体收藏伯格曼的房产和遗物,大约花费6000万克朗。

不管他到底是谁,在哪儿发的财,最好的事情是,伯格曼的房子并没有变成阿拉伯人的度假屋。古德森成立了“伯格曼不动产基金会”,先由琳·乌尔曼代为管理,买下的大部分物品都送回伯格曼的旧宅,按原样布置。最近又落实了正式的基金会管理班子。

于是我们才能走进汉马斯的伯格曼故宅。大家都看过2004年拍摄的那部纪录片《伯格曼之岛》,现在身临其境,真的见到大座钟、祖母的橱柜、壁炉边的卧榻,只是伯格曼不在了。私人书斋占据了长条形宅邸一端的一间大屋子,最整齐醒目的是占据两层书架的斯特林堡全集,伯格曼最爱的瑞典戏剧大师。紧挨着的是一屋子的录像带收藏,影片多且杂,塔尔科夫斯基、弗里兹·朗、德·西卡、希区柯克之类都还正常,玛丽莲·梦露、黛米·摩尔什么的也不难接受,但2003年,85岁的伯格曼看亚当·桑德勒演的俗气喜剧《愤怒管理》会是何等情形,还真想象不出来。

卧室当中的大床铺着白色的钩花床罩,伯格曼就在这里辞世。床的两侧各有一张白色矮几,右边的这张,密密麻麻的笔迹如迷宫般写满了3/4的桌面。工作人员说,那是伯格曼夜半醒来时,记下自己的梦。

2002年,伯格曼把自己在电影、戏剧、文学领域65年的工作档案,包括手稿、导演工作剧本、日记、笔记,尽数捐赠给了瑞典电影学会。学会于是与瑞典皇家剧院、瑞典电影制片厂和瑞典电视台共同成立基金会,负责这些档案的整理、归类。“未必面向大众,至少让研究人员、学者能够使用。”阿伦德说,“这对我们办伯格曼周也很有帮助。”

伯格曼往事

2007年伯格曼的葬礼之后,丽芙·乌尔曼这是头一次回到法罗岛。1965年,这位挪威舞台剧演员在伯格曼的电影《假面》中演出,与伯格曼陷入热恋。她和他在这岛上同居5年,生下女儿琳,在1971年分手。

丽芙·乌尔曼与雅妮克·阿伦德对谈,是这次伯格曼周的重头节目。乌尔曼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仿佛就在昨天。她说伯格曼多么懂得摆弄演员:

“一个导演必须懂得摆布演员。我记得演《面对面》的时候,角色要自杀,因为生活太不幸。我去看我的母亲,坐在小时候睡的床上,旁边是小时候盖的毯子……吃下了很多药丸,自杀了。要拍这场戏,伯格曼并没有太多指导,他就说你把这些药丸都吃了,坐在那儿,死了。但是他真的知道我是多么容易受影响,因为我听见他对负责道具的人说:你确定把瓶子里的安眠药都换成糖丸了吧。“尽管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但确实对我是种启发。于是开机,我拿着药瓶开始想:这里头到底是什么呢?我的手应该发抖,而这时候我抖得更厉害了,我心想这一招还真不赖啊。我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手抖着,因为我琢磨着万一都是真的呢……机器还不停,我坐在那儿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揣测要是真的吃了那么多安眠药这时候应该感到困倦了。“她倒在床上,机器还在转,躺在我儿时的小床,小时候在这里做过多少梦……我记得自己是孩子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毯子,于是她开始摸那小毯子———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了。机器还没停。我想我总得知道我什么时候死……”她说起伯格曼与伍迪·艾伦在纽约“历史性的”会面。那是1975年她在百老汇演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因为赶上妇女解放的潮流而大受欢迎,她登上了《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的封面。“英格玛也想来纽约看《玩偶之家》,和他老婆英格丽。他打电话问,我们能来吗?我说当然能来。简直太给面子了,因为他不爱出远门。他来呆两天,住在一家很漂亮的名叫皮埃尔的酒店。伍迪·艾伦约我吃晚饭,他经常约我吃饭,就为了听我讲英格玛·伯格曼,他非常钦佩伯格曼。然后我告诉他,英格玛·伯格曼真的来了,来看我的《玩偶之家》。“他特别激动,问我说你觉得我能见他吗?我也说不好,因为他不爱见人。但我在英格玛启程离开之前打电话给他,说伍迪·艾伦真的非常想见见你。他说好,我要见他。我们定下来,在他看完戏之后,伍迪·艾伦和我去他的酒店套房,我们一块吃个饭。那天的戏完了伍迪来接我———你们不会相信的,跟他在电影里完全不一样,他有豪华加长轿车,有戴白手套的司机。我们俩就到了皮埃尔酒店。他紧张得一言不发,我们坐电梯上楼,敲那间套房的门,英格玛开了门,两人见面,一片安静。“两个天才见面了,能够亲眼旁观真是妙不可言。我们进到起居室,餐桌已经摆好,入座上菜,他们还是静静地,不说话,看着彼此。英格丽和我也都不是健谈的那种,然后我们突然说起了肉丸子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肉丸子怎么做,英格丽知道……而那两位呢,交换一下眼神,意思是:噢,这些女人……”

如果他愿意回来……

丹坝,琳·乌尔曼在她父亲的私人影院外边候着我们8个人。白墙红顶的房子,以前是岛上平常一间谷仓。门口放一张蓝色的长凳,每到夏天,下午3点,伯格曼就在这里等着琳一起看电影。“我们每天看两部电影,下午3点是不折不扣的艺术电影,常常是默片；晚上7点半是更大众一些的片子,有时还有孩子来看。”“他很少在这里看自己的电影,即便看也完全是为了技术的原因,他放自己的电影给别人看时会特别紧张。”琳·乌尔曼说,“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我特别幸运,因为他必须检查好几个自己的电影的拷贝,我也就跟着看了好几部。我看《假面》的时候还很小,9岁还是10岁。他就坐在他的固定座位,我在他旁边。放完电影,他转头对我说:‘他们说这个电影看不懂。你看懂了么?’”除了汉马斯房子里那些录像带,据说伯格曼还有为数可观的电影拷贝收藏。我们问不动产基金会负责人夏希丁这些拷贝在哪儿,她竟做神秘状说:安全的地方。阿伦德又告诉我们,伯格曼虽然偏居瑞典国土最东端的法罗岛,但因为与国家电影部门关系很好,如果想看电影,只要瑞典有,打个把电话就能调来。

这个小影院在1975年开张,《魔笛》的首次放映就在这里。以前影院里共有15张沙发椅,现在有16张。第一排的一张座椅上搁着个灰色的羊毛靠垫,那是伯格曼的固定座位,现在不再让人坐,所以在旁边加上了一个座位。“也曾经有过争论,让人坐还是不让?现在我们让它空着,但过些日子我想也会让人坐的,我不是太在意那个……如果他愿意回来看看,他会在这儿的。”琳举起手指,在影院的空气里画了个圈。

能在这里看电影,也有赖挪威富翁古德森的慷慨。阿伦德自从负责伯格曼周的节目,就一直想在这里放映电影,但过去要和9位遗产继承人商洽,很难谈下来。现在可算有了便利条件。我们在这里看了四部电影,并非伯格曼老片,而是最新的几部瑞典电影。通过法罗岛让世界更多地关注瑞典的电影业,也是伯格曼周的目的。

从2000-2009年,瑞典每年平均发行34部国产电影长片；去年发行了41部长片,包括31部剧情片和10部纪录片。其中27部影片得到了瑞典电影学会的制作资助。琵雅介绍这些数字时我略感吃惊,这么小的国家,电影产量超出预料。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自2000年起浮动在18%-25%之间,而去年达到了32.7%。市场上最流行的,是好莱坞犯罪片、情节片和国产的喜剧。

位于“南沙滩”的BIO电影院虽然简陋,却大得多,可以坐下百余人。我们与伯格曼周的其他观众一起看了伯格曼的《夏夜的微笑》。放映之前由瑞典导演约翰·克林做介绍,他说这个电影他看过50遍,自己第一部电影的灵感就来源于此。

还有半天的巴士旅行,带我们去看《假面》、《穿过黑暗的玻璃》、《羞耻》等影片取景的外景地。大巴上一边放着伯格曼电影片段,一边有“导游”讲解；到了每处具体的景点下车,自然景观的旁边,还有装载在小客车后备厢里的平板电视,循环播放相应影片的片段,让你对照几十年前的黑白影像与今天的真实。

伯格曼与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合葬在法罗岛教堂墓地。小小的墓石铭刻着两人的生卒年份,安静地居于墓地一角,与别的墓碑保持着距离。地方是伯格曼自己选定的,他一向讨厌人来人往。自己的葬礼是伯格曼悉心“导演”的最后作品:他自己选择了产自法罗岛的木材,自己选了木匠,棺材的设计参照教皇约翰·保罗一世所用棺椁的简单样式。参加葬礼的人必须穿黑色套装,除了红玫瑰,不许戴别的花；“如果有人不想来,也没关系。”他在去世前说。“记者呢?”我们问随行的瑞典电影学会职员,他笑起来:“记者只能站在100米开外,跟绵羊一块儿呆在草地上。”教堂离丹坝的电影院只有不到6公里的距离。如果真像琳·乌尔曼说的,他想回去看看,也不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