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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何新：李泽厚与当代中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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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李泽厚与当代中国思潮

（《李泽厚集——思想•哲学•美学•人》序言）

在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李泽厚无可争议地占据着一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这种地位，首先来自李泽厚思想的挑战性。自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笼罩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多方面的影响。所谓斯大林教条主义，是指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发生的一个令人惊异的历史误会是，在政治上，毛泽东是最早向斯大林的左倾教条主义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理论上，毛泽东也曾经多方面地追求和探索，试图摆脱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枷锁。但由于他一直相当深地浸润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和文化之中，对于中国以外的现代世界则缺乏客观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二十世纪的世界思潮和文化，更缺乏深刻的研究和理解。因之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毛泽东始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者。
正是笼罩在中国传统政治及哲学思想的背景下，毛泽东有选择地、但是强烈地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理论的影响。六十年代他所发起的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全面批判（反修防修运动）和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表明他对于现代产业科技及市场文明的无知和敌视，而且使他在某些政治实践上比斯大林更加极端。对于那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一切异端都是邪说——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持异端者往往给予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摧残。李泽厚所代表的一代学者(即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那一辈人)，正是从那种枷锁般的斯大林教条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背景、严酷的反右和文革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早在六十年代关于美学、关于近代史的争论中，李泽厚的思想即已表现出试图超越那种正统教条的异端倾向。而在写于文化革命中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仍然使用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的正统求语，但通过对康德哲学主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美学)的创造性阐释学发挥，李泽厚成为最早对当时的正统教条主义理论进行反省和深层批判的哲学家之一。在李泽厚写作于七十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中，我们看到这种反省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增强。正是这些著作，为1976——1980年问正艰难地从四人帮时代思想禁锢中挣扎、寻求解放和出路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流和生机。就这一意义来说，李泽厚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启蒙思潮(即“思想解放”运动)中，在哲学和美学上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
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形成和提出了他的“主体论实践哲学”。这一哲学的基本理论，继承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一哲学建构，不仅是面向中国的，而且是面向世界的。他试图在两个极端上扬弃现代西方哲学，他说：
1、“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等，可以说是无视主体性的本体性的冷哲学(方法哲学：知性哲学)。”
2、“萨特的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可以说是盲目夸张个性主体的热哲学（造反哲学、情绪哲学）。”
故他认为，“他们都应为主体性实践哲学所扬弃掉，”从而“回到感性的人，回到美，回到历史，将与个体的全面成长相并行。哲学并不许诺什么，但它表达希望，它是科学加诗。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主体性将为开辟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行。”（引自《关于主体性的补壳说明》）
这一主体性哲学，在最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创造性哲学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在它后面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理论浪潮。(1985年初，刘再复曾告我，李泽厚的主体哲学，正启发他思考文学中的主体性问题。）
1984——1986年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两书相继完成。在前一部书中，李泽厚完成了他对儒、道、墨、法诸子的批判。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他以 “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三个范畴作了总结。
在出版于1986——1987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勇敢而深入地重新反省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对毛泽东“如何接触和接受了马列主义，在其中选择了什么，回避、忽略或拒绝了什么，发展了些什么，”作了耐人深思的探讨。李泽厚在多篇论文中指出，毛思想具有唯心主义、民粹主义及空想主义的来源。这些思想来源可以对毛一生特别是晚年的文化革命活动提供解释。李泽厚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全部研究，最终落实在这样的结论上。他认为，中国文化摆脱困境的出路，是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应当“西体中用”，“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变、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的改变这个积淀”。
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打破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思想定于一尊，或者说“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大一统局面，正在进入一个百家蜂起，道术为天下裂，新思想的翻腾酝酿时期。
处在这个时期的李泽厚，实际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位承前启后的枢纽性人物。李泽厚的哲学特点，在于他的天才，他的敏锐，他的博学，以及那种高度的思辨性。自然，正如一切历史性人物一样，他也有其局限性。尽管他是中国现代教条主义最早的异端和反叛者之一，但在他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他的思辨模式、语言和基本观念，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具有某种连续性。从而与八十年代崛起的新一代（第四代知识分子）形成了思维和语言的断层。恐怕也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当代思潮中某些更加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强烈抨击。然而平心而论，这种抨击，由于往往掺杂着误解并带着极大的感情偏见，并且由于那些批评者远不具备李泽厚那样广阔深厚的文化学识背景，因而往往显得浅薄、幼稚、可笑。
就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那一辈人，可以算作第一代。傅斯年、郭沫若、闻一多那一辈人，属于第二代。那么李泽厚所代表的成长于五十——六十年代的这一辈人，乃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公平地说，对于被迫生活在五十——七十年代那种正统教条主义哲学模式中，很难发挥任何独立创造性的这一代学者来说，出现李泽厚是一个奇迹。而较诸与他同时代的某些至今抱残守缺地因袭着老一套陈旧僵化模式的思想侏儒来说，李泽厚无疑是一个巨人。
我犹记得，l979年在书肆初购得《批判哲学的批判》，以及初读《美的历程》时所获得的那种哲学启迪和精神上的清新之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学人，都曾或多或少地粘溉过李泽厚的启蒙。
记得正是在l980年前后，我与李泽厚先生相识并且有了初步的交往。在其后的年代中，我们曾有机会泛舟洞庭，纵游长江，论康德、黑格尔于三峡的青山碧水之间。犹为难忘的是，近年来当我在学术界遭受孤立、诽谤和嫉妒的那些岁月中，泽厚先生不管某些离间者的挑拨，曾多次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友谊。
在我们的交往中我感到，李泽厚先生知世而不世故，明察而不刻薄，好学深思，求智求仁，确是一位具有现代风范的杰出学者。所以，当我们这套丛书组稿之际，我建议为李先生系统编一部反映他思想的文集。因为他虽已逾知命之年，但作为新一代启蒙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不可不列为首选。否则，这部意在展示七十——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百家精英的文库，就难免缺乏代表性。李泽厚始则未允，后恳谈再三，终于同意。因而写了以上一些话，愿就教于李先生和读者。

1988年4月

最后更新[201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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