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十年代，社科院人才依然荟萃，名重学界的一批宿旧耆老多还在。

而我虽师出无门，但却毫无自卑或谦退之志。那时的我身上是颇有一股豪气的，好斗也敢斗，象一头闯进瓷器房的公牛，什么名贵就去撞碎什么。搞得一批人又恨又怕。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政见的分歧，只是在学术上好立异求新而已。后来有人造谣编排我在社科院的一些轶事，其中有两件事若真若假。真相如下：

1985年我的《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南亚研究所有位赵××写了一本《生殖文化崇拜》，有人推荐给我。我阅后发现其所中取用的一些论点资料与我的书有关，但略作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所以也很难指实为剽窃。

我就写了封信去挖苦这个人。没想到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信，斗气而口出大言云：“就算象你讲的——你何某算老几？你能怎么样？”

我读信后被激怒，就用电脑再打字一信，语言极尽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不惟如此，我用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附于信中云：“特送你救心灵丹数枚，谨防你读此信后一气呜呼不治，聊备急救之用。”

不料赵某收到此信后，又羞又怒，竟持此信去找院领导投诉。胡绳院长秘书告我，这位赵先生见到领导后捶胸顿足，痛哭泣下，要求院长开除何新以申公道云云。除了找胡绳院长，他也一一找了李慎之、赵复三、汝信等告我的状，一时院中传为奇闻。

我当时并不知这位人士真的有心脏病。但一年之后，阅报惊悉这位先生竟真的因心脏病中年早逝。因此君为“民主党派人士”，故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则讣告，我读到后不禁为之唏嘘讶叹！

无独有偶。90年代香港有个知名专栏作家笔名“碧骅”。1990 年间在港报上开个专栏，常写一些杂文专门骂我。有好事的香港朋友把他的杂文寄给我。大概是 1992 年春节，我写了个明信片寄给他，贺他过年后宜避“血光之灾”。殊未想到戏语成谶。那年夏天偶见港报，这位先生竟真的因情色桃花风流孽债事，被仇家乱斧劈死在他家的楼梯间中——此事当年是香港的一桩著名案件。

另一件事是与历史所王震中博士发生一件笔墨官司。起因是在1988 年春，以研究女性问题知名的河南大学李小江博士来访。她告我一个消息，说近期有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美学的硕士、博士们开会，会上所议只为一题，就是社科院的何新太狂！必须从学术和人格上彻底把这厮批倒批臭。

我闻言冷笑，对她开玩笑说：“你看我是多么强大，他们几头蒜就想打倒我？让他们放马来吧。”小江说：“你别臭美，他们很快会在重量级的学术刊物上掀起批何会战，把你批臭。”我笑说，“好吧，臭就臭吧，真被批臭算我没有本事。但你不要先来把我吓死。我就且先闭门思过，在家静等着吧。”

不久，《历史研究》、《北大研究生学刊》（创刊号）、《中国语文》、《文论报》、《读书》杂志等果然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一批抨击何新学术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历史所博士王震中指摘《诸神的起源》中的所谓硬伤的大作。于是我知道，这就是小江教授所说的所谓“批何攻势”来了。

我那时年轻好斗，遭受围攻不知守拙之道，反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请人带到历史所交给王震中，大意是：“你那种狗屁文章，本人懒得与你理论。但想见你一面，揍你一顿。”本意是想骂他一下，出口恶气罢了。没想到文人很难缠。王博士拿着我写的这个条子四处招摇起来，去找胡绳，胡没见他，又去找别的院领导告状。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条子散诸媒体，发表在小报上，并且声称要打官司。

当时我正在由助研申报晋升副研。按照规定，晋升需要两位正研究员推荐，是李泽厚和蒋和森为我写了推荐信。李泽厚的推荐信说：“何新早就达到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直接评正研也可以。”

但是在我写条子骂王某，被他告了状后，这件事立刻成为院里风传议论的一个沸点。我的好朋友杨润时当时在院办公厅担任主任，他把我找去臭骂教训一顿，说：“你怎么在这种节骨眼上闹出这事——你的副研评审这回该泡汤了！为什么不打笔墨官司，非要打霸王拳呢？”我说我是假文人真老粗，本来就是乡下农民出身，受不得那厮们的腌臜气。这帮孙子酸臭文人合着伙来整我，做什么理论？只想痛快揍丫一顿——这要在前清，就该用刀剑见面了。老杨生气地说：“你这混帐的书可都算白读了！”

我自己回去想想也觉得好笑，反正气也撒出去了，于是又把那位博士的大作细读一遍，发现其所论多为胡搅蛮缠漏洞百出。于是沉下心翻书找资料，然后写了一篇答复，也送交给《历史研究》杂志。
《历史研究》当时是丁伟志先生主管。丁先生很公道，把我的答辩也刊登出来。我的答辩虽然字数不多，只是回应王博士所指摘的所谓“硬伤”，我一一引经据典作了答复。证明：他所质疑的我的论点，其实我都是持之有故，所谓“硬伤”云云，并无根据，只证明这位博士读书尚不广。我的回文语涉讥嘲——既不客气也不厚道（被编辑删了一些）。但此文刊出后，王博士再没有作答。

不久我的由助研破格晋职副研的问题被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因为我只有大学肄业学历，当助研才两年（按社科院规定，正常应当满五年才有资格由助研升为副研究员），我的年资不够。因此若申报升副研属于破格提拔，必须先经过所一级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再通过院一级学术委员会审评通过，最后还要由院长办公会最后核准（三级审批）。

我当时认为，在发生以上两件糗事后，我的破格晋升肯定没戏了。但没想到，经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审议，我的问题一审顺利通过。再报到院学术委员会后，全体学术委员“全封闭”、无计名投票的情况下，我的破格晋升以仅一票弃权其余全为赞成票，也就是竟然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也顺利地获得通过。

后来据刘再复事后告诉我，关于我升职的评议，讨论其实殊为激烈。我的那两件糗事都被学术委员们提出来议论，但只被看作笑谈，却并未影响评审结果。经过学术委员们的无记名投票，我所获得的高票数还超过同期被评审的其他人——这简直是奇迹。

这一年是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科院第一次的高级职称评定。何新以低学历而被破格晋升高级学术职称一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当时都采为新闻并做了报道。那一代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委员，包括一大批前辈老学者，他们就学术论学术，不执门户之见，重实学不重出身、学历，其公正性令人无比钦佩！

那时在中国社科院，晋升高研难如登天蜀道。高级职称非常金贵，不像现在可以用钱买可以拉关系，以至“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当时那次院里为评高级职称还死了人。哲学所沈有鼎先生的一个门生是逻辑学博士，由于没评上副研，竟喝敌敌畏在办公室自杀了，历史所还有一位博士，也因没评上副研跳楼抗议，但未死。

2

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和视野由侧重文史而转移到关注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

1988年初颇为激进的北京《经济学周报》主编何家栋先生派人向我约稿，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以“东方的复兴”为题的一组经济改革政策评论，文中尖锐批评“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震动当时。
1988年5月我在《中国金报》、《自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地缘战略与中国国际环境的几篇论文，认为世界列强不会乐见中国之复兴，对当时重点倾向美国的外交方针提出质疑，建议重新开拓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和边境贸易。
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与成因”一文，预言中国将因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之失败而触发政治动乱。此文发表前，我通过途径将其送达了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

不久，院办公厅杨润时主任通知我，“李慎之副院长下周要约你谈话。”他还告我，他曾列席一次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了我的论点。李慎之这次约谈，实际是受中央高层领导之托，你准备一下，千万不要信口开河。如果谈得好，你就一步登龙门了，将会得到重用。而我则颇不以为然，答说：“我认为做个自由自在的学者很舒服。我可无意从政，遭受诸多拘束。”

一周后，李慎之果然约我连续长谈了两次。

在此之前，因为社科院不坐班，我又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很少去院里。所以虽然李先生是院领导，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办公厅杨主任告诉我：李先生曾作过周恩来秘书，是高层非常重视的当今智囊人物。

约我谈话的地点是在李慎之先生的办公室。李先生见面很客气，说早就读过我写的不少东西。还说：《诸神的起源》引起争论不小，他都看了。争论是好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毛泽东给康生一封信中的话。）

李慎之又说，他其实最欣赏是我在《读书》上关于朴学、陈寅恪、顾准和批评斯大林五阶段论的那几篇文章。于是他谈到他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表示他也认为秦以后的制度不能再称作“封建。”

大谈一番后，他总结说：“你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是什么呢？”

我说：我其实平生无大志，只是治学有兴趣而已。但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如果天假以年，我有志革新一代学术。

我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基本观点都是浅薄错误，陈陈相因，积非成是，以讹传讹，以至谬种流传源源不断。需要彻底推翻，至少许多基本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他闻后无言，隔着眼睛注视地看了我许久，说：“难怪人家都说你非常狂妄啊！”

我原以为他约我是专来谈经济政治问题，没想到他只是漫无边际地与我谈历史谈文化。我出于谨慎，实际尽量约束自己，多听他聊，他不问，我不答。那次他谈得很高兴，竟然一直聊到下班。临别时，他要我尽快送他一本我新出版的文集《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他说他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书评。他读后，还要再约我见面谈一下。我回去后，即委托办公厅把书送去。春节后，我收到院办转来李慎之一信如下：

何新同志：

承惠大作，已乘春节几日余暇，拜读一过，珠玉纷陈，胜义迭出，实契我心。

不过，我所最关心者，厥为尊著《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史新论》，而此文并未收入《何新集》中。我只知道你认为“五阶段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肯定“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术语的错误，实与敝见相同。可是并不知道的你的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倘蒙赐观此文，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你在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文章，一再用到流行的“封建”字眼，不过这都是 1982 年写的文章。我也注意到你在《何新集》卷首的简介中特别说明“此文某些术语（如仍采用”封建社会“的分期）后来有所修正”。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修正的。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辨》？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和该立的是什么。其效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专此奉达。即颂

研祺！                     

李慎之     

1989 2 22  

3

此后不久，他又约我长谈一次。这次也是先谈文化。但后来他话锋一转，即谈到我那一组批评经改政策失误的文论。他说：“听说你已经把它们转送到最高峰（指邓）那里去了”。我答，是，因为我担心大局，怕国家会失去稳定，要发生动乱。

他闻言后，静静地审视我。又说：“你听到什么回音吗？你认为高峰那面会怎么看？”

我答：“我没听到回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我又说：“其实我可能只是杞人忧天，自说自话而已。我估计上面如果看了可能会骂我是危言耸听。反正我是出以公心，为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稳定，我只是直抒已见而已。”

我又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他接过话头说：“那么，你是认为当今无道了。”

我说：“倒并未必是无道，而是有些方面失道。”我说我这是儒家思想。

他笑了，他说他也有喜欢儒的一面。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吧，很靠近、很靠近赵的一位领导（我猜可能是指鲍彤）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过于危言耸听！”

然后他注视我的反应，但我耸耸肩，不甚以为然。我说：“我但愿我的话都是危言耸听。”

他不再讲话，又注视我片刻，忽然话题一转，说：“讲一个假设——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譬如说参加政改方面的研究工作，你怎么考虑？愿意参加吗？”

我说：“那可不合适。非常不合适，我有自知之明，从不了政。”

他问：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人最难忍受拘束。社科院环境很好。我的个性不适于从政，如果从政只怕就会成为嵇康。

李慎之笑了。他说：“你这是有自知之明。”

我又说：“政体改、体改所中的多数精英我其实很熟识，而且政见多所不合。见面一定会吵架，聚到一起有什么意思。”

谈到这里，他把话题一转，问：“你最近在写什么东西？”

我说：“我可能还会写一些更加危言耸听的东西，我很担心中国以后会四分五裂。”

李慎之很注意地听完我的话，说：“好，那你写好一定要给我看看。”

我回去后，就把我在香港《明报月刊》（ 1988 年第 10-12 期）上发表的一组文章复印送给他，并写了封信，请他代我把信和文章转给赵**。他收阅后，给我回了如下一封信：

何新同志：

大文已拜读。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文中）其主题也是我“知之而不忍言之”的话，虽然有时也不免表露过一些。你想把你的意见和建议上达，我觉得似乎还不到时候。“唯善人能受尽言”，不得其人而与言，反倒会成为自己的失言的。

地缘政治学，我以为也是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正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不是象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精确的“真理”，其适用范围也都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用它来解释，就未免穿凿了。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封建论”，但是一时没时间看，只有看了以后再发表意见了。专此即颂

近好！

李慎之 1989年3月17日

 

收到这封信后不久，国家就出事了。事件之后，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李慎之先生。那时我已知道他对时局的立场政见与我不同。

 1991 年初，我的工作调离了社科院。 1993 年、 1994 年，我曾把那两年我出版的几本新书转给他，都收到他的回复短笺，但只有寥寥数语，告诉我书他都收到了，未做任何评论。也许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谋”了吧？
 

离开社科院十几年了。近年看到一些文章，称颂 20 世纪初叶蔡元培以开明的方针治理北大。其实，80—— 90 年代之前，胡乔木、胡绳院长领导下的社科院，对各种学派、学术见解亦均兼容并蓄，宽松自由，不亚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从 1980 年到 1991 年，我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时光。其间走过弯路，经过不少摔打，但也结识了一批令我念念难忘的长者。现在大多已不在世，还有一些老朋友也由于各种原因迁移国外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已宛若前尘，不禁忧从中来，感慨系之矣！

03 年 5 月 14 日 记
05 年 6 月 20 日 改

10年8月修订

 

 

 

文中提到的那位赵先生就是社科院南亚所的赵国华先生，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17岁考入北大，师从季羡林和金克木二位先生，专攻梵文巴利文。

1978年，在赵国华的提议下，社科院与北京大学联名成立了南亚所。

1986年，赵国华与人合译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一卷。

同年，赵国华首次在中外学术界提出了生殖文化崇拜新概念。

赵先生提出这个概念，是来源于他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了解，印度人的生殖崇拜十分狂热。在印度教中有个很著名的性力派(湿婆派，印度教主要教派之一）崇拜。在艺术创作和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何新先生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具体到这本《诸神的起源》而论，何新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也不过是用已经出土的考古资料来做基础，再通过自己的解读，来阐述自己的见解。

赵国华也是用这些考古资料来著书立说。这些资料是客观存在的，不存在谁抄袭谁。

不赞赏何新先生对赵国华的做法，社科院又是高级知识分子扎堆是非很多的地方，何新离开也就是自然的了。据说是一位领导关照到全国政协做一位领薪水的全职委员，他说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视野由侧重文史而转移到关注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每个人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跟绿野这里一样，很多人都说这个话题。

何新却有过人之处，1988年春天，我从德国短暂回国期间，被北大的一个朋友拉去听过他的演讲，他预言中国将因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之失败而触发政治动乱，当时与会的人听了都有所思，没有想到第二年此预言就成真了，发生了那场“广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