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听邹恒甫的狂言(组图)

　　他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他是“全球华人排名第一”的经济学家，他是长江学者、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6月7日，他的博客转载了人民网《邹恒甫的狂言值得一听》等文章。他这篇日志的标题是《邹恒甫礼赞》。此前，他点名炮轰那些“十多年没搞学术了”，“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

　　华君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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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称“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

　　“狂人书生”

　　6月5日，邹恒甫博客再次公布了IDEAS/REPEC的排名榜（5月份），并用加粗大字打出了“祝贺邹恒甫5月排在IDEAS/REPEC全世界第146名，全世界华人第一！”目前，IDEAS/REPEC的注册经济学家有32402个。

　　在进入前5%的中国研究机构中，他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排第227位，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排263名，他担任院长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排第266名。

　　这是他针对“乌鸦嘴经济学家横行”的情况，“每月公布一次国际排名”计划的一部分。有人质疑他学术成果，他答复道：“干货大大的有啊。”后面链接了他在IDEAS/REPEC的所有论文著作。

　　有人称他为“狂人”。因为吴敬琏1983年在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茅于轼1986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都比他去美国晚，他就称“茅于轼乃我学弟。” 叫吴敬琏为“小师弟”。他还称2008年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是我的晚辈”，因为他比林毅夫到世界银行早。而茅于轼年长他33岁，吴敬琏年长他32岁，林毅夫年长他10岁。

　　张五常、樊纲、易纲和胡鞍钢被戏称为“三纲五常”，林毅夫、海闻、张维迎和杨小凯被调侃为“林海张扬”。他认为他们很多人已经不踏踏实实做学问了，成了“媒体经济学家”或“官僚经济学家”。

　　他博客的个人资料是：“邹恒甫 (Zou Heng-fu)，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中财CEMA院长，武大IAS主任，北大经济学教授。2005年入选首批人文社科长江教授，2009年入选首批千人计划。哈佛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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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董，是误国误民

　　围绕着IDEAS/REPEC排名榜，他一直指责那些“走穴捞钱”的所谓“经济学家”，“不学无术，误国误民！”

　　中国7700个独董职位中，4502个职位由教授包揽了。媒体惊呼，最忙的不是杜甫，而是上市公司的独董：150位身兼3家以上(不含3家)的独董，另外有50位身兼5家独董。他们都触碰了“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的红线。

　　而邹恒甫说：“你们所知道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更多的名人在未上市的公司当独董。现在很多企业准备上市，储备独立董事，所以数量比现在的大很多，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在香港那边的也有很多。”他犀利的言辞，无一例外地显露着“张狂”：

　　“只有邹恒甫没有一个独立董事，没有一次在社会上讲课，没有上过一次EMBA的摸钱课，没有上过一次EDP的摸钱课，没有在社会上的作过任何一次摸钱讲座和报告，没有参加过一次峰会和论坛。”

　　“吴敬琏先生他在中金拿多少钱？在上海中欧拿多少钱？他在中国联通拿多少钱？他还是国家公务员呢。他摸的钱太多了。孔子说‘及其老也’要‘戒之在得’。也就是说老人要防贪得无厌。可是，吴敬琏先生老来还是太贪了。”

　　“银行上市公司94位独董中，34位来自高校。北大校长助理、浦发银行独董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光大银行独董蔡洪滨，耶鲁大学教授、交通银行独董陈志武，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工商银行独董钱颖一。这些人极端贪钱，每人至少四家独董。”

　　“郎咸平有经纪人帮他联系‘业务’。吴敬琏一直炮轰‘权贵资本’，其实他本人就是‘权贵’，不然他为什么要给‘权贵资本’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张维迎经常骂‘垄断’，那他为什么要去垄断央企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

　　“有那么几个人更过分，他们一边在央行货币委员会当委员拿国家的工资，一边给上市银行当独立董事拿高薪，两头赚，简直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下次乌鸦嘴到你们学校单位企业去演讲，你们一定要问此乌鸦嘴在全世界排在五千名之外的多少名，因为五千名之内他们都是没有希望的。张维迎也就是一万五千名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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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职上市公司独董的经济学家，无一在5%内

　　今年4月，他就公布了进入IDEAS/REPEC排名榜前5%的15位华裔：魏尚进、邹恒甫、白聚山、李龙飞、肖政、查涛、石寿永、张俊森、郎咸平、黄有光、林毅夫、张晓波、范生根、文一、方汉民。

　　5月，进入该排名榜前5%的华裔有18位：邹恒甫、魏尚进、白聚山、李龙飞、张贤旺、肖政、查涛、石寿永、王平、黄有光、张俊森、郎咸平、林毅夫、张晓波、范生根、方汉民、文一、陈勇民。兼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者，无一上榜！邹恒甫曾经尖锐地说：

　　“吴敬琏、茅于轼、樊纲，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没敢上榜，因为成果拿不出手，怕名次太低、丢人，所以他们集体抵制这项排名。”

　　“大概从2000年开始，张维迎、陈志武和郎咸平，这些人就都没再搞学术了。郎咸平写过一些国际顶级水平的学术文章，他一度排进了前100名，但这10年来原地踏步，已经落到了1000名开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蔡洪滨，学术水平还不错，至少还值得我去骂，在IDEAS/REPEC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排行榜’上，大概能排到第5名左右，在全世界3万多名经济学家中，也属于最有实力的那9%”。

　　“他们都很‘忙’，我却很‘闲’，除了上课、看书、写文章，我没事干。榜单上排名靠前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国内的知名度都比较低，我只能说这太遗憾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很棒。”

　　“在美国，只有当一个经济学家水平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才敢在公众面前充当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IDEAS/REPEC上一直排第一第二。再看看我们国内经济学界，这些人哪里是经济学家？我看他们只能叫‘经济分析师’。什么‘首席经济学家’？我看不如叫‘首席巫师’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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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抨击别人，而受抨击的人却有人赞扬他

　　如果不是2007年4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以“过去几年很少到校上课”为由，将应用经济系主任邹恒甫开除，也许他与国内经济学界的格格不入不会如此公开化，他“张狂”的个性也不会如此显露。

　　面对“被开除”，他将矛头直指经济学界盛行的“独董风气”：和那些“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的人相比，自己免费帮其他学校办教育事业，何错之有？直到今天，他还觉得当年被开除“有辱尊严”。

　　那些受到他抨击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他的指责进行反击。林毅夫和郎咸平虽经常是邹恒甫调侃的对象，但郎咸平曾说：“邹恒甫是中国经济学界中，我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而林毅夫在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雷尼卡教授的信中则说：

　　“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邹教授所引领的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专业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本科项目。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对于调侃经济学家的事情，邹恒甫有自己的解释：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

　　“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

　　他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他说：“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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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岁上大学，

　　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贴着“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标签的邹恒甫，曾被称为“最低调的经济学家”，央视等诸多媒体都吃过闭门羹。

　　1962年，他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农民。上学后，他利用假期帮人看过果园，养过蚕，以此赚些学费。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读书狂”，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书本，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看。

　　1977年，高中毕业，他轻松地考上了武汉大学。那年，他只有15岁，是新生中年龄最小的。刚上大学时，他学的是历史，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冷门专业。

　　他为此好失落，把时间都花在文史哲书籍上。回忆这段经历，他曾笑着说：“我在闲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没有什么做学问的志向。”1982年，20岁的他大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年龄太小，又没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

　　无奈之下，他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次年3月，他竟意外收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欣喜得“就像范进中举一样！”1988年，他取得了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就职于世界银行。

　　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回忆说，1990年，他归国省亲回到武汉大学，看到同学还是用二十年前的经济学教材，就一箱一箱地从美国带回经济学经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