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media.people.com.cn/GB/192301/192303/192681/214671/13983174.html

我最早读的袁行霈先生的书，是那本电大教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纲要》。我曾为这本书的感悟精细和美文字所着迷。后来听北大和电大同学说：袁教授对中国古诗感受之深，领悟之精，的确是叫绝的。当我现在手捧着油墨还在发出香味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展读时，我不仅为袁先生的启悟能力所折服，也为他那思维的水准所倾倒，因此，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手里不期然而然地写下了这个标题。

　　应该说，在中文系教授诗词的人，对古诗的启悟不难做到，长期耳濡目染，氛围及古诗的氤氲，久而久之，启悟能力就会上升。但象长期沉于酒中的人那样，能品出酒的高低，又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就不容易了。张岱《一卷冰雪文序》说过：“诗文一道，作之者固难识之者尤不易也。”①一般来说，能识到真谛，非水平较高的专家莫能为。行霈先生就是这样的专家。他对古诗的感受、启悟水平一直被公认。他还能从哲学、美学、宗教、文论等各方面对古诗的精微处发扬光大，构成议理，深以披露，晓以众人。确如林庚先生所评价的：“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②行霈先生一向是强调启悟的，他曾在《文史知识》上写的治诗之道中说：“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四者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打开中国诗歌艺术这座宝库，看到其中璀璨的珍宝，并为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自豪”，当然，行霈先生这里只是在谈“打开”、“看到”的办法，还没有说出研究阐释的方法。所以，当他为这本论文集写自序的时候谈到了它。序中说：“诗的思维离哲学思维是很远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国的玄学和禅学感知世界与人生的方式有一些相通之处。从玄学和禅学的角度去揭示诗歌艺术的规律，是一条可行之路。”确实这样，从理论的多种科学中揭示古诗之精奥是一条可行之路。把行霈先生谈话和序文联合起来，可以看出他对研究中国古诗的整体主张和基本方式。难怪行霈先生以序文冠首，又引《文史知识》那一笔谈殿后，首尾照应，相得益彰，显示治经验和主张的全貌。

　　行霈先生一以贯之地实现着这些主张。无论宏观或是微观研究都如此。从宏观方面说，行霈先生这本文集的上编都是尽可能从理论高度展示出中国古诗的面面观，或多义性问题、或意境、或意象、或形神、或诗禅、或音乐美、或鉴赏，皆然尽然。行霈先生所运用的理论不仅是古典的、近代的，而且还用了西方现代文论阐释古诗，那篇《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就是明证。多义性主要是英美新批评的主张，理查兹是语义学家，由他系统提出，燕卜荪的文章六十年代就译过来了，其中一部分在作家出版社出的《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中，但在我国文论界及古典文学研究中并未产生作用。因为它是形式主义的还被有人点名批评过。在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研究中，它还是算新的。行霈先生研究过它，在那篇论文中巧妙地运用它的某些理论对中国古诗进行过分析。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同志至今才重视文本分析；而八十年代初，行霈先生就开始在古诗研究中开展了文本分析。这恐怕连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行霈先生还在文章中有机地结合着古代如《文心雕龙》、近代如朱自清先生的《诗多义举例》的某些思想，认为“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和言外义，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艺术特色”。比如，贺知章《咏柳》中的“碧玉妆成一树高”的“碧玉”，既可想象那婀娜多姿的柳树，又可想象成宛如凝妆而立的碧玉（乐府吴声歌《碧玉歌》中主人公），当然是双关义；“绿窗”在古诗中运用颇多，常指绿纱窗和温暖家庭气氛及闺阁气氛，于是有刘方平“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李绅“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温庭筠“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韦庄“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苏轼“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这些“绿窗”形成了一种情韵模态，尽管各抒己意，但又万变不离其宗。这样用来说理的例子太多了，就不一一再举了。由此，我不禁想起了朱自清先生1932年在伦敦为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写的序言的最后两句话：“东汉时蔡邕得着王充《论衡》，资为谈助；《论衡》自有它的价值，决不仅仅是谈助。此书性质与《论衡》迥不相类，而兼具两美则问：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③用佩弦先生的话来形容行霈先生的这本文集，我以为也是合适的。

　　从微观处说，行霈先生也能把启悟和思理融汇起来。下编十四篇文章，就体现着这种研究风格。那篇《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从王维是一个熟谙禅学的佛教徒开始，勾勒出王维家世及他一生的研究佛学的线索，为后来论诗的禅意和画意打下了基础，接着显现出王维诗歌中空与寂的境界。行霈先生从禅意角度介于诗歌研究中，不是单纯谈玄，而是把他的感受、启悟与禅意结合起来，做到了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王维的名诗《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行霈先生评价道：“诗人独坐在幽深的竹林里弹琴长啸，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只有明月为伴。他欣赏着环境的冷寞，体验着内心的孤独，沉浸在寂的快乐之中”。这体验孤独，耽于空寂，正是王维此诗的本真所在。海德格尔曾说：没有神学就没有他，同样的，没有禅意就没有王维诗歌的空灵。以前把王维这绝妙的诗作批得太多，那样的文章总给人火气过盛而切理不足的印象。殊不知，以禅入诗形成的空灵正是禅性的本性。元好问吟道：“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赠嵩山隽侍者学诗》）苏轼也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吴可说得更透：“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学诗诗》）行霈先生于禅诗用力至勤，深知细品，因此他能悟出其中三昧来。他说王维的作品“进入富于哲理意味和艺术情趣的世界”，“表现了生活的真实”，“概括了人们普遍的生活体验”，“揭示了自然的趣味”。这些是十分中肯的。鲍勒诺夫曾以为：“当生命已不能明晰地理解世界，当自我因沉溺于非理性的生活秩序之中而遗忘了自己，当生命的冥暗面显露出整个深渊之时，‘沉睡着的兄弟’――死亡，必然负有新的使命。”④曾跻身仁途而因避开党争逍遥于禅境中的王维是不是有一种期待新的使命意识的心绪呢？或自有使命呢？行霈先生已意识到这一层了，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中听出了“人语的回响”。因此，这篇文章在王维研究方面是难能可贵的。行霈先生继从治禅意的思路研究王维诗的画意，并从“诗中有画”的历史中考察，列举了谢灵运、谢胱诗中虽有画，但神韵不足，“王维诗中的画，则是形似与神似的统一。他的诗既传达出山水的形貌特征，又体现了山水的性格特点，既描绘了客观的景物，又抒写了主观的情趣，正象他的绘画能够‘入神’一样，他诗中的画意也是富有神韵和气象的。这正是王维超过前人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行霈先生的研究不仅具有启悟性、理论性，而且还有历史感，由微观见出宏观的整体意向。我尤其感到倾慕的是，行霈先生治史而又不拘于史，还能用一些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诗史，打破了那种治文学史不需要新观点、新方法的观念。近世以来，治史者用新观点、新方法已成一普遍现象，静安先生用叔本华思想研究《红楼梦》至今不也堪称一绝吗？建国以后，用马列文论研究文学史已蔚然成风，成果斐然。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方法，有些人十分反感，以为根本不能用于研究文学史。行霈先生则不然。去年秋季，他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唐诗研究》的选修课，深得学生喜爱。他确定若干带有方法论意义的专题，带领学生分别研究，提出报告，旨在培养新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治学精神。文学史是一个多面体的存在，需要用多种方式揭示它。行霈先生深知这点。这几年，比较文学、文化学风行一时，行霈先生潜心研究中，写出了《唐谢诗歌艺术的比较》、《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等高质量的新颖别致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后者，当初发表在《文学遗产》时，曾令多少莘莘学子所感佩。文中写道：“在八世纪诞生的李白，他的一生差不多是和盛唐时代相始终的。受了时代风气的熏陶，吮吸着营养丰富的文化乳汁，他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盛唐文化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地吸取了域外文化而蔚为大观。那种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对盛唐诗人在心理上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活力，的确是不可低估的。……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新的追求，带动着诗歌以一种开天辟地般的气势去创造、去攀登、去打开一个又一个新的局面。终于，盛唐诗歌达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的高峰。而李白又是适逢其会，走在这个潮流的最前列。”尽管这篇文章在盛唐文化与李诗的印证方面还嫌不足，还嫌简单，但是，它所展示的文化学与诗学合流的新的研究风尚却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显示了这种研究方式的无比潜力和灿烂前景。治史的好文章一般有两类：一是材料博富、考据有力、立论稳健；一是开风气之先，首倡一种研究方式，并在具体的研究中体现之。行霈先生的论文兼两者之长，虽前者为多，但后者却如寒夜孤星，十二分的稀罕，十二分的珍贵。古典文学研究要推进，没有后一种精神是不行的。苏东坡《定风波》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词可以从另一意义上即创业者的一无反顾的精神给创业者一点慰藉。行霈先生再从新角度研究古诗，是否也有此同感呢？

　　如果说这部文集还有什么缺憾的话，我以为，尽管它运用理论是娴熟的，成功的，尝试用新方法研究是有力的、有意义的，但从运用一种理论入手结合中国诗歌艺术特性再总结出一些独到的理论来还嫌不足，如多义性问题，中国古诗的多义性有何特点，似还可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不过，行霈先生已经注意到这点了，最近我从他的一位研究生手里读到他赴日讲学的手稿《中国文学概论》已经这样做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四日晚于北京大学

　　①张岱《琅缳文集》第19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②林庚：《<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序》，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该书，不另加注。

　　③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329-3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④鲍勒诺夫：《生命哲学》第113页，1958年德文版。

　　                                        （原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