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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是一个内容丰厚、层次多样的独特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史研究，出现较晚。近几十年，方产生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侧重学术，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重生活式样，陈友仁《中国上古文化史》重精神文化，杨东蕙《本国文化史大纲》重物质与精神生活，柳诏微的《中国文化史》则偏重史料。这些奢作自有辟径开业之功，然而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未能尽如人意。

　　近读冯天瑜著《明清文化史散论》，耳目为之一新。这部三十多万言的论文集，材料翔实博富，可与前贤方轨（1）;文字通畅流达，时有精警华美之辞，更重要的是，这部书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它固有的系统大笔勾勒，反映其中精核，又把明清文化史作为中国文化史系统的一个有时代特色的分系统，详加研究，细以剖析，深究其中规律，并与世界其它文化系统横向比较，探寻本质特征，以期通过各种方法，多种渠道，反映明清文化史的全貌及其内在结构与原动力，试图为今天精神文明的建立与发展，提出史的借鉴与作为规律的张力。这本书，堪称一部力作，是三十六年来，国内学者写的第一部明清文化史专著，在其理论的深度与内容的详备赅博上，较之我接触的解放前和港台学者所撰文化史著作，也自见功力，尤其是其整休性与系统性，更显示出特色。文化史，是一门宏观的学问。《明清文化史散论》在宏观把握中国文化及明清文化方面用力很深。

　　克罗齐曾说:历史“只有在我们自己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护，使确凿的东西变成真正的东西，使语义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2）。冯天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义学，高屋建领地观照文化与文化史，显示出理论色彩。开篇《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提出文化的定义，为全书体系的构成，奠定了本体论基础，确立了划分和研究文化史的宏观尺度;这个尺度是根据中国文化的特色与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熔铸而成，具有时向和空间的认识论基础，包括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和对外接受的复合体两个方面。用这个尺度，他把中国文化史分为七个时期，又用文化交流作为中轴，把这七个时期归纳为三个部分:“前三段可并称‘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期”，第四段可称‘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融变期’，第四、五、六、七段可称为‘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接触、融汇期’”（3）。用这个尺度，他对明清文化的总体特质进行了宏观分析，认为:明清两代虽有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就总体而言，社会与文化的格局仍是与秦汉以来的封建帝国的固有模式相一致，这种模式构成了明清文化既有历史的沿袭又有新思潮冲击的特点: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的初级阶段。这样的宏观勾勒，纵横裨阖，视野开阔，而又有条不紊，切中肯絮，由于有宏观尺度为依据，使其内在逻辑结构如草蛇灰线，伏笔其中。

　　运用这个尺度，作者在明清文化的具体研究中，取得了科学性很强的成就。

　　文化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文化史中的流派演变，也是一个连续发展时整体。《明代理学流变考》，从宋元到明，又从明到清，展开了理学发展的基本面貌，而重点述明，初明、中明、晚明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发展更替，如镜明彻，且成为一个系统。这篇文字，显示了作者宏观考察学派的能力。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对明以前理学发展势态进行了精要的回顾，把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等宋代诸子构筑的理学体系，一一作了评述，并且对理学从酝酿、形成到大盛的发展脉络概括成表，使人一目了然，又总结其特点:(1)宋代理学高举“道统”的阳面大旗，采取“援佛入儒”的阴面手法;(2)宣布直接师承孔孟“心传”;(3)“理一元论”或“心一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4)注意吸收自然科学成就。第二部分，作者认为初明是理学的“述朱期”，新的创造尚不多见。第三部分，论到中明，详细地叙述了王守仁学说的形成和兴盛的过程与原因。首先，王守仁作为明代心学的开创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即走过任侠尚武~词章之学~朱学~佛老~自得的道路，其次，对王学的“心一元论”的主旨“合即理”说与“致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观进行了研究；复次，对王学在明中叶的影响以致成为“显学”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评叙。第四部分，对晚明——王学变态期，对浙中学派、泰州学派、江右学派分左、右两方面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并扼要介绍清代的反应。最后“统而观之，由宋至清的几个世纪，思想界的主潮走了一个‘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圆圈”，它“镜子般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社会心灵的历程”，“是那几个世纪的中国徘徊于中世纪的故道，无法挣脱因袭的重担，走向新时代的窘境的写照。”作者由表及里，由外至内，由描述过程到深入探寻规律，深入而又系统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联系。

　　从空间上说，作者作了共时性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世界文化的共同规律、各国文化的特殊规律。首先，作者通过实证的方式，进行法国学派式的影响比较研究。《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的学术活动》分五个部分:第一二部分，记叙耶稣会士及利玛窦在华的活动，介绍了利玛窦的立足办法，第三部分，详细评述了利玛窦译介的西方学术论著。在中国的利玛窦与中国学人合作翻译了很多东西，数学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地理学有《坤舆万国全图》，天文历算学有《乾坤正义》，同时利玛窦还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若干情形，编写《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等。第四部分，评述利玛窦学术活动的局限性，第五部分，对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作了与史实一致的研究。其次，作者通过横向类比，进行美国学派式的平行研究。《“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中，写道:“对比西方中世纪晚期的文艺作品里描写对象的变化，不难看出，作品由对骑士、贵胄、僧侣的赞美转向表现市民的喜怒哀乐，这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阶段普遍的、合乎规律的文学潮流。“‘三言’、‘二拍’虽然与《十日谈》风格迥异，但在请出‘新人’——市民这一点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既是中西文学的比较，又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追求，是对艺术世界的宏观把握所流溢出的精妙之论。

　　作者没有止于宏观考察，而且致力于中观、微观的扎实研究。这种中观、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互相映照，互相印证，取得了富于创造性的成果，构成了明清文化史的研究系统。

　　明代文学的复古主义，过去一概否定。作者从明代文化的发展，联系明代文学的主潮，并把两者沟通，详加辩析。《明代文学复古主义的历史评价》首段写道:“明代文化，走到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传统的惯性推动它沿着故道滑行，而新起的因素又将它推向别开生面的路径。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便划出了一条曲曲折折的轨迹。”在这总的文化背景中的复古主义文学，是企图复兴正宗文学的一种表现。宋明理学日盛，正宗的诗文潜伏着危机，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4），宋文“长于议论而欠弘丽”（5），明初“台阁体”绮丽媚俗，把文学拉向形式主义的边缘。复古主义者为拯救文坛，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是光复古有的美的文学，呼唤怡人养性的意象，这既具有文体改革的意义，而且蕴含着一定的思想解放的意味。对“台阁体”平正典雅、点缀升平的抗拮，透露出他们对文化专制政策的不满，“这一潮流与唐寅、文徵明、祝枝山等以‘狂诞不羁’与专制统治抗争的狂放主义、王阳明的心学运动相呼应，具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色彩”;复古主义者肯定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和当时人民中间蓬勃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遥相呼应，表明了时代文艺思潮的动向，具有积极意义。”对明代复古主义文学的这种评价，我是首次见到。这，正是作者把文化史的宏观考察与i文学流派的中观探求结合起来的产物。与那些不作文化史的分析、不承认复古主义文学存在访百年之久(弘、正、嘉三朝)的客观事实的内在活力的研究者，大异其趣。

　　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作者将微观与中观、宏观的研究，切实地贯穿在文化史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样，既可以挖掘和丰富具体问题的意蕴，又能启人思维。《王夫之的“文质观”与文明演进论》旨在评价王夫之的文化观念，却给我们美学的重要启示。古典美学与文论研究，常常套用苏联五十年代的教科书中关于内容形式的论述，解释从《论语》至《文心雕龙》到王夫之的文质观。作者另辟新径，从文化史出发，指出了文质积淀的丰.厚的文化内容。如果这样，王夫之的积淀文化内容的形式观，比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有意味的形式”（6）早三百多年。作者从王夫之“敦实崇质”的本体论思想研究其重文思想，指出人与动物的质的规定，在于前者有文；又从“势一理一天人合一”出发，把“文——质”和“势——理”联系起来考察，使王夫之“将文与质这对范畴作为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工具”的思想突现出来，紧接着概括王夫之文质观的主要内容:一、夫之注意到人类之“质”与禽兽之“质”的差异性，二、夫之还注意到人类之“质”是由禽兽之“质”发展而来的，三、夫之探索了夷狄之“野”向华人之“文”进化的过程，四、夫之发现了文野互变、此伏彼起的不平衡现象。作者的这些概括，通过一点，结合一个人的全部思想牵涉全局，把系统中的要素与环节及整体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它给美学至少有如下启发:(1)美学范畴与文化史关系密切，研究审美范畴，要注重文化史的意义；(2)美学与文化人类学有相切部分，美学目的与文化人类学目的有时互相呼应；(3)艺术文化史与文化史发展有时是同时运行，研究艺术文化史，要密切关注文化史与文化人类学史的全部历程。

　　通过微观、中观、宏观统一的研讨，作者辩明了文化史中的若干是非，在更高层次的观照中，分析了明清文化史的阻力与张力。《明清文字狱述略》叙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原因，指出这两代文字狱的同中之异:明代文字狱主要是朱元璋对忌讳神经过敏和恐怕文人谋反，篡夺帝位；清代文字狱多因镇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发难。但是，它们“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派生物，是民主、自由、科学和革命精神凶恶残忍的仇敌”，给文化史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破坏作用。这个时期，思想界被钦定的程朱理学所凝滞，文化被不讲经世致用的乾嘉学派所控制。反过来，这又使文人学子不得不专攻训诘考据，使考据学与类书丛书编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明清类书丛书编纂评述》对盛大朝代的这种盛大事业作了高度评价，并与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的意义进行对比，提出了总结搜集文化史料，是发展文化史的张力的条件之一的思想。

　　在作者的思维中，由于三观合流，形成了中国文化史尤其是明清文化史的系统认识，体现在形式上，便是这部著作的比较完备的体系。首先，作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文化分为两个层次;广义的与狭义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是后一层次:“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这就为建造文化史的体系，构筑了本体论的基石。(没有本体论的“体系”，顶多只能称为构架。)其次，对中国文化史做了总体把握。复次，把明清文化史视为一个系统，在分析这个系统的四大特征的同时，把全书其它十六章归为不同特色的论证与发挥。这部书，十七章可归为五编:第一编是总论，第二编是理学论，第三编是启蒙思想论，第四编是文化总结论，第五编为文化交流论，这样，使这部大书的各个章节浑然一体，有内在联系。作者总是那样的谦和审慎，《后记》写道:“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近乎‘散兵游勇’，未能布成周密的阵式。”依我看，有上述三条，这部书的体系已现，比较周密的阵式已经形成。诚如邱序所云:“名曰‘散论’实际是有脉络可按，有系统可寻的。”

　　明清文化史是中国文化史中丰富的遗产，其中各环节、各要素及其所处的环境，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既要勾勒全貌，又要自成体系，确非易事。在并不很长的时间内，作者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足见作者的功底深厚，博学广闻和杰出的才华;但是，也因为时间所限，作者在文化史不少领域，如建筑、园林、美学、科技、明代传奇、清人小说、社会风俗等方面，来不及全面展开，使这部书在人与文化的丰富性展开方面，存在局限。与此相关的，对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还来不及作更为完整的描述。这使体系的周密性与严格性，受到影响。不过，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仅仅是作为起点，以期写出规模浩博、全面反映明清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本质规律的明清文化史方面的专著，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向未来延伸!

　　注释：

　　（1）中国思想史家邱汉生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解放前，柳翼谋先生著有三卷本《中国文化史》，史料翔实，断制谨严，观点虽是旧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冯天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治中国文化史，成就自当超过前人，即以书中引据浩博而论，已足以与柳先生方轨。”

　　（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4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沦》第12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下引该书，恕不加注。

　　（4）严羽:《沧浪诗话》。

　　（5）张载:《岁塞堂诗话》。

　　（6）参阅Clive Bell:Art，ChaPter One. Chattoa and Wjndus ComP. London，1949。

　　                                  （原文发表于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