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十年前（2006年），我写过一篇《我们当年》的文章挂在语文味网上，这篇散文曾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该文挂在语文味网上迄今已有近16000人次阅读。请参见《少堂家书《我们当年》引起轰动》，网址：http://www.yuwenwei.net/readnews.asp?newsid=4529），感动过不少老师，尤其是一些女老师。有些以前不太理解父亲的女老师读了这篇文章，马上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然后又给我打电话，说是以前不理解父亲，看完这篇文章理解了。有些语文老师把它搬上课堂作为教材，有些老师把它作为命题的材料。这些在语文味网上都有报道。
十年后，我再写一篇同题文章。
1999年，深圳市教研室有一批四十年代末出生的教研员即将退休（我的前任、中学语文教研员罗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深圳市教育局决定当年面向全国举行教研员招聘考试。无意间，我从《中国教育报》看到深圳市教研室的招聘广告，便于1999年8月13日，偷偷来深圳，参加了这个考试。深圳市教育局为了排除招聘考试可能的干扰，保证招聘考试的质量和公正，招聘考试期间，把老教研员集体组织出去旅游。
三个月后，也就是11月8日，我来深圳市教研室报到，开始新的工作。
我来深圳市教研室工作前，是珠海教育学院培训部主任，副教授，已经发表过几十篇教育论文，一些重要论文发表在《教育研究》《北师大学报》这些国内教育顶级刊物上。论文有两篇上过《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更是全文复印十余篇之多。我念大学前，做过三个年头的中小学语文教师；1979年考上大学，学的是中文；1983年大学毕业后，做过7个年头高中语文教师；1990年被破格特招为华中师大教育系全日制研究生，专业是教育学原理。我提前半年于1992年底研究生毕业，硕士论文八万余字，是研究教育规律的（接近教育哲学范畴）。这篇论文后来分拆为八九篇，全部发表了，且全部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全文转载复印，有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一期同时转载我两篇论文。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1992年第11期全文复印转载我的论文《教育的外部规律说不能成立吗？》（原载《教育研究》1992年第10期）和《教育学二重起点论》（原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2年第3期）。（请参见《程少堂做教研员前发的主要文章》一文，网址：http://www.yuwenwei.net/ReadNews.asp?NewsID=11224）由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的目录是按“革命领袖论教育、教育原理、教育分论”这样的顺序编排的，因此我研究教育规律的论文，转载时都在目录的最前面，加上连续转载多篇，引起教育学术界的关注是自然的。而且当时以致现在，我都是教育理论界发表研究教育规律论文最多的学者（不是之一）。1997年我评副教授是破格的，广东省高评委给我的评语是：“经评议，申报人程少堂充分具备所申报的副教授学术水平。任现职以来，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发表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令人注目。经投票，一致通过他的申报。”后来，据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广东省高评委学科主任张人杰教授说：“你这个评语用了‘充分’‘令人注目’等词，是今年广东省申报教育学副教授职称中最好的一个评语。” 也是在1997年，我请当时的中央教科所副研究员田慧生（现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来珠海给全市中小学教师讲学，到机场接他交换名片时，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就是程少堂啊！”可见早在近二十年前我也并不是无名、无能或弱能之辈，教育理论界许多学者都知道我。由于多年教师工作的磨练，我的课也讲得好。这样的经历、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做中学语文教研员，当然是好。
尽管二十年前我就已非无名、无能或弱能之辈，但我刚来深圳市教研室工作的时候，没有急于表现自己。我知道，无论是武侠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急于表现自己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实力的人，至少是本事不大的人。当时，我的前任罗老师还有一年退休。我这个人个性虽然较强，但我觉得对罗老师，我做得是很不错的。当然，罗老师对我也不错。
我并非胆小畏葸之人，我骨子里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一面。但罗老师没退休前，和罗老师一起参加活动，我都是把自己摆在他的后面。
来深圳市教研室工作后，一有教研活动，罗老师就带着我去参加。罗老师在家的时候，我从未自己一个人跑到学校去，更没有背着他去学校。要去都是跟着罗老师一起去。刚开始，学校的语文老师们自然是都不认识我，有时到学校，会议室有罗老师的名牌，但没有我的名牌。会议开始，罗老师都会先介绍我：“这是小程，程少堂老师，接我班的。”
每次到学校参加活动，我都是请罗老师走在前面，我走在他稍后一点的地方。进学校会议室，上会议舞台，我绝不会走在罗老师前面。吃饭的时候，罗老师不落座，我不会先坐下来。菜上来了，我会把转盘先转到罗老师面前，我绝不会抢第一筷（有一个和我同来的同事聚餐时喜欢抢菜，我曾为此专门跟他谈了一次，事后这位同事为表感谢请我吃饭）。开会的时候，罗老师不讲话，我绝不会有先讲的冲动。记者采访语文学科课改，罗老师先讲了，记者问我，我才讲一些意见。我还嘱咐记者，报道要把罗老师放在前面，罗老师的照片，要放在中间。每次全市中学语文学科活动，都是罗老师主持，他有时客气叫我主持，我也不答应主持，但他安排我讲话，我就认真准备讲好话。
罗老师叫我干的事，我都按时尽心尽力干好。我年轻，文字能力强，起草学科文字材料的事自然都是我做的。写材料前，我会详细征求罗老师的意见；写完材料，我会请罗老师修改补充；需要署名的，很自然地，我就会把罗老师的名字署在我前面。我从未做过把自己名字放在罗老师名字前面的事情，就是到学校参加一些庆典活动在嘉宾簿签名，我也是一定请罗老师先签名。当然，我个人写的论文，就没有署罗老师的名，他即将退休，也不需要论文署名。
那时，深圳市教研室有单独财务，深圳市初中、小学英语教材由深圳市教研室主持编写，单位积攒的稿费很多，每年都有几次集体外出旅游的机会。每次外出旅游或开会，路上我都是陪着罗老师聊天。1999年底，深圳市教研室全体成员到东北旅游，在大连呆了两天，部分同事去旅顺逛炮台。我是第一次去东北，炮台自然没有去过。但罗老师以前去过，他不想再去，我就没有去看炮台，陪罗老师在大连逛商店。在商店里，罗老师在照相机配件柜台前反复看一个相机的广角镜头，两三百块钱，他可能嫌贵，想买，又犹豫。我见他喜欢，就掏出钱包替他付了款，罗老师也没有多推辞。
罗老师是广东人五华人，我来深圳前不认识罗老师，我进深圳市教研室工作，他也没有可能给我任何帮助。2000年春节，我去给罗老师拜年，从东门天虹商场，给他买了两支原装进口的大瓶豪华装轩尼诗人头马酒，花了一千一百多元。罗老师经济情况很好，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在当时深圳最贵的商品房所在地——莲花山旁的中银大厦买了豪宅。到他家后，在沙发上坐着聊天，罗老师看见我提的很贵的洋酒，玩笑道：“我们小程有钱啊！”其实他知道我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大学毕业后从武汉到宜昌，七年后又从宜昌到武汉念脱产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从武汉到珠海工作，又七年后从珠海考到深圳，几次大搬家，哪里有钱。他实际上是含蓄批评我花这个钱没有必要。
罗老师退休前，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坐公交赶到办公室，拖地板，打开水，把罗老师的办公桌擦得铮亮。
所有活动我都自觉把我自己放在罗老师后面。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丝毫没有觉得罗老师盖住了我。我这样做，觉得自己成熟，自信，稳重，有文化。
1999年，寄送材料报名参加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招聘考试的，全国有上千人（其中有多位著名人物），我是以全国招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不止是语文科第一，而是在当时深圳市所有学科招聘的教研员中分数排名第一），到深圳市教研室做教研员的。
（201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