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堂志林（1037）：为何这八年是我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八年
——给《程少堂传》作者的第二封信
L 同志：
我总是说，1983年大学毕业后，在原航天部地处湖北省西部宜昌地区的导弹基地做高中语文教师，到1990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全日制研究生的这八年时间，是我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八年。
为何这八年是我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八年？
这八个年头，正逢席卷全国的“文化热”（准确说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波声势更为浩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热潮），从掀起到1989年后戛然退潮的八年。
在这八个年头中，喜欢阅读、研究的我，阅读了大量文化学著作，并写作了文化教育学研究系列论文，其中有几篇论文发表了，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它们成为我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重要原因。
我总是说，这八年是语文味的前研究或潜研究阶段。
这样说，并非为了拉长语文味的研究时间，而确实是，这段时间的研究对1999年我来深圳后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影响极为重要、深远。
这八年在我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语文味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流派被学术界称为“文化语文”，和这八年有间接但重要的关系。说“间接”，是因为这八年的阅读和研究，当时当然不是为了研究语文味理论的（语文味理论是我1999年到深圳市做语文教研员后提出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八年的文化学阅读和研究，我就不会被华中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为研究生，也就没有今天被学术界称为“文化语文”的语文味理论和语文味教学流派。换言之，没有这八年的文化学阅读和研究，即使我后来会提出语文味理论和创立语文味教学流派，它们也肯定不会以“文化语文”为标志性符号，而是另一种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间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直接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直接影响的间接性关系。
这八年在我学术生命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表现则在于，它改变了我原有的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形成了我的新的思维方式——文化思维方式。由此而后，我平时的阅读欣赏也好，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也好，都习惯到本能地，必然会从文化角度去思考。
就是说，我原有的思维方式是这几年改变的，或者说，1990年以后迄今我的主要思维方式——文化思维方式，是这几年形成的。
一言以蔽之，世有文化思维方式，然后有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流派。
以上谨供参考。握手。
2018/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