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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不怕挨骂:侯宝林成功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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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挨骂:侯宝林成功秘诀

 (程少堂按:为研究语文味课题中的教学幽默,买到一本薛宝坤著《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读完后感触颇深,特别是读到“有人问侯宝林成功的秘诀,他回答得挺干脆:‘不怕挨骂。’再问他对待骂者的态度,侯宝林则爽声大笑:‘不予理睬’”时,我也大笑。以前哪里知道,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当年竟是相声界挨骂最多的人!其实大师当年都挨过骂,有的甚至一直有人骂。不挨骂成不了大师,著名的例子远有孔夫子,近有鲁迅。其他的例子就用不着多举了。侯宝林大师的态度应该成为一切成功者的座右铭以下是我从书中选出的有关章节。)

 

 

不怕挨骂:侯宝林成功的秘诀

引自薛宝坤《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

 

第三章、在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他和“相声改革小组”

   有人问侯宝林成功的秘诀,他回答得挺干脆:“不怕挨骂。”再问他对待骂者得态度,侯宝林则爽声大笑:“不予理睬。”是的,大概在相声行里,侯宝林是挨骂最多的一个。同行人骂似有几分道理,因为没有一段节目经侯宝林之手是不加改动的。比他辈分高的长者,认为他带艺拜师根底浅薄,缺乏基本功训练。这当然是误解,一听就会、过耳不忘的侯宝林,有哪一段相声不背如流水、滴水不漏呢?和他同辈的名家,如年纪比他小,资质比他强的常宝堃,也觉得他“出格”太远了。虽然常宝堃本人素以“会的宽、活瓷实、使得活”出名,但他不能同意侯宝林竟在《讲四书》、《讲三字经》一类纯属“说”的节目里,加进一段京剧唱段《贺后骂殿》,在故事性很强的《拴娃娃》里,唱一曲妙峰山山歌。而侯宝林则认为“活”本来就具有灵活多变的含义,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胡来。因为《贺后骂殿》里的那段唱词,也有封王封姓的情节,而《百家姓》里把“赵”姓列在第一个,正说明它是宋代的产物。至于在《拴娃娃》里唱那一句山歌,不仅活跃了观众情绪,而且一下子把人们带到了气氛很浓的规定情景里去。又加上侯宝林善于学唱,在一个以说为主的节目里,让观众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至于名声稍逊于他的,则更是喋喋不休,当面破口了。一次,他穿了一身西装在街上碰见了他的同行,这位同行讥讽地说:“吓,‘人’啦!这还象说相声的吗?”侯宝林满不在乎地说:“‘人’啦怎么的?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就不能过人的生活?只要我活着,就非把相声打进艺术圈儿!”这位同道半讥讽半赞扬地说:“行!你是相声的改革家!”“改革”二字在当时并不是褒义,它有欺师灭祖、无规无矩的味道。

 

   一个人的成功,总是要经过一番曲折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的土壤,狭隘和偏见长时期蒙住人们的眼睛,盛产嫉妒。在知识分子中有文人相轻,在有产阶级中有尔虞我诈,在市民圈子里有你欺我骗,甚至于相互扭打、破口大骂。不怕挨骂,算不得勇敢,但骂的有乐就更难得了。因为它已超脱了传统偏见,另有坚强的精神支柱。侯宝林似乎有特殊的禀赋,他常说:“不挨骂,长不大,宁可让人骂你,也不让人可怜。”因为后者只是无能的表现。老实并不尽是人的可取之处,老实又有本事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你挨骂,说明你做了工作,有了成绩。”这一看法,一直是他对生活态度的一个方面。

 

   由骂人而不骂,由冷漠而逢迎,这大概又是骂人者的行动逻辑。解放前的侯宝林,身边已略有几位追随者了。这和那个时期相声濒于死亡的情况有关。日寇统治的八年,是人们失望的八年,而国民党统治的四年,是人们由希望而绝望的四年。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不消描绘,相声界的腐败已经臭不可闻了。比戏剧舞台上《十八摸》、《戏迷小姐》更有甚者,相声舞台上则是《大娶亲》、《牛头轿》、《口吐莲花》、《妓女打电话》、《流行歌曲》、《反七口》、《家堂令》、《群曲上寿》、《抢王八蛋》等一类黄色下流的节目。而“地上”的节目更惨:《武则天》、《捏蚊子》、《修尖儿》、《傻子学乖》等乌烟瘴气的节目大量泛滥,只《嫖论》就有十几段,“荤口”的节目不少于五十段到一百段。这那里是艺术?简直是“精神妓院”!尽管使出了全部招数,但观众却冷冷落落。艺人们并不懂得,腐败的只是社会并不是人民。迎合了低级趣味,就必然抛弃了正派观众。而正经老实的百姓是大多数的。那时侯,无论是北京的“天桥”,还是天津的“三不管”,稍微规矩的人家都嘱咐孩子们千万不能到那儿去玩。威胁之一倒不一定是花街柳巷的妓女,而是生怕凑进相声场子把孩子们带坏了。一句话,中国完了,艺术完了,相声也完了。

 

   新中国成立,给相声带来的变化是难以言状的。原来的“艺人”,现在被称为“同志”了,原来“臭说相声的”、“伺候人的”,现在变成党的“文艺工作者”了。政治的解放和经济的翻身,几乎是同时的。物价再不是一日三涨了,再不象相声《昨天》里所描述的,开始还能约二斤棒子面,但是眨眼工夫就只够打浆子的了。“艺人”们有吃有穿、衣食温饱了。但是他们身上的“艺术”,作为报党之恩的本事,非常遗憾,还是原来的一套。一次,北京的一家工厂请来相声演员表演节目,目的是配合当时正在展开的思想教育运动。但是,节目却还是《俏皮话》一类陈旧不堪的内容,里面充满了“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我的儿子;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我的孙子”等庸俗低级的趣味。尽管这几位演员信心十足,热情积极,以为这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了。但是,工人们却十分冷淡。工厂的领导没等节目演完,就把他们“请”出去了。这件事,现在看来有些滑稽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实在发生的。一个社会制度的突然转变,必然带来艺术上的一度混乱。解放初期的戏曲、曲艺舞台,特别是“地上”,以及茶园、小戏棚子之类。往往外面贴的是一本正经的节目广告,里边却仍在兜售黄色下流的玩艺儿。有时新文艺干部一来,即慌忙改唱“东方红”。也有的艺人,如吹鼓手之类,竟然在死人出殡的依仗里,吹起了《解放区的天》等曲子。他们并不尽是拒绝或反对为新社会服务,而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相声演员被赶出来这件事,引起了北京相声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侯宝林的深思。有的同志灰心绝望,觉得自己就要失业了。有的同志提出:我们还年轻力壮,应该改行干别的。也有人认为:相声这行就不是真正的本事,骗得了社会,骗不了共产党。而大多数艺人则不管不顾,扬言:爱怎么的就怎么的,过去怎么样说现在还怎么样说。侯宝林不同意上述意见,他觉得这不单是相声界的问题,戏曲舞台比我们强吗?那种大卖色相、怪腔怪调的时髦戏剧比相声强吗?相声应该改革,应该成为艺术,应该让大学教授都爱听,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宿愿。他虽然还不理解党的文艺政策,但是他坚信共产党不会取消艺术,坚信他的宿愿一定能够实现。

 

   “相声改革小组”不是他首先倡议的,但是他首先响应、积极赞同。那时,他已经作为相声界名人,参加党召开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会议了。在会上,他认识了老舍、吴晓铃、罗常培这样一些文人学者。他们过去是他的老观众。他听说老舍先生在抗日时期的四川写过相声,在美国教学期间还以“票友”身份演过相声。于是,他就和孙玉奎等同志一道访问了这些文人。他们都支持“相声改革小组”,并答应编写了一些新段子供他们演出。

 

   有了艺术高手的支持,侯宝林他们的信心更足了。那时他并不象多数艺人那样毫无着落,凭着他过去的名气,以及节目清新优美的特点,在大剧场演出,每月仍有富裕的收入。但是他决计参加“相声改革小组”,把艺人们组织起来。开始只有一、二十人,以后有陆续有人参加。他们的改革步骤也很简单,在收入上平均分摊,不管能耐大小,名声高低,一律按人头儿取份。而在改革上则是去旧更新。首先铲除“荤口”净化相声的语言,去掉那些诸如“要穿贵人衣,需生贵人体,要吃贵人食,需长贵人齿”、“造化不小”、“福分挺大”等一类陈旧的语言。每天有两个人到各演出场所“监听”。凡是有脏字儿的,则马上记下来请演员割除。这看起来轻而易举,但对于形成惯性有无文化的艺人来说,则是难而又难的事情。紧接着是学文化,把老舍等先生们写的一些成功作品,交给那些底子薄、艺术软的演员。让他们尝到艺术改革的甜头,增强信心。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和孙玉奎等同志合作,创作并改编起新节目来。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已经积累了堪于一试的一批新节目了。为了提高相声的声誉,增强同伴的信心,他们租用大剧场演出,没想到,竟与当时一流京戏演员荀慧生、裘盛戎的票价一样,戏票抢售一空,他们的实验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以后,接二连三几次演出,又都是满场满彩,相声的威望提高了,艺人们的失望情绪扫除了。从此,相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应该怎样评价这个开始只有十来个人的相声改革小组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把相声的命运和党的事业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了。文艺不是“齿轮和螺丝钉”吗?这个小小的螺丝钉拧在了党的宣传机器的机体上,就使这个机器增加了威力,也同时使这个螺丝钉具有了真正价值。从此,相声不止是人们开心解闷儿的“玩艺儿”了,而是通过“开心解闷”——通过笑——这是相声的武器,成为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了。回顾三十年来侯宝林所说的几百段、所写的几十段相声作品,有那一段不是为了党的宣传任务而产生的呢?宣传品不一定是文艺,但文艺必须是宣传品。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人对“宣传”二字持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都是由“说中心、唱中心、演中心”这个口号造成的。侯宝林对这一说法持有不同意见,他说,这个口号固然不够科学,但相声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同,它短小精悍,被称为投枪、匕首,来得快,使得活,不用它配合中心,难道还使用那些“傻、大、黑、粗”的重型武器,如长篇小说、大型歌舞一类的形式吗?问题不在于是否要配合,而在于这“中心”正确与否。现在回顾“大跃进”时期的很多作品站不住了,是因为“大跃进”本身就是极“左”、浮夸的产物,而三十年来的一些成功之作,如《婚姻与迷信》,就是配合当时宣传婚姻法的,《一贯道》是配合镇反和清除反动会道门的,《夜行记》是配合宣传交通规则的,《美蒋劳军记》是配合反对蒋介石妄图返攻大陆的,如此等等。侯宝林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用他的话说:“党的中心任务如果都不去配合,那么,党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如果从文艺与党的关系来看,文艺当然是从属于党的。如果把“中心任务”和实实在在的生活统一起来,这话就是千真万确的了。但是,遗憾的很,三十年来,我们往往强调一种倾向,却忽视了另一种倾向。我们把“中心任务”和真实、生动、具体的生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政治替代文艺,以标语口号代替文艺形象,以配合中心代替深入生活,于是,“配合中心”的说法,就成为人们脱离实际的防空洞,甚至成为假、大、空话的同义语。侯宝林举出的那些例子,是政治热情的产物,是“中心任务”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而成功的原因是他有丰富生活的后盾,它们其实也还是从生活到艺术,而不是以“中心”代替生活。

 

   第二,是明确了相声的讽刺特长,自觉地把它当作手中的武器。在这以前,侯宝林虽然是个“好说相声”的,但他在理论上并不明确“讽刺”二字的真正含义,并不知道讽刺还有对敌人和同盟者的界限之分,“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以及讽刺还要有准确性、分寸感等等。他只知道相声是“招笑的”什么样的故事可以编相声,什么样的话是相声的语言。虽然他在日寇统治时期,就讽刺过当时的“红头火柴”,说他们“只响不着,可以买回去当砸炮儿”。但是,他的拿手节目,尤其是“学唱”节目,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属于“幽默”而并非“讽刺”类型的。他还不是就相声的现实主义讽刺传统出发,自觉地拿起并磨砺这一武器,而主要是从他的“本事”——特长出发,在形式和风格特点上崭露他的头角。现在不同了,他是党的宣传员,党需要他用相声这一铁帚,清除旧世界的种种垃圾,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这方面下苦功夫。从长于“学唱”到致力“说逗”,因为他们能够鞭辟入里,活灵活现,世界上再没有比语言这个东西更神秘奥妙的了,象人们常说的“他能够粘住一切东西”。后来,侯宝林被称为语言大师,“相声改革小组”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就是增强了使相声成为“艺术”的信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在有了实现的可能了。党重视这个小组,派来了联络员;文人学者重视它,经常给他们供应作品、提供素材。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等先生还经常撰文,指出缺点,明确方向,引经据典地把古代俳优的光辉事迹介绍给他们,启迪他们的思想和才智。此后,在他们取得一番成绩以后,中央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同志都关心相声,一个“撂地”出身的穷孩子走进了“怀仁堂”、“紫光阁”,成了受人尊敬的“座上宾”。相声真的登上大雅之堂了。从此,侯宝林日之所思,夜之所想的,就是提高相声的艺术格调,不仅使老百姓爱听,也要使知识分子喜爱,不仅局限在北方,也要流传到南国,不仅要工人喜欢,也要使农民发笑.........现在的侯宝林已经高瞻远瞩,颇有见识了。相声艺术格调的提高,也以这个小组的成立为标志。

 

(二)象海绵一样吸水

   “谁要能发现我解放前的‘墨宝’,谁将获得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侯宝林经常这样打趣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相声已然不俗。往往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不是出口成章,就是引经据典。不了解内情的观众,还以为他是大学毕业,或是自学成才——用他的话说“祖辈是两榜进士出身”呢!因此,每有机遇,观众总是请他签名题字。而他自己则支支吾吾,或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借口说:“你们的笔墨我是不习惯,改日再说。”这虽然是笑话,但也反映他还有点儿虚荣。但其中却蕴涵着他不甘落后的雄心壮志。Y

   现在不同了,他所从事的相声已经被称为艺术,而他自己也成了“全国知名人士”、“著名相声演员”。不学习怎么成呢?一九五五年,他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在填写履历表时,他在“文化水平”栏内写上“初中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是小学二年。”这当然是自谦之词,他的实际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初中。那完全是口耳之学,听书,看戏,历来是中国劳动人民学习历史和文学的重要途径。

 

   他的学习方法极其别致,历史和文学同时并举,现代和古代相互结合。他最关心的是古代的喜剧艺术,俳优是怎么回事,参军戏的具体内容,而兴趣最大的是古代的各种笑话。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词,他要从西城跑到南城,去请教他最敬佩的吴晓铃先生。往往是吴先生稍加解释,他就马上大彻大悟。比如参军戏里的《三教论蘅》,原文只是一个故事梗概,说释加如来、太上老君和孔夫子都是“妇人”。他一听就马上指出,“妇人”这个字眼喜剧味儿不足,如果翻译乘一段相声,应该改成“娘们儿”。这样才能文白相衬、雅俗对比,把那些“先知”、“圣人”从天上拉到地下。又如《张协状元》里有两句下场诗:“黄河尚有澄清日,人可岂无得意时”,被古代优伶歪讲为:“王和尚有成亲日”。他一听就说,这是方言包袱,该艺人一定说吴语,因为江浙一带“黄”、“王”不分,“清”、“亲”不分。雄厚的生活基础,道听途说的种种杂学,以及他才思敏捷的天然禀赋,往往使他的学习事半功倍。

 

   文化大革命以前,侯宝林是中国笑话书的著名收藏家,他的工资和稿费收入,除去用于生活,几乎全部都花在这方面了。他从这些艺术宝藏里获益非浅。有的利用它们的素材,有的吸收它们的手法。他虽然当时并无任何学衔,但是居然能辅导文学研究所的同志撰写这方面的论文。然而,止于书本上的僵死笑话,他还嫌远远不够。于是,他就在六十年代初期发起一个“星期笑话会”,每周在政协的休息室里请艺术界的同道们共同献宝。这对于同道是一种休息,而对于他自己,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大概在这以前,政协举行的一次宴会,席间朋友们请侯宝林即席表演,但他的伙伴没在,怎么办?于是他便说了这样一段“单口”,大意是这样的:

 

   蒋介石台湾政权摇摇欲坠,为了给这群丑类撑腰鼓气,美国的三名首脑:艾奇逊、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亲临台湾。台湾当局在机场上布满了欢迎的人群。这使得在机场上空的三个美国佬非常高兴。艾奇逊说:“你看,我忘记带来了礼品,如果把一些水果扔下去,儿童们准得高兴。”杜勒斯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扔下去一些玻璃丝袜子、口红,所有妇女都会高兴。”艾森豪威尔则得意洋洋地说:“如果把美金、银圆扔下去,男女老少都会高兴。”这时,前面的驾驶员言语了,他说:“如果我飞机一翻个儿,把你们仨人扔下去,全世界人民都会高兴!”

 

   这个单口博得了强烈效果。在场的陈毅同志大加称赞。但这个节目是那里来的呢?它是侯宝林从一幅漫画中得到启发敷演而成的。可以说,凡是喜剧艺术,侯宝林都不放过:他把漫画称为“无声的相声”,他认为相声也应是“有声的漫画”,在对话里有画面、有形象、有意境,具有那简练、含蓄、幽默、深刻的艺术格调。故而他在漫画界有许许多多朋友。

 

   至于外国喜剧,过去侯宝林怎么可能知道?他只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等有数的几部电影。现在他要从阿里斯托芬开始了,什么哥尔多尼、莫里哀、莎士比亚,他都涉猎过他们的作品。这当然是潜移默化的,只是扩大他的艺术视野。但也偶有直接受益的地方,他从《堂吉诃德》那里懂得了荒诞,从《伪君子》、《悭吝人》那里懂得了类型和典型,从《一仆二主》那里印证了误会和巧合是喜剧的必须手段,从《第十二夜》那里明白了什么是“莎士比亚化”。他欣赏莫里哀喜剧的命名,借用他《屈打成医》的手法,把他的相声《医生》改名为《妙手成患》。中国成语里有“妙手成春”,称赞医生医道的高明,把“春”换成了“患”字,就把那位在人家肚皮上安拉锁的医生,自诩聪明而实际愚蠢的精神状态,以及作者的讽刺意味,在标题上描状出来了。

 

   但侯宝林最感兴趣的,是外国流行的民间笑话。英国人讽刺北爱尔兰的笑话,欧洲人讽刺犹太人的笑话,匈牙利以及东欧和苏联的政治笑话,他都想方设法四处打听。《夜行记》主人公那辆制造恶作剧的破车,既是采取曲折的修辞手法,为了加强讽刺意味,也为了刻画主人公的虚荣,把他说成是:“车还骑得过,反正除了铃铛不响剩下全响。”这一描状手法,就是从欧洲讽刺犹太人的笑话里脱化而来。犹太人往往自私、吝啬,一则笑话嘲笑他们买的破旧汽车时说:“除了喇叭不响剩下全响。”侯宝林把它移植于中国社会生活,赋予了中国小市民的性格,反映了那种自作聪明、油滑世故、灵魂卑微的精神状态。《醉酒》里爬手电筒的情节,也脱胎于欧洲笑话,原来不是讽刺醉汉,而是描摹精神病患者。因为这两种人,都有似痴似愚的特点。但前者是应该同情的病人,后者是生活无度的醉汉。这一移花接木的改造,看似轻而易举,却有点石成金之妙。

 

   文化修养影响着艺术格调,侯宝林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但解放前他即使再红,也还是一个“说相声”的。那时侯,曲艺艺人比戏曲演员地位更低。有钱的戏曲名角可以请曲艺艺人到家里来办堂会,而再红的曲艺艺人却请不动戏曲演员。侯宝林有他的傲气拗骨:你再多的报酬,我也不给你做堂会,要听我的节目可以,得下请贴,随份子,把我当作座上宾,虽然我一文不得,还赔上送礼,但我和你们能平起平坐,因为我们都是人。就这样非但没有得罪他们,反使梨园界另眼相看,十分敬重。也就在这些交往中,侯宝林观察了戏曲家们的生活爱好。于是他也想得到熏陶,比如,观赏字画,品鉴古董、文物等。但那时侯他其实还是一文不存的穷汉,附庸风雅谈何容易!

 

   现在不同了,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和学习条件。在书画中,他体悟了匠气和儒气的区别,写意和工笔的妙处,豪放和婉约的风格。于是,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吸收到相声里来,使他的创作有一个朦胧的美学思想指导。他在书画界结识了很多朋友,他自己也从练好写名字开始,一张复一张地写些“福”、“寿”、“考”诸字。有时还把他的得意之作送给朋友。一九七二年从干校回来以后;单位上补发了他十年来的工资,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说,他一生没有挣过大钱,现在有了积蓄,可以买些古董、文物了。他喜欢这些,认为一个演员应该广见博闻,应该从中国的文物里体悟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从模拟到表现,从写实到写意,从技到艺的发展变化,以及艺术和生活、时代的联系。他也喜欢文物考古,但又往往连具体的朝代顺序都不十分清楚,他的办法还是道听途说,无师自通。往往人家谈论中抓其要领、梗概,然后就自己反复观察、比较。现在,他可以算得上是一般水平的文物收藏家了。不仅能够断代,还约略能够指出各种瓷器、古币的品种,特点,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等。他那一间不大的卧室里琳琅满目,无所不藏,往往使外国朋友大为惊讶。至于诗词歌赋、种花养鸟等,他也力所能及,伸长触角,把兴趣的圈子划的越来越大。他至今还没掌握诗词格律,但会编顺口溜一类的通俗诗。前两年,他见到白杨为《红楼梦》里的菊花诗配画,而后赵丹又为白杨的配画题诗,他就凑趣写上了如下四句:

 

   演员一世自风流,真假虚实恣意求;莫道常为座上客,有时也做阶下囚。

   这虽然并非上乘,但是有玩笑双关,有对十年浩劫的愤慨。总之,侯宝林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就应该了解中国的文学艺术。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艺术的道路曲折而微妙。你要精通一门艺术,当然要从基本功着手,按照本门艺术所铺设的层层阶梯循序渐进。但是艺术的宝塔是建立在宽厚的基础上的。“经院派”某些学者的局限性之一,就是把眼界限的很窄,往往皓首穷经,只在他追求的行当内徜徉。他们即使把书读烂,充其量也只是食而不化的书袋。有成就的艺术家,往往曲折迂回,要搞本门,甚至有时先离开本门,在与其他形式的比较体悟中,获取对艺术的一般理解,掌握各种形式的个性,然后再回到自己所从事的行当中,比兴联想,观察体悟,于是,就常有柳暗花明,更上一层楼的妙趣。侯保林具有这方面的资质。一次,他在毛主席面前表演节目,竟信口说道:“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他这句顺口溜,使得毛主席睁大眼睛,大为惊异。

 

(三)在生活激流中游泳

   “侯宝林难倒了华罗庚!”这是风行一时的民间传说。侯宝林问华罗庚:“二加三在什么情况下等于四?”华罗庚沉默了。侯宝林强调说:“请注意,我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华罗庚仍然解释不出。侯宝林笑了:“你怎么这么糊涂,在数学家喝醉了的情况下呀!”华罗庚放声大笑了。他沉默了半晌,也想为难一下这个聪明的朋友。他说:“我腿脚不好,请你帮我出去买一瓶桔子汁咱们喝,顺便再捎一包炒米花来我好喂鱼。给你,这是四角四分钱。”

 

   四角四分钱,侯宝林知道这只是一瓶桔子汁钱。炒米花怎么办呢?当然自己不能代垫,这大概是数学家想考考我!于是,他就想起了四舍五入,一两一两分十次零打,结果桔子汁也买了,炒米花也带了回来。华罗庚非常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当初你要是学数学,也是好样的!”其实,侯宝林的数学并不高明,这只说明他善于动脑子,懂得生活。侯宝林本人也是爱听民间传说的人。他对这样一则传说非常欣赏:

 

   清代有个饱学经纶的名医叫叶天士。他精通医书,倒背如流,但总不能手到疾除,享有盛名。一天,有一只狗蝇钻进了他小孩儿的耳朵里,危险异常。而他自己则束手无策。这时候,门外有一个摇串铃浪迹江湖的郎中走过。叶天士把他请进来问他能不能治。郎中笑笑说:“这很容易。请找一只狗来!”于是,他就剪了一簇狗毛,把他缠在一棵细棍儿上,轻轻捅进病人耳朵。与此同时,引逗孩子转移注意力。等到孩子不哭不闹,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这位郎中突然一抽小棍儿,于是那只狗蝇包在狗毛里被抽了出来。

 

   侯宝林说:这就是向生活学习,因为这一病例是医书上不载的。是的,向书本学习只可能是“流”,而不是“源”,“源”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解放以后,侯宝林在这方面甩开了步子。全国大概只有很少地方没有他的足迹,他还去过朝鲜,在四次、五次战役最激烈的时候,领略了震人心弦的炮声,也同时和战士交上了朋友。一直到他息影舞台以后,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在越南侵略者侵入我国边界,我们进行自卫反击战时,他还主动提出:一定要到真正危险的前沿。他虽然在那里得了重病,喉头炎弄得他一字讲不出,但是,他把人民的关怀送到了战士心里,也同时学到了许多东西。一九五八年左右,开展“支农”工作,侯宝林第一个报名,到沧县过了整整半年的农村生活。以后大概是一九六三年,煤矿工人提出文艺作品应该反映一下他们的生活。这个人民代表大会的提案送到了周总理办公桌前,周总理说:“还是请侯宝林同志去吧。”在他老人家眼里,侯宝林是个能上能下有“学问”的人,这就是他《给您道喜》,《侯大胆》等反映矿工生活作品产生的背景。以后侯宝林又多次深入矿区,每次必然下井,不是比比划划装样子,而是在坑道里亲自抡稿、搬煤,戴同样的矿灯,吃同样的饭。他明白了地下和地上的不同,懂得了矿工的过去和现在,因此也更加珍惜“阳光下”的日子了。后来,他又前后三次去过大庆。一次在哈尔滨停留期间,他还提出:无论如何也应该给他安排三天工夫到林区看一看。他不是想猎奇一番原始森林的风光,而是觉得那些无名英雄们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应该向他们学习,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深情。

 

   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侯宝林的传说各种各样。其实,他只住过牛棚、擦过厕所,在当年包公放粮的陈州——河南淮阳干校生活了两年半。可以说遭遇了不少屈辱和折磨。但是,只要能使他和人民接近,他就高兴。因此在“劳改”期间,他并不象有些人那样愁眉苦脸,无可奈何。他活的挺有味儿,甚至爱上了那个地方。临出北京时,他就带上了瓦刀、刨子、锯之类的劳动工具。他平时在家里就喜欢鼓捣个什么玩艺儿。心想,这一下可有了学本事的机会了。但是,作为“黑帮人物”,他怎么能上这样高级的“活”呢?班里规定他的仍然是倒粪,收拾厕所,并把他安排在“突击队”里抢场、扛包。说来也许奇怪,一百六、七十斤装满黄豆的大麻包,他象小伙子一样扛起来就走,而且能变换各种姿势,如同把势一样步伐矫健。即使赤脚踩着场上的黄豆,爬上四十五度高五十米长的跳板,他也飞上飞下,毫不含糊。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他干的多,干的好,而且心里着实高兴,因为他又学了一手本事,而且创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于是,他就情不自禁地哼哼起来,这当然不是公开的,在晚上让他看场的时候,他唱上一段“样板戏”。在用方木平整稻田土地的时候,他喊上一阵劳动号子。他喊的那样动听,以至使周围的农民群众直起腰来,放下了手里的活。于是,这又成了他“破坏生产”的一条罪状,晚上遭到了“一事一议”的批判。但从此他和那里的农工师傅交上了朋友。农工师傅不相信过去要饭出身的侯宝林会比黄世仁更坏,他们敢于和侯宝林交谈。那时侯割麦子,连里提出的口号是:三百米不抬头,五十米不直腰。农工师傅则抗议说:“不许直腰?毛主席来了也得让我们直腰。”对于“接受再教育”者的老师,干校的“左派”们当然是无可奈何。侯宝林和他的难友们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和农民群众的保护分不开的。因此,一九七二年从干校回来以后,虽然还没有宣布“平反”、“解放”,但侯宝林急于重返舞台,他首先改编演出的就是歌颂农民群众的《种子迷》。b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侯宝林经常这样说。有人就问他:“难道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吗?”侯宝林笑了。他说:“你看,这十几年来我们学到了多少东西,认识了多少人,掌握了多少本事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好处,所以我不象别人有那么大的怨气!”

 

   侯宝林的话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是向生活学习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不仅学会了瓦匠活——能够砌一排猪圈;学会了使锯——为文工团宣传队做了一台琴桌,帮师傅打了一辆架子车;学会了种瓜、种菜、修整果树,而且变的更为聪明,更加热爱生活了。可以说经过了这样一番风雨,他思想上得到了一番飞跃。至此,他才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该爱的爱的更深,该恨的恨的更烈。他焕发出一种要做大事业,而且“赶快做”的热情。犹如地下的岩浆,经过了一场地震,无可遏制的喷发出来了。他息影舞台著书立说,以及每天都在为相声事业奔波,无不发端于这种力量。而对他自己的艺术道路何是何非,何长何短,至此他才有了一个理智的认识。当时的干校里有一句极“左”的行动口号:叫做“高温高速炼红心”。我们不妨借用这句话说:“侯宝林炼出来了!”

 

 

 

 第七章

 

(一)个人的努力

 

   一个人一旦出了名,便会被人们附会为“天才”,于是种种“天才”的特殊资质便会莫名其妙地飞到他的身上,诸如“绝顶聪明”呀,“性格个别”呀,“构造特殊”呀等等,都成为他成功的条件。其实,照我们看来,侯宝林还不是那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先知先觉”。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人所无有他皆无有的“凡才”。聪明,他是有一点儿的。但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不是什么成功的条件,因为世界上具有正常头脑的人占绝大多数,而只要头脑正常,便可以称为一个聪明的人。至于所谓“绝顶聪明”,用侯宝林的话说,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有多少绝顶聪明的人一辈子碌碌无为,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而侯宝林自己也并不“绝顶”,别的行业不说,仅在他的同辈演员中,常宝堃便是他认为比他更为聪明的一个。那么“刻苦”当是一个重要条件啦?是的,在“聪明”与“刻苦”之间,侯宝林更钟情于后者。但侯宝林的刻苦,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苦练”,也不是那种掉书袋式的“苦吟”。他一生的生活节奏总是轻松愉快的,即使在他挨饿受冻的时候,也很少愁眉苦脸。而在解放以后,在他向文化和典籍的攀登过程中,他也几乎没有锁眉蹙目过。他的“苦”和“乐”是结合在一起的。所谓“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他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有无比浓厚的兴趣。或者说,“兴趣”二字还不够强烈,他爱相声已经到了“魔症”阶段。日之所思、夜之所想、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全是相声。他是用相声的眼光来观察生活的。一件趣闻,可以促发他形象的联想;一句趣话,可以煅铸为一个生动的包袱;一本书的题目,他可以发觉其中的喜剧意味儿;一出戏的台词,他可以化为相声语言的节奏。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就是热爱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般说来,一个人对于某一专业产生兴趣并不困难,而且,就扩大生活领域来讲,兴趣面越广越好。但是,由兴趣而产生事业心这就需要专注。它对于年轻人来说反倒是一种考验。需要把兴趣和自己的条件结合起来,舍除一些自己也感兴趣,但条件并不优越,或虽然优越而力所难及的部分。人的资质往往是一个常数,在无限的艺术长河中,他只能在一条小渠或一段河面上游泳。大概很少有人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独特而伟大的建树,多半只在一、两个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侯宝林在其它方面的条件也是相当优越的。他演过戏,而且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话剧演员;拍过电影,摄影棚下显示过他的身手;票过京戏,可算得文武昆乱不挡。但他没有心猿意马,舍掉在当时还很被轻视的相声,趋炎于时髦一时的其它艺术。侯宝林有这么一点个性:不喜欢随波逐流赶浪头,而愿意走自己的路,哪怕当时路还很窄,甚至还没有路。而对其它艺术他不是排斥,反而热爱,但目的是为了丰富他所从事的相声事业。纵观侯宝林在创作和表演上的成就,几乎没有一处不受益于其它文学艺术形式的营养。兴趣广泛却又专一,视野开阔却又立足于本行,这是侯宝林成功的秘诀之一。这不单是聪明,也是一种胆略的表现。

 

   刻苦需要勇敢,侯宝林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如果和他的聪明相比,他的毅力却带有几分“天才”特色。他不怕挨骂,这我们已经说过了。难得的是骂中有乐。他说“有两种人使我有了名气:一种是捧我的,一种是骂我的。”一个人不挨骂,就不能全面地看到自己。骂对了就改,骂的不对反而给自己做了宣传。但这还不是消极的。可贵的是他有一种进取精神。字还写的歪歪扭扭,但居然敢于和书法家同列,参加书法比赛;书读的也不算很多,但居然敢登大学讲坛,和教授学者们坐而论道;古玩玉器懂得一点儿,但居然侃侃而谈,和一些中外文物收藏家辨析文物.........。有些人因为他有名就吹捧他什么“字体遒劲”、“旁征博引”、“见解独到”等等。其实,他自己清醒的很,他只是借助这些场合向别人学习,用他的话:先把你逼到了那个地位,你就必须在那些方面下苦功夫。是的,他的字大概还不能开一个书法展览,也不会有人花钱买他的“墨宝”,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字体确实日趋工整、有力了。为了参加比赛他在私下确实浪费了不少笔墨。

 

   好了,我们已经介绍了不少他的“天分”,还是让我们略说几句他在做人方面的哲学吧。他在秉性方面的特点一是正直,二是善良,三是老实。他对生活的严肃态度和在舞台上的轻松表情是相反相成的。他善善恶恶,喜怒哀乐形于色,对他的知己肝胆相照,对他的怨敌怒目而视,连起码的人情世故也不会应酬。他讨厌虚伪,讨厌当面说好话、背地下毒手的民族蛇虫。他说:“世界上由三种人组成:好人、骗子和傻瓜。”他最痛恨的就是那种骗子。但是,恨的深,又是和爱的切紧紧相联系的。他虽然讨厌骗子,却又时时受骗。那些在“文化革命”中挫伤他灵魂的“学生”,他始终不记恨他们,反而在别人指责他们时,替他们解围、说好话。他总觉得那不是他们本身的责任,而是周围环境的影响。至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天然地站在他们一边。从牛棚出来的第一天,他就看望这些同行,为他们的落实政策进行呼吁,为他们的政治平反四处奔走。这样,他就有了一个好“人缘”。他说:“侯宝林既无钱,也无势,一辈子就仗着人缘好。”是的,侯宝林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就是群众的支持与培养。和同行的关系是和同观众关系的写照和缩影。他的第三条处世哲学就是老实。在艺术上表现为本色,在学问上表现为扎实,在做人上表现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绝不因为自己被称为相声权威就小瞧同行。他经常如数家珍地诉说长辈、同辈、晚辈中有那些人有他不可比拟的长处。他说那是他一辈子也学不了的。诸如对于马三立先生,他至今也是必恭必敬地尊为长辈,在很多问题上向他讨教,而对他的艺术则更是啧啧连声、口赞不绝。正直、善良、老实,也同时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必备条件。惟其正直、善良,才能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才能传达并反映时代和人民的感情。而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他艺术上广采博取,努力攀登的重要动力。

 

   侯宝林的成功秘诀,在解放前可称为个人奋斗,在解放后可称为努力攀登,但这种奋斗和攀登不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他反反复复说的:一个好演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所谓“人品”、“学品”、“艺品”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这对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艺术来说尤其如此。

 

(二)党的培养

 

   一个要饭出身的穷苦艺人,变成了举世瞩目的表演艺术家,现在又当上了大学教授,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台湾一位学者曾经讥笑说:“侯宝林当了北大教授,中国的教育情况可想而知。”是的,侯宝林不仅是北大兼职教授,而且还是辽宁大学、华中工学院的兼职教授。以后,大概还会有更多学校聘请他。这位台湾学者也许还不理解,相声在中国也是一门艺术,而且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而“相声学”——相声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工作,则是以侯宝林为代表,并首先由他开拓的。这位学者大概不会不知道,被台湾某些人士视为神明的胡适,就曾致力于俗文学的研究工作,而戏曲、小说在王国维和鲁迅先生治史以前,也不算一门真正的学问。学问是要逐渐开拓、扩大的。但这位台湾学者最不理解的,或许还不是我们上面说的那些,而是侯宝林在中国,为什么有如此显赫的地位.........

   是的,这大概是在旧社会或别的任何一个国度里都不可设想的。

   在旧中国,侯宝林即使已红的发紫,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好说相声的”。“演员”,这个称号是解放以后党给文艺工作者的荣誉。而在解放以前,他们则统被称为“优伶”或“伶人”。比戏曲演员更差一等的曲艺演员,则一律泛称“唱玩艺儿的”。相声似乎比鼓曲艺人地位更低,因为,他们在走进剧场成为一场节目的“大轴”之前,是和江湖骗子为伍、流氓乞丐为伦的。于是,人们在“说相声的”前面往往还加上一个“臭”字。侯宝林即使在那时已经成为“角儿”了。但在人们面前也顶多被称为“侯老板”,而在背后则干脆的很,往往直呼其名,甚至在“林”字后面加上一个不无轻蔑、嘲笑意味的儿化韵“儿”,或者,直呼那含有人身侮辱成分的绰号。

 

   现在不同了,比经济翻身更使他激动的是政治解放。艺人的地位提高了,曲艺的地位提高了!党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任嘱托给他,让他和他的同道们,以“艺术”而不是“玩艺儿”去雕塑广大人民的灵魂。这是何等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啊!从此,他不在为剧场、合同——生意、温饱而操心了,也不必为屈从资本家的“生意经”而违心低表演那些他不喜欢的节目了,更不必为一句话、一个眼神的闪失,会得罪某些权贵而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了!党重视曲艺,把它作为自己肌体的“齿轮”和“螺丝钉”,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懂得自己的价值。在全国为数不多的杰出艺术家中,他作为曲艺界的佼佼者,被评为“一级演员”。他素所尊敬的其它门类的艺术家们,也把他当作自己行列中当然的一员。以前,他是要费一点儿周折,才能结识象梅兰芳、周信芳这样一些人物的。现在,他和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不仅坐在一起谈论艺术,还共同在政协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及党召开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共商国家大事、文艺大事。他把他同行们的情况,反映给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并把党的每一时期的方针、政策,传达、贯彻到自己的同行中去。现在,筹建中国曲艺研究所、兴建中国曲艺学校的提案,就是由他和曲艺界的领导们,共同向中央反映得到批准的。正象他曾经给赵丹写的打油诗一样,他已由旧中国的“阶下囚”,变成新中国的“座上宾”——不仅是“宾”,而且是主人!

 

   侯宝林现在是第四、五两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北京晚报》、《八小时以外》、《长寿》、北京书法协会、北京语言学会、全国环境保护协会.........以及还有许多刊物和群众团体的顾问或重要成员。

 

   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根本,党对他的培养是具体入微的。还是让我们略述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吧!

   侯宝林说他的文化水平是从“扫盲”开始的。在这以前他只念过三个半月书,学会了半本《六言杂字》,熟悉的只是“刀切花卷蒸饼,国馅玫瑰黑糖”。解放了,他立即参加了职工“夜校”,从扫盲开始,以很快的速度取得了语文、历史、政治几门儿课程的良好成绩。他学习语文是那样神速,虽然至今写文章也仍有错别字出现,甚至有的字还缺胳膊短腿儿少一、两道儿笔划,但是,他对那些好的文章、好的诗句,总是过目不忘,而且,总是那么精当、巧妙地渗透到他表演的节目中去。他学历史几乎是毫不费力的,只要把演义和正史稍加鉴别,他就能如数家珍地背出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的英雄人物、历史名人。但他最重视的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五次反围剿,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对于政治,诸如阶级和压迫、革命和斗争等,他更是敏感的。虽然由于工作繁忙,他的“夜校”只读到“相当初中”水平。但他的课堂却不至于此,而是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实践。在工作中,党派来了新文艺工作者帮他编写、记录节目,整理经验。几乎是面对面、手把手帮他提高文化、文学水平。他从整理稿中,不仅识了字,而且体悟了写文章的道理。现在出版的《侯宝林谈相声》一书,就是当初新文艺工作者同他合作的产物。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学习了语法、修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艺理论。这使他大开心窍。现在的学习条件多么好啊!他想要一本书,吴晓铃先生就亲自给他送来了,而且,把重点部分做上标记,难读的地方做出说明。他要编一篇相声,老舍先生不管写作如何繁忙,也要挤出时间接待他,而且,亲自为他出点子,发表对他创作、表演的看法。他在语言上有了难题,罗常培先生就从正字、正音以及语言学理论上向他传授知识,象对待学生一样毫不保留、不怕麻烦。这些良师益友,他在解放前是高攀不上的。用他的话说,是因为党重视曲艺,这些名家才对他如此垂青。

 

   对于他的艺术成长道路,党不止是积极培养者,更是这条道路披荆斩棘、铺路奠基的带头人!大概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曲艺是受党恩惠最多的一个部门。不仅把这一群散漫无致的流动艺人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学文化,整理、创作节目,为他们提供各种演出、工作条件,还想方设法开阔他们的生活和艺术视野,宣传、评介他们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长处,提供他们著书立说、发表艺术见解的种种园地。过去,在他们红极一时的时候,京、津一带的小报,也偶有一些文艺商人撰写有关他的文字。但大多是供那些有闲阶级开心解闷。往往是无中生有地揭发“阴私”,恶语中伤地讥诮甚或漫骂,常常使他手足无措、无可奈何。现在,他成了艺术家了,党鼓励他执着地研讨艺术,人民群众和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渴望听到他对艺术的见解。而周围又有多少艺术品种、名家名流,供他学习和追随呀!他在电影界有许多知己,和赵丹同志是朋友,喜剧演员谢添、韩非等都和他“票”过相声。于是之、郭兰英王昆等都是他的挚友。他们不带任何偏见,赞美、关心、支持他的艺术。是党以一条阶级的红线,把他和他的同道们穿在一起了。华君武、方成、钟灵等漫画家,是他的热心观众。他也常从他们的漫画里吸取种种艺术营养。而陈白尘、李健吾等喜剧作家和翻译家,更是他素所尊敬的。打倒“四人帮”不久,他路经南京时,陈白尘就请他去南京大学做关于喜剧艺术的报告。美学家朱光潜还把他的《美学书简》增给他,征求他对喜剧和丑等问题的意见,文学史家任二北的《优语集》,也专门请他作序。这不但是他的荣誉,也是他学习的极好机会。而这一切,在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是党扩大了他的名声,提高了他的地位,他才有如一棵大树,能够在灿烂的阳光下,舒展着他的枝干,婆娑着他的身姿。解放以来,他拍摄了好几部电影,录制了几十张唱片,而他的录象和录音磁带则几乎是难以统计的!党给这位艺术家留下了历史足迹,党把他的名字写进了艺术史册!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党武装了他的头脑,丰富了他的生活,提供了他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种种机会。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身边的至宝,对他来说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他尤觉重要的是: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到生活的激流中去。党理解他的心情,还是在朝鲜战争炮声隆隆的时候,在四、五次战役最艰苦、激烈的时候,他就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来到了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在那里,他接触了“最可爱的人”,也进一步懂得了最可爱的祖国。是的,那种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已经被埋进历史的坟墓,中国人民已经真正站起来了,他——侯宝林,这个在日本混合面和美国救济粉中乞讨过生活的人,也和祖国一起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生活,如同怒吼的鸭绿江水,那样强烈地荡涤着旧世界的污浊,冲刷了那些曾经扭曲过他灵魂的种种可耻印记。侯宝林第一次体味了斗争和生活的含义。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干部下放锻炼的时候,即使他工作离不开,领导也没动员,他也第一个报名去河北农村下放劳动。他和农民结成朋友,学会了喂猪、干泥瓦活儿,以及其它劳动技能。当然,他也为农民表演了相声。在饲养棚、田间、地头,他开始考虑如何使他的艺术反映农民的生活,他开始同别人合作编写反映农民的新相声了。这思想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他被送到河南干校“劳动改造”以后。他曾经说过:“我不象别人那样,对‘文化革命’有那么大的怨气。”这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那里生活的很充实,农民群众曾经保护过他,在他最困难、最寂寞的时候,给他以帮助和安慰。因此,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以后,他第一个表演和改编的相声作品就是反映农民生活的《种子迷》。对于他这种深入生活的愿望,党特别理解,总是给他以特殊照顾。六十年代初期,煤矿工人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要求文艺作品反映一下矿工生活。提案被送到周总理办公桌前,他老人家毫不犹豫地把任务交给了侯宝林去完成。在周总理眼里,侯宝林是个有学问的、有人缘、能上能下的好同志。而这个光荣的任务,正是培养他工人阶级感情的绝好机会。果然,侯宝林以矿工面貌出现在唐山的矿井里,他以第一人称写的《侯大胆》、以及《全家福》、《给您道喜》等,就反映了他思想感情的变化,也是向周总理和矿工同志生动的汇报。他在艺术上的成长,和他深入生活的幅度是成正比例的。六十年代初期,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他很快就奔赴福建前线,用他成功的表演,塑造了《美蒋劳军记》中一组生动的反面人物。震耳欲聋的炮声,锻炼了他的胆量,使他懂得了什么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七十年代从干校回来以后,他再次去大庆慰问演出,大庆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他头脑里深深扎下根。他以“铁人精神”激励自己的相声研究工作,在一时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在他的卧室里成立了一个民办的“相声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的研究成果,现在已经取得了社会上的重视。总之,侯宝林是踏着我们祖国的步伐,和人民一起前进的。大概除去西藏和新疆等地他还没有去过,到处都有他的足迹。特别是几次全国性的巡回演出,他并没有沉醉在游山玩水之中。他知道他是作为党的喉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出团体的成员,去“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因此,在各地报纸“笑的酿造者,广播里来的人”的通栏标题下,他每到一地总是首先为“广播爱好者”举办招待演出,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征求他们的意见。他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家喻户晓,是和广播、电视的威力密不可分的。在北京,他每天都能收到几十封听众来信,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有点播节目的;有发表感想的;有毛遂自荐做徒弟的;有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提供出来献计献宝的;还有把他当作“铁面无私”,把自己周围的种种不平诉说给他,请他呼吁、裁决的。每每读这这些来信,他的心情总是无法平静。他懂得这些是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和鼓励,是当把他当作了自己阶级的代言人。因此,做好广播工作就是为党当好宣传员。听到各地广播爱好者的介绍,看到深入到每个山村的广播网,他深知他每天服务的那一个小小话筒,是党注进了强大的电力,沟通了他和人民群众间的联系。人民群众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也听到了人民群众跳动的心声。大概现在还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能计算出这些年来,他为广播、电视录制了多少分钟节目,但是,他在话筒前成长的身影,人们却是清楚的看到了。侯宝林经常以“老广播”自诩,也许他认为这是党给他的一种最光荣的称号吧!

 

   大概没有一个演员能够象侯宝林那样,幸运地有那么多机会直接给中央领导同志表演节目了。一九四九年,他到毛主席的住地演出,每星期至少一、两次,一直到“文化革命”以前,几乎从未间断过。而节目的, 内容从旧到新、无法统计。甚至一度使这位号称“演员肚——杂货铺”的相声“篓子”,也搜索枯肠不得不向他的同行求教,请他们帮助回忆他已遗忘多年的老段子。他给毛主席演出,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周总理、朱老总、陈毅等同志也有时在场。开始,他还比较拘谨,甚至担心自己的作品存有这样那样问题。但从领导同志的爽朗笑声里,他很快就释然了。领导同志对传统作品的兴趣,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党是尊重历史、重视传统的。毛主席是位严肃的人,他听相声很少前仰后合失声大笑过,也很少提出重演某个节目。只是在表演《关公战秦琼》时,他似乎特别兴奋,以后又提出重演一遍。他老人家或许认为“关公战秦琼”式的荒诞寓有某种哲学意味,或许对这种别致的讽刺方式觉得生动、深刻。这对于侯宝林来说,当然是鼓舞,也启发他进一步深思。是的,关于讽刺的理论,他在《讲话》中学过,也在“反右”以后动摇过。现在,他感受到了讽刺是相声的特长,坚持讽刺的传统,就是坚持相声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后,他听说“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的传达,而且,据说还是毛主席同意的意见。因此,他也就越发增强了艺术胆量,也越发审慎地对待这一武器了。周总理是位性格豪爽的人,他听相声往往笑的前仰后合,甚至拍着大腿笑出眼泪来。他对相声的关心尤其具体,对侯宝林也极其熟悉,曾经拍着他的肩膀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介绍说:“宝林同志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喜欢侯宝林清新的艺术格调,幽默而不庸俗、诙谐而不油滑的舞台风度。前面提到的唐山矿区之行,就是周总理亲自提议请他去的。陈毅同志也是文艺界的朋友,他和总理一样爱笑、爱听相声,他也喜欢《关公战秦琼》。和这些中央领导接触,虽然是表演节目,并无更多别的内容,但对侯宝林的影响则是无比深远的。他梦寐以求的相声要登上“大雅之堂”,这不已经真的实现了吗?他曾经扬言的:“相声要打进艺术圈儿”,这不已经被人民的领袖、国家的领导人首肯了吗?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日理万机、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了他,使他更增强了在艺术上的进取精神,而周总理的轩轩大度、虚怀若谷的作风,更使他开阔眼界,启发他不要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中国,也要瞩目于全世界。侯宝林常说:“我们曲艺界过去有头脑的人不多,是党武装了我们头脑,赋予了我们灵魂。”是的,侯宝林在党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的熔炉里“炼”出来了!)

 

   “三十二年还故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侯宝林的艺术才华,是在共和国的土壤上展放的。如今他已经息影舞台了。他本可以悠悠荡荡,在闲适和安逸中度过晚年。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年轻、这样精力充沛过,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象现在这样有那么多事要做。他的相声理论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他的庞大计划还只是一具模型,他打算每年要写出一本书来,向党献礼,向祖国献礼。我们相信他是一个重实而轻名的实干家,我们预祝他胜利!

   而是多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央广播说唱团从事曲艺创作。一踏进这个单位的大门,就遇见我素所敬慕的侯宝林大师。他热情地握住我手说:“别看你是文学系毕业,搞曲艺这行还得当‘小学生’——从头学起。”我当时虽觉得这话有道理,但又未免过于苛刻。须知,曲艺这行我并不陌生,我的毕业论文还是关于相声的语言呢!

 

   以后,艺术的实践使我渐渐体悟了“小学生”的含义。或许,多年来我在曲艺上建树不多,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对它的轻视吧。这时,我才明白:只有对艺术的低级态度,没有低级的艺术形式。\

   十年浩劫期间,我们是生死与共的“难友”,师生之情又添上了忘年之交,所谈、所想、所爱、所憎,越来越默契一致。但是,对于这位大师的艺术,我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这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邀我撰书,竟毫无思想准备。匆忙写就的这些,也只是肤浅的、即兴式的感想,离这位大师的真谛,恐怕还相去甚远。f

   目前,很多朋友都在研究侯宝林,我只愿这本小册子能够起到一点儿资料性的作用,供研究者参考。

 


最后更新[20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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