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按：《祖母爹——我生命的河》原是我为《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第一部分“我的语文人生”写的第四章，全文有近12000余字。我是哭着把她写完的，而且写完之后每重读一次都流泪一次。我想告诉每一位读者，这篇文章是我有生以来写得最动情也是我最珍爱的长篇文字，她来自于我的生命底里，来自于我的灵魂深处，是积郁在我心头长达40年之久的对祖母爹无限深情与无限眷念的幸福而痛苦的宣泄。2007年暑假在写作《程少堂讲语文》第一部分“我的语文人生”期间，我曾请近十位朋友（都是语文老师）试读这一篇文字，他（她）们无一不被这篇文章感动落泪。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唐海海先生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是感动不已，提笔为《程少堂讲语文》写下了非常感人的序言。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本书的责编认为《祖母爹——我生命的河》这篇文章“离语文太远，和语文没有直接联系”，要我撤下。我与出版社多方解释都没有效果，于是只好尊重责任编辑的意见，从书中拿下了这篇文章。但同时我保留我的意见，我对编辑说:“语文即人生，人生即语文。这篇文字是和语文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和语文有深刻联系。”从这篇文章，也只有从这篇文章，你才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程少堂的灵魂和程少堂的“语文味”是如何锻造而成的。

今年3月28日是我的祖母爹逝世38周年忌日。祖母爹活了76岁。今天，我把《祖母爹——我生命的河》挂上语文味网，我要把这篇文字在语文味网首页挂76天，以纪念祖母爹逝世38周年。以后每年的3月28日，我都会在语文味网重新挂出这篇文字。后天，2008年2月28日，是我的新书《程少堂讲语文》在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中首发的日子，我相信，祖母爹，最疼爱我的祖母爹，用她的生命和灵魂，用她的辣椒炒茄子，用她的油盐饭，用她老祖母的温暖，用她曾无数遍摩挲我童年瘦小身躯的双手的安抚，哺育我的祖母爹，她会在天堂，看着她最疼爱的孙子，少堂，微笑……

2008年2月26日）

四、祖母爹——我生命的河

——《少堂自传》之四

谨以此文纪念祖母爹逝世38周年。

——题记

（一）

我现在就要向你介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就是我的祖母爹。

祖母爹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是祖父的嫂子，我父亲的伯母，也就是我的伯祖母。我一直以为她从没有过儿女，最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伯祖父去世早，伯祖母早年是有儿有女的，只是儿女死得很早，连我父亲也没见过他们。

祖母怎么会称呼为“爹”呢？按老家当时的习惯，孙子辈称呼祖父祖母为“爹爹”和“婆婆”（当时我们那儿不兴叫爷爷、奶奶）。如果祖父（爹爹）去世得早，为了表示亲切，也可以称祖母为“爹爹”（顺便说一下：如果祖母去世得早，就没有叫祖父为“婆婆”的。这里可能有男尊女卑的痕迹）。叫祖母为“爹”或“爹爹”，是不是有纪念祖父的意思呢？我想可能有，不过从我小时候的“语感”来看，我可以肯定，把祖母叫“爹”，比叫“婆婆”更亲热，要亲热好多。我的祖父祖母去世的早，伯祖母和我父母亲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们就称呼她为“爹”。

爹姓胡，名金凤，生于光绪甲午年（1894年）10月12日亥时，卒于1970年2月21日戌时，享年76岁。

爹是唯一一位在生前，我就记住她名字的祖辈。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姐姐，一对双胞胎弟弟，最后还有一个小弟。算得上是家大口阔。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那贫穷的年代里，在没有祖父母帮助的情况下，父母亲能把我们养活，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了。要想同时养好，给几个孩子以更多的关爱，不只我们家，在当时的整个农村，都是很奢侈的要求。这个时候，爹扮演着不是祖母胜似祖母的角色。

有机会当面喊祖父祖母的孩子是何等的幸福啊！我没有机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喊过自己的亲祖父亲祖母为“爹爹”“婆婆”，但是，由于有了祖母爹，我就有了一个无限温馨的，充溢着祖母之爱的童年。我可以断言，人世间所有祖母的爱，都不会超过爹对我的爱。

当不到三岁的我，被去送五舅参军，但是没有办法带我同去的父母锁在厢房里，伤心，失望，痛哭不已的时候，是爹，你打开房门锁，把我抱在怀里。

爹，你把我抱到你住的小屋，搂着我瘦小的身躯，不断地亲我的脸颊安慰我：“儿啊莫哭莫哭，爹爱你！爹爱你！”爹，在你的怀里，我找到爱的温馨，我幼小的受伤的心灵，就很快安定下来。

夏夜，我在夜半做噩梦，嚎哭不已，父母亲怎么样也劝慰不好我，父亲只好把我抱到你那儿去。

“姆妈，少堂做噩梦，我哄不好他。”父亲把我送到你床上。

“这伢么样做噩梦呢？”

爹，迷蒙中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唤回。你的双臂一搂着我，我的哭声就停止了。在你的怀里，我知道了天堂的滋味。

爹，你对我偏心。我们家孩子只有我和姐姐的时候，我老听母亲说，你爹光喜欢你，不喜欢菊青。菊青是我姐姐。其实我知道，爹，你不是不喜欢姐姐，而是最喜欢我。有双胞胎弟弟以后，你还是最喜欢我，你那里有点好吃的东西，就一定叫我过去。

小时候，我由于又瘦又小，还经常生病，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时，经常被打。有一次，我被一个比我大些的孩子，骑在头上打得满头是包，爹，你就像是打在你心上一样心疼，你摸着我满是包包的脑壳，忧伤地对我说：

“儿啊！要争气啊！争气就不会受人欺负啊！”

听着你的话，我倔强地点点头，没有说话。爹，你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爱惜。我知道你懂了我没有说出的话。

打架没办法争气。上了学，我就争气，经常考100分，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考试成绩一出来，我就高高兴兴跑到你的小屋里，向你报告：

“爹！我又考了100分！”

爹，瞧你乐的！你就奖励我：

“爹给你做好吃的！爹给你做好吃的！”

我就钻到灶下递柴火，你用辣椒炒茄子。然后是一大碗或用鸡蛋或用酸菜炒的油盐饭。看着我狼吞虎咽，你在一旁老提醒我：

“慢点吃慢点吃，莫哽住了儿啊！”

爹啊，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吃最喜欢吃的菜就是你做的辣椒炒茄子，最喜欢吃最喜欢吃的饭就是你炒的油盐饭！

爹啊，在你那里，我在学校里不被老师表扬，不被老师喜欢的委屈（小学时成绩优异但从没有得过奖状），全都烟消云散了。

爹，自从那次做噩梦以后，一直到整个小学时代结束，晚上我都是跟着你睡的。冬天，睡觉前你给我洗脚，握着我又瘦又小的两只小腿，你总是叹息道：

“我的儿啊，瘦得像芦柴棒啊！”

冬天的晚上，爹，你总是把火坛先放在我睡的那一头，把被子烘得热呼呼的。我抱着你的双腿睡觉，你在那一头，又摸着我的一双细腿无数遍喃喃自语：

“我的儿这样瘦啊！”

爹，你是在我瘦小的双腿上，抚摸最多的人。

大约在七八岁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瘦，又多病，老是咳嗽，你催父亲带我看中医。医生认为我是肚里有“虫”，于是给我开了很多“原药”（中药成药），很苦，一颗颗又圆又大，每天还要另外喝一大碗一大碗的中药汤。爹，你问医生：

“医生，我儿的病能好么？”

就怕小孩吃不下这些药。医生说。

于是，爹，每次都是你替我把又圆又大的药丸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鼓励着我大口吞下难吃的药丸，一鼓作气喝下苦涩的中药汤。然后给我一块难得的饼干或小点心压药。

爹，为了省钱，你还把药渣熬两次，两次我也全喝干净。

药喝多了，刮人，需要补充营养，母亲每天早上用煮稀饭的米汤给我冲一个鸡蛋，爹，你也是尽可能给我做好吃的，给我补身体。

药吃了好些日子，我的咳嗽仍旧不见好。爹，你催父亲带我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我得了肺病。

我从医院一回家，爹，你就拉着我的手又震惊又焦急地说：

“儿啊，你么样得了童子痨呢！”

我知道童子痨的意思。因为我一回家，村子里就有人叫我“肺病壳子”、“痨病壳子”。很多人都怕我传染，但是，爹，你却像没事一样，还是给我做好吃的，晚上让我在你那儿睡觉。

爹，在你的鼓励下，我后来又坚持吃更苦的雷米封（当时一种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坚持每天打两针五舅从部队寄回的青霉素和链霉素，而且自己到医院打针，从不要大人陪。

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后注射是很疼的，但这是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为避免产生抗药性，医生说必须连续使用半年。连续半年每天打针，一般小孩是难以忍受的。有一天打针后实在是太疼了，我跟你说：

“爹，针打得屁股好痛！我屁股上都有一块肉变硬了，走路脚都跛了！”

“就我的儿晓事！打了这些针病就好了！”

你用一块热毛巾敷在我屁股上的硬块处，鼓励我说。

爹，由于有了你的小点心压药，更由于有了你的鼓励，我成了同龄人中最能喝药的，最不怕打针的孩子。我后来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在小时候不断的吃药不断打针中养成的。

（二）

爹自己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户”。她也没有自己的住房，被村子里安排住在从孝家。从孝家人口不多，但是家境比较殷实，有前后两幢房子。爹就住在前面一栋最东边的一间。 一天早上，我看见爹两眼周围有很明显的暗红色圈子，以前没有见过的，没等我问出口，爹就痛苦地告诉我：

“儿啊，爹的两只眼睛么事都看不见了！”

爹的两只眼睛一夜之间完全瞎了。

从那一天开始，太阳就不是红色的了。

父亲给爹请了一个医生看病。要爹闭着双眼后，那医生嘴里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谁也不懂的什么话语，拿起一碗凉水，大喝一口，朝爹的脸上猛喷，然后烧了几枝纸媒，把纸灰放进碗中的水里，要爹喝下去。开的药方是：49天不和所有人，包括最亲的亲人说话。

一听见医生开出的爹49天不得和亲人说话的药方，我当时只是觉得这药太可怕了——我能49天不和我爹说话吗？

看完病，吃完饭，医生把父亲给12元钱揣进荷包，很满意地走了。

我都不知道那些天我是怎么熬过的。爹49天不能和任何人说话，当然也不能和我说话。每天一大早，爹把百子桶（妇女专用的马桶）提前放到门口，我去把百子桶搬到离爹住的地方不远处的茅厕倒掉，然后再去村边的水沟清洗干净。

老家那时候把这个劳动叫“下河”。按当时风俗习惯，百子桶是妇女生活用具，倒马桶都是女性做的事情，男人是从来不做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除我以外的男性“下河”）。我害臊，不敢大白天给爹“下河”，只能一大早跑过去把事情做完。

那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学期末，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写总结，要求写出自己做的好人好事，我就写了给五保户下河。老师在班会上嘲笑说：有的男同学在总结中写自己给五保户下河！并且有意无意地看我一眼，让其他同学都知道是我。全班哄堂大笑。

课后这位老师还找我谈话，教育我要诚实。小时我很胆小，从不顶撞老师，但是这次我顶撞老师说：

“我就是给我爹下了河！我都下了四十多天河了！”

老师先诧异地看了我一下，然后说道：

“真下就下了。” 老师和我同村，他也知道最近我爹眼睛瞎了。

我和爹有那样深的感情，以前一天说话无数，但是，为了爹的眼睛，我硬是憋了40多天没有和爹讲话，也没有见过爹的面。

长大了，我知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是古人对相思的男女之间爱情的真实描绘；“望穿秋水”，也是古人对分隔两地的情人心灵的焦灼的呼唤的生动刻画。但是，我总是怀疑，人世间，有没有一种感情，比爱情更加刻骨？有没有一种感情，比分隔两地的情人心灵的焦灼的呼唤更加铭心？我想是有的。绝对有！最想见的人近在咫尺，跨进一步就能见到，但你就是不能见她；最想说话的人就在薄薄的一扇门后，你能听到她呼出的气息，但你就是不能和她说话！这种感情，有哪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描写过么？不知道，我只知道，在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过了这种人性的痛苦。

那时农村还很少有人家挂日历。学校是有日历的，可是学校的日历在老师办公室，那是班干部或者老师喜欢的同学才有机会去看的，其他同学不能天天去看。我扳着指头计算着天数。去倒马桶的时候，爹的房门是关住的，我知道爹在门后边，但是不能和她说话。

我只能在心里记算着：

今天第3天了！

今天第4天了!

今天第5天了!

今天第6天了!

……

今天第40天了！

……

今天第48天了！

今天第49天了！

终于熬到了第49天！一大早，我急敲爹的门。

“爹！爹！49天过了！49天过了！”

门里边的爹没有应声。

“爹！爹！开门！49天过了，49天过了！！”我咚咚地敲着门。

爹终于开了门，我朝她怀里扑过去。

“爹！49天过了！！”

爹搂着我，摸着我的脸，说：

“我的儿啊! 只过了48天！”

48天？我吃惊地看着爹。

“不是49天么今个？爹？”

“儿啊，是你心急，记错了！”

爹的眼睛终于没有好。后来我知道，那个医生是巫婆，是治不好爹的眼病的。我一点也不责怪那个巫婆。爹得的是突发青光眼，眼睛周围的红圈圈，是眼底血管破裂后淤血的标志。眼底血管破裂，是器质性病变，不要说巫婆治不好，就是大医院的名医神医，也治不好。但是我总是责怪自己，总觉得是我记错了一天时间，提早一天跟爹说了话，爹的眼睛才没有好的。

但是爹从没有责怪过我。

我曾经猜想，爹不责备我，是爹知道自己的眼病不是巫婆画点佛吐点水就能治好的呢，还是她不忍心看见我在门外狂喊她而不理我？抑或是爹自己也是急于想见我？

爹的眼睛没有救了。但是我和爹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我一放学就往爹哪儿跑。

“爹，我帮你烧火！”

“爹，你找碗么？在这！”

“爹，洗不洗脚？”

“爹，河下了！”

我继续给爹下河。从此后，我再也不用害臊而避人耳目，总是大白天大大咧咧地跟爹下河。

有一天，爹把我叫过去：

“儿呐，你看看我这里有几多钱？”

我接过爹的手帕。那时候很少有人用钱包，手帕就是爹的钱包。

“爹，八块五角三分。”我很快告诉爹。

“啊，八块五角三分，跟我包好。”

我把包好的手帕递给爹，爹把它放进怀中一个贴身的口袋里，按了按，道：

“我儿做事就是让人放心！”

爹是五保户，生产队每月给她三块零花钱。有时亲朋好友逢年过节，也给她一块两块的。爹都积攒起来，有时能积攒十块八块。那时物价便宜，10元钱能买不少东西的，比如，鸡蛋三四毛钱一斤；猪肉五六毛钱一斤；我写字用的铅笔，不带橡皮头的，2分钱一支；带橡皮头的，四五分钱一支；父亲抽的劣质烟，像“大公鸡”6分钱一包，“经济”三分钱一包。我记忆中父亲除了不时在生活上能照顾一下爹外，好像从没有给过爹钱；背后给没给我不知道。我估计是没有给过的。他也没有钱给。不仅没给过爹钱，有时，我没有练习本了，问父亲要，父亲就说：

“这几天鸡没生蛋，一分钱都没得了。跟你爹要5分钱买本子。”

于是我去跟爹要5分钱。爹有时给我6分，我买了本子还多一分钱买糖吃。

爹对我父亲也蛮有感情，是当儿子看的。照我看，我们家，爹最爱我，其次是我父亲。

爹在从孝家住了大约20年，跟从孝的父母亲，也就是房东沈家伯、沈家姆感情也很深。

我感觉，爹最信任三个人：我、我父亲、沈家姆。爹的眼睛瞎了以后，她总是让我、我父亲、沈家姆三个人帮他点钱，而且是三个人单独点。三个人单独点的钱，数字总是一样的，从没有差错。

每次替爹点完钱后，爹总是夸奖我一句：“我儿做事就是让人信得过！”我就感觉到我是爹最信赖的人，心中一种兴奋感和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我跑到屋外，去读我的不用钱买（当时也没有钱买）的“课外读物”：或是找到一面经常被雨淋湿的土砖老墙，仔细欣赏墙上斑驳的雨痕和淡淡的青苔；或是找到一处僻静的草地，躺在地上静静地看着蓝天之上白云苍狗无穷的变幻……

这应该是我小时候最美的课外阅读了。这种阅读把我带到令人无限遐想的境地。只有远处传来的大人闹文化大革命游行的锣鼓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才能把我从那最美的意境中拉回。

（三）

文化大革命终于搞到我们学校里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搞到我们小学，我就把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东西明白了个大概。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不就是要反对封、资、修吗？所谓反封，就是拆古庙，挖祖坟。所谓反资，就是反对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哪个吃好点喝好点穿好点用好点就一定是臭资产阶级，至少是个小资产阶级；还有就是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苏联就是修正主义，反修防修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那时我们还喊“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对这个口号中“社会帝国主义”概念不大懂），就是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集团。毛主席说了，修正主义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刘少奇邓小平不是好人。看报纸上的漫画，苏联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个长得和刘少奇一样丑。

一天，学校开全校大会，一个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右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那时我们对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既佩服又羡慕）在大会讲话，全中国人民都要一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砸乱一切封资修！家里有古董的要上交，有绣花鞋的要烧掉，因为绣花鞋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家里有羊的要杀掉，因为“羊”和“崇洋媚外”的“洋”是一个读音。

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强调：

“谁家不杀羊，不烧绣花鞋，就要斗争谁！”

我们家养了4只羊，可是我很喜欢那几只羊！

我还记得爹有一双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新绣花鞋！

放学后，我立马跑回家，告诉父亲，红卫兵“要杀羊了”。

然后又跑到爹那儿。

“爹，快把你的绣花鞋囥（按：方言，念kàng,意思是“藏” ）起来，红卫兵要来搜！搜到了要斗人！”

爹也慌张起来，问我：

“那囥到哪里呢？”

爹说囥到厨房灶后面的灰坛里，我说那红卫兵一进来不就找着了？爹说，那还是囥在柴火中？我说那也不稳当，最稳当是不囥在家里，囥到外边稻田里，红卫兵就是发现了，也不晓得是谁家的。

“还是我的儿聪明！”爹说着，连忙把一双崭新的绣花鞋交给我。交给我时显然又有点舍不得：

“囥到水田里那还不弄邋遢了啊！”

但又无可奈何，要我出去赶快囥起来。然后又嘱咐我：

“埋的地旮做个记号啊！”

我接过爹的绣花鞋，转身出门的瞬间，隐约听见爹在背后一声叹息：

“玉海又要遭罪了！”

玉海，就是我们村唯一的地主胡玉海。

几年之后，地主胡玉海病死，他的坟墓和几年后去世的爹的坟墓并排着。

2004年春节，我偕妻携女，回老家过春节。大年三十，吃完年饭后，按惯例去给爹扫墓。当时，地主胡玉海的墓地上衰草萋萋，年久失修的坟墓塌陷得很厉害，一看就是很久失修了。

母亲告诉我，胡玉海去世以后，他们家没有任何人来扫过墓。

我感慨万端。

回到深圳后，我想写一篇散文，题目叫《地主胡玉海之墓》，还信笔写了一个简单的开头，并把这个开头挂在我办的语文味网站“少堂文存”栏目中。这个开头现在还在语文味网站上挂着。

以下是当时写的《地主胡玉海之墓》的开头：

如果说老年对故乡只有皈依，那么，中年肯定是最懂得故乡也最需要回到故乡的年龄；如果说老年对故乡是欲哭无泪，那么中年是对故乡欲泪而止……今年携妻和小女回湖北老家农村过春节。十五年前全家回湖北老家过过一次春节，那时小女四岁，今年第二次全家回老家过春节，小女已出落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了。十五年之后回老家过春节，对女儿，是一次由兴奋到失落的旅程，老家农村给她的刺激远没有武汉的大。而对于中年的我，故乡是一本永远读不完也不愿意读完的大书，她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一阵阵犬吠，一声声鸡鸣，都触动我无尽的记忆和绵绵的情思……但是这次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大年三十吃完年饭之后的扫墓，准确的说，是我祖母墓旁的一座地主之墓。

接着这个开头，我还写了一句说明：

“我要是有才华，可能因此而写出一篇很好的散文，很可惜我没有才华。写这篇文章纯粹是情之所至。”

这个开头在语文味网挂出以后，在深圳语文老师中引起较大反响，有些老师从我的开头隐隐看出这篇文章的独特内涵，发帖催促我尽快写完全文。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几年来我没有把这篇文章继续写下去。

也许今天，我约略能够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我们村的村名叫程贤咀上湾。据老辈人讲，先祖是两位程姓兄弟，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南昌筷子街过籍来的。老大一支繁衍成程贤咀下湾，老二一支繁衍成程贤咀上湾，就是我们村。所以，我们村都姓程。

我们村，解放初土改划成分，没有一家地主，可见解放前我们村很穷。解放后是不是好些呢？有些人家可能日子过得好些，相当一部分人家则未必。

记得有一次，学校请我们村一位老贫农到学校给同学们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老贫农在台上说：

“解放前，地主富农压迫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害得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不得不给地主打长工啊。”

哪知他说着说着就说岔了，而且很动情：

“那年头，给地主打长工，隔三岔五的有鱼有肉吃；可是同学们哪，你们可晓得，狗日的那58年59年，把格人的前肚皮饿得贴着后脊梁骨！”

台下请他来作报告的老师急得要命。

地主胡玉海本是离我们村约5里地的胡圣祖村人。胡玉海家本是屠户，即杀猪卖肉的，家境比一般农民当然殷实些，所以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胡圣祖村为了显示革命，把他们一家赶出了胡圣祖村。公社领导经过研究，把他们一家安排到我们村。于是胡玉海一家成了我们村唯一的地主，也是我们村最穷的一户人家，是唯一一户解放后还住着茅草房的人家。

爹的娘家和胡玉海同村，所以她对胡玉海家的情况很熟悉。看到胡玉海家住着茅草房，一下雨就漏雨，又受人欺负，爹很是同情，人前人后地说：

“从前玉海家可是个好地主啊，从他老爹爹（堂按：指胡玉海的祖父）起，连年年关都给那些过不了年的人家送肉送猪肚子，是好人啊！”

爹一点都不在乎“阶级斗争”，见了胡玉海，总是玉海长玉海短的，显得很亲热。

我父亲也对胡玉海很好，见面也是直称“玉海”。由于胡玉海比我父亲大十几岁，父亲要我们叫他“玉海伯伯”。这是很亲切的称呼。

每次我们喊“玉海伯伯”的时候，地主胡玉海本来厚道的脸上，总是荡漾着更厚道甚至有些幸福的微笑。

胡玉海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姑娘，老三是儿子，叫建三，人称三伢。三伢1954年出生，比我大几岁，但是由于出生地主，上学晚，和我同年级同班。三伢人长得很矮，很老实，其他同学经常欺负他。不知什么原因，他和我关系很好。他比我大，他当然不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他。

胡玉海搬到我们村后，我们村大部分人家对他一家都是不错的。只有解放后仍是村子程姓里最穷的一家的几弟兄，对胡玉海一家很不好，动不动就骂年纪比自己大几轮的胡玉海：

“个狗日的地主！你想不老实！”

他们还经常发动开批斗大会，斗胡玉海，斗胡玉海的老婆，用棍子打胡玉海老婆的头：

“臭地主婆！你给老子跪下！”

然后把“臭地主婆”的头使劲往下按，还把她的双手搬到背后“架飞机”。

有时还要胡玉海的孩子来陪斗。

爹眼睛瞎了，从来不参加会议。

“爹，又在斗地主！” 我跑去告诉她说。

“狗日的又在造孽啊又在造孽啊！”爹用拐杖戳着地下，骂道。

可能是觉得在村子里斗得不过瘾，有人建议开全大队村民大会，批斗地主胡玉海，要他交代埋藏的金银财宝和变天账。

那是一个夏夜，一个晴朗的夜，我不记得天上是否有星星和月亮。按说是有的，也许由于我太专注于批斗大会，所以没有在意夜空。只是记得，大队部门口（就是我们学校的大操场）灯火通明。

我记得当时用的还不是电灯，而是汽灯。

上千人聚集在操场上，到处传言今晚要吊地主。

批斗大会主持人是大队书记，就是那位下令推平了我祖母坟墓的人。我不记得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印象深刻的，除了他带领群众高呼“打倒”、“消灭”等口号之外，就是他那一副满是阶级斗争的面孔，而且带着很重的杀气。

那位在村子里批斗地主最积极的年轻人，把胡玉海带到一棵梧桐树下。梧桐树树干很高，在两米左右处，分出很多杈来。年轻人要用平时挑担子的绳子捆绑胡玉海。这种绳子很细。

“不能用这种绳子！太细了！”我父亲上前说。

“不把他搞狠点，他怎会交代把那些元宝和变天账埋在哪里了？！”那位年轻人很不高兴。

以我父亲为首的几位年纪大些的村民也不跟他多辩，叫人拿来耕牛犁田用的纤绳（大约和绞死萨达姆的绳子差不多粗细）给那位年轻人。

年轻人好不情愿地拿起纤绳，把胡玉海的双手捆在背后。胡玉海很配合。捆好后，年轻人将纤绳扔上梧桐树伸出的枝杈上。

这样吊，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在捆在背后的双手上。

我父亲冲上前去，从树上一把拽下纤绳，大声说：

“这样吊还不把他的双手毁了啊！得把纤绳在胸前背后多绑几圈才行得！”

年轻人很不情愿地将纤绳在胡玉海身上多绑了几圈，再次把多余的纤绳扔过梧桐树分杈处，然后嘻嘻笑着问胡玉海：

“你想不想吊啊？不想吊的话就快些交代你家元宝和变天账埋到哪里了！”

“我真是没得这些东西啊！”胡玉海哀求道。

于是年轻人把胡玉海吊起来一米多高。树上传来痛苦的呻吟。

“交代不交代！不交代就把你嗵在地上！”

“真是没得这些东西啊!”胡玉海痛苦地说。

话音未落，吊他的纤绳一松，胡玉海“嗵”地一声落在地上。

……

记不得批斗大会是什么时候散会的。只记得，父亲一边替地主胡玉海解纤绳，一边说：

“格狗日的系这样紧！”

纤绳解开后，父亲又替胡玉海揉着肩膀，还说着一些安慰的话。

操场上的灯熄了。天上有了半个月亮，星子缀满天空。远处传来一声怯怯的鸟啼。

老实说，我向来固执地认为，如果说我的一些主要优点，比如有理想，好胜，追求上进，坚韧不拔，诚实正直，以及善良等等，主要是受了母亲的影响，那么，我的一些毛病，比如急躁，没有城府，说话不会拐弯子等等，主要来自父亲的遗传。这样说好像对父亲不敬。其实不然。因为，文革中的父亲给童年的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父亲小时候是孤儿，受过不少苦，在文革中，在斗地主的那一天夜晚，他没有借机发泄仇恨。我觉得父亲本性很善良。

地主胡玉海不久就得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死在公社卫生所里。这种病是由老鼠传染的，当时人们盛传人和人之间的接触也可以传染这种病，因此没有人愿意为地主胡玉海穿寿衣。

爹跟父亲说：“玉海是个好人啊！”

“只怪他评了个地主成分！”父亲说着，就去给胡玉海穿寿衣。

顺便说一下，大约有20年光景，村子里凡有女性去世，都是我母亲主持给死者穿寿衣。一直到母亲年纪大了，得了严重骨质疏松症，右手臂骨折，我们才不让母亲继续做这件事。

地主胡玉海死后，他的大女儿没有回来奔丧。实际上大女儿出嫁后从来就没有再回过我们村。他二女儿也从没有来给亡父扫过墓。三儿子送他下葬后，很快离开村子，不久跳江自杀。

在我少年时代，最不能理解（其实当时很多大人也不能理解）的是，胡玉海去世的时候，他的老妻已年过五旬，也早已做了外婆，特别是经过解放后几十年“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折磨，早就成为一位佝偻的老妇人了，按我们当地的习惯，是绝对不会再嫁的。但是在胡玉海去世不久，她旋即嫁了人，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他丈夫去世的地方。

人们都说，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难道胡玉海对他的妻子的心还不诚吗？难道胡玉海对他三个孩子的情还不深吗？可是他的亡灵为什么就成了野鬼孤魂了呢？

（四）

是1969年深秋的一天。天气很闷，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村边的树上，知了的叫声有气无力，此伏彼起，让人烦躁。无数大大小小发黄而憔悴的树叶，在迷蒙的天空没有规律地飘上飘下。地上黄叶一片。

那天下午，爹忽然用少有的不高兴的声音喊我：

“少堂你去叫你伯伯，你跟他一起过来！”

我去把父亲叫来。

“姆妈有么事？”父亲问。

爹没有回应父亲，只是从怀里掏出包钱的手帕，当我和父亲两人面，很严肃地说；

“我刚才让沈家姆点过我的钱，比你两个点的少五角！”

怎么会少呢？以前三个人分开点那么多次，每次钱数都是一样的，从没少的啊！

父亲犹豫了一下，再点了一次钱，是十一块，是比上次点时少5角。

“你爷儿两个说实话，是哪个拿了这5角钱！”爹悻悻地说。

我看看父亲，父亲的表情些微有点尴尬，但是父亲忽然看着我，说：

“还不是少堂拿的！”

“我冇拿！”我急忙否认。

五毛钱当时能买好几样东西。但是我的确没有拿爹的这五毛钱，因为我就是明着问爹要，她也会给我的，我完全没有必要偷偷拿啊！我的直觉是，这5毛钱是父亲趁点钱时拿的。5毛钱，他可以买好几包烟。

长大后，我相信爹在查问我和父亲之前，是心里有数的，因为，她要真是相信是我拿的，她肯定会单独查问我。但是在当我和父亲两人面查问之前，爹从没有单独追问过我的。

“不是你拿的是哪个拿的？！”父亲逼视着我。

我当时不到10岁，还是小孩子，本来就有些结巴，一急，加上父亲一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可能客观上给爹造成一个印象：那五毛钱就是我拿的。

但是我从没有承认过是我拿的那5毛钱，就是在父亲的高压之下，我也没有承认过。因为我的确没有拿，凭我和爹的感情，也完全没有必要偷偷地拿。

爹虽然没有责备我，但是，天就是从那天开始塌下来的。

爹开始对我冷淡很多。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推想过段时间爹就会忘了这事。另外那时尽管我见过别人家老人去世，但是我总觉得，我爹是不会死的，等我长大了总能说得清。

但是爹的身体很快不好了。

爹的身体不好以后，不得不搬到我们家住了。

大约一年以后，爹的病情加重。

病重以后，爹反复告诉我父母亲和其他几位亲朋，下湾的二婆婆借了爹10元钱，至今仍没有还，叮嘱要记住催还。二婆婆的娘家和爹的娘家都是胡圣祖村，她们两人从小就认识，关系不错。

37年前的农村，10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爹是1970年农历2月21日（公历为3月28日）傍晚时分去世的。爹去世的那天上午，神志还清醒，母亲和爹娘家的几位亲戚都围坐在爹的床头。

“你说二婆婆借了你10块钱？”母亲问爹。

爹点点头。

父亲安排人赶快去叫下湾里二婆婆来。下湾离我们村只有不到一里地，但是二婆婆一直不到。我们都相信她是故意不到。

“姆妈你要等二婆婆到啊！”母亲对爹说。

爹又点点头。不一会喉音加重，像有很多痰，不能说话了。

医生来了，用听诊器听了听爹的胸腔，然后说：老人家不行了，个把时辰的事。

母亲把我叫过去，说：

“爹最喜欢你，你过来跟爹送终。”

我过去站在爹的床前。

村里不少老人都围到爹的病床前。

下午六点钟左右，二婆婆终于来了。

“老糊涂了！我借她的钱不是早还了么？”二婆婆坐在爹的床沿，朝已处于弥留之际的爹大声吆喝着：

“胡大姐啊，我借你的钱不是早还你了啊！”

“姆妈，姆妈，二婆婆来了！二婆婆来了！二婆婆不是借了你10块钱没还么？你点点头啊！”母亲坐在爹的病床上，摇着爹，希望爹能当着二婆婆的面点点头。

爹似乎想睁睁眼，但是终于没有能够睁开，就在众人的追问声中断了气。

母亲，爹娘家的侄儿媳妇，抚着爹的遗体，哭起来。

二婆婆也放心地哭起来。

那时我是最想哭也最应该哭的一个。但是我没有哭，面对没有气息的爹，面对我原以为永远不会死的却忽然一下就死了的爹，我忽然万分万分后悔，后悔我没有更坚定地对爹说我没有拿那5毛钱。

再也没有跟爹申辩的机会了。

入殓前，爹的遗体先放在堂屋中间的一块门板上。

按照风俗，老人去世后，本家的小孩从老人遗体上横跨过去，逝者的亡灵就会保佑这个孩子，给孩子壮胆，这个孩子以后就不会害怕了。

母亲鼓励我从爹的遗体上跨过去。

爹的脸色惨白，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逝去的爹的面部表情，和那天查问5毛钱时候的表情很相像。外面乌鸦在叫。我心里一阵寒意。我本是完全有胆量跨过爹的遗体的，但是终于没有能够有跨过去的勇气。

爹去世以后，我也开始觉得自己真正长大成人，愈来愈觉到这件事的严重性：爹不是看重这5毛钱，她看重的是诚信。

爹去世了，我永远失去了清白自己的机会。只是每逢春节扫墓时，跪在爹的坟头，用心灵呼喊——

爹啊，我是真的没有拿你那5毛钱！

1976年，我高中毕业，通过选拔，做了民办教师。学校的老师都住集体宿舍，晚上，我好几次在梦中哭着高喊：

“我没拿！我没拿那5毛钱！”

我的哭声把周围的老师都闹醒了。我就用被子捂住头，继续痛哭。

1990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时，我大学毕业已工作6年多，已经是中学一级教师了；四弟少兵中专毕业工作8年，小弟少波在华中师大教育系念本科二年级。我们家家境已有了根本性好转。一天，我和小弟少波一起回老家看父母亲，顺便去给爹扫墓。

爹的坟头青草萋萋。

像每次扫墓一样，我跪在爹的墓前，总是泪流满面，用灵魂和爹交流。

“爹啊，我真的没有拿那5毛钱！”

晚饭后，和父亲聊天，再一次说到这5毛钱，说到我经常为这5毛钱做噩梦。

“那5角钱是我拿的。”父亲这次表情轻松地告诉我说。

“我早知道是你拿的！20年了，你老人家终于承认了！”我声音不高，但还是有掩不住的怨气。

我没有更多责怪父亲。那时真是太穷了啊！

但是，等到下一次给爹扫墓时，我的心情却比过往任何一次扫墓都更痛苦。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江河。

爹，要是你能再多活10来年，你就能看见我考上大学；我就能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的工资，给你买一件衣服，或者买一篮你从没有吃过的水果；你就能见到我娶媳妇，你就能听到我的女儿喊你太爹爹……

爹，要是你再多活十几年，你就会知道，我永远是值得你信任的孩子……

爹，你是一条河，你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一条在我生命里流淌了快50年,而且会永远哺育着我的人性灌溉着我的生命的河流。你是我永恒的人性坐标，我的灵魂里，永远流淌着你的正直，善良，你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 ……

在此，我满怀深情，极尽铺陈，对一位极普通极平凡的女性的生命感恩。她，我如此幸福，我可以称她做祖母爹——她的真，她的善，她由于真善合一而升华出的美，为我的人生锻造了深厚的底座，而且是一个比任何知识更重要、更深厚、更牢固的人性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