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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福田区教研群署名文章:“论程少堂(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给《程少堂传》作者的第十四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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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教研群署名文章:“论程少堂(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给《程少堂传》作者的第十四封信

  少堂志林(1056):福田区教研群署名文章:“论程少堂(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

——给《程少堂传》作者的第十四封信

 2018-7-17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少堂志林(1056):福田区教研群署名文章:“论程少堂——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

——给《程少堂传》作者的第十四封信




L老师:

问好!


《论程少堂——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这篇文章,是一个对语文味、对我本人颇有兴趣的,作为所谓“糖粉”“糖丝”(十多年前,有朋友曾把那些对语文味和我有较大兴趣的语文教师,趣称为“糖粉”“糖丝”)的一线教师之个人看法,切不可只当表扬来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把“狂”或“张扬”当成褒义词用,那只是在两千年前的孔子的时候(《论语》记载有孔子的名言“狂者进取”)。可是孔子早就不在了。



这位老师在2018年5月19日听了我的大型展示课《在蔑视抒情的时代学会抒情》后,曾写过一篇很长的听课感想,语文味网曾有转载(链接地址:《  连凯:人文精神与大师风范——“课堂革命·福田表达”观后感》)。


《论程少堂——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这篇文章的文笔来看,写得出这样的文章的语文教师,难得。且不说文章显示出的他的广阔的视野,也不说他的清晰的思维,仅仅是就其激情而言,像这样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写这么长的研究文章(近一万五千字),要花多少时间与精力,需要多少激情支撑——在深圳,这样的语文教师,还有几个啊?尤其是在我即将退休的特殊时期,这种事,更难得。

 

见到这种毫无功利目的民间研究,比得一个什么体制内奖,更让我高兴。


鉴于这位作者,是一个对语文味,对程少堂,有相当“同情之理解”的老师,我把这篇文章收入《少堂志林》,立此存照。


我有好多重要的极紧迫事情要做,《少堂志林》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在较长时期内停止写作。也不再给你写信了,有什么事情请电话沟通。


握手。


2018/07/17

 




附:


论程少堂

—— 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


连  凯

(深圳耀华实验学校高中部)

 

 

上  篇


在人类这颗星球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奇迹。在浩瀚无际、干旱炎热的沙漠上,就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植物,它叫百岁兰,一般寿命为一百多年。据说,在纳米比亚,有的百岁兰寿命可达2000年以上,是极其珍贵的“孑遗植物”,被称为远古时代留下的“植物活化石”,国际植物学把它列为世界八大珍稀植物之一。

 

百岁兰的叶子成带状,像君子兰的叶子,但远比君子兰的叶子宽得多,长得多,一般叶宽可达六十厘米,长三米左右。有资料记载,有一株百岁兰,叶宽达一百七十九厘米,长六米。

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叶子,但由于叶子基部的细胞有分生能力,不断产生新的叶片组织,使叶片不停地生长,越长越大,而且不断破裂分生,形成多条带状的叶子。因此,一株百岁兰远远看上去像一朵花瓣狭长而巨大的绿色菊花在盛开,又像是一只巨大的绿色裙摆在婆娑起舞。

 

其实,沙漠中也有许多种绿色植物,但环境的残酷让它们变得离奇怪异。为了活命,许多沙漠植物绝不敢拥有像百岁兰那样硕大的叶片。为了减少水分的消耗,减小蒸腾面积,许多沙漠植物的叶子缩得很小,或者变成细棒状或针刺状,甚至没有叶子,用嫩枝进行光合作用,被称为“无叶树”。

 

有的沙漠植物为了抑制水分蒸发,叶子的表皮细胞壁已木质化,角质层加厚,叶组织气孔陷入并部分闭塞。为了抵抗夏天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免于受沙漠高温的炙灼,许多沙漠植物的枝干表面已变成白色或灰白色。

 

我们知道,大多数植物都要凋谢落叶,特别是秋冬季节。常绿树似乎例外,其实不然。常绿树一年四季也都会落叶,特别是在春季长新叶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落叶。可百岁兰却不同,它的叶子和植物体寿命一样长,同生共死。

百岁兰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在经历了地球亿万年的气候、地质变化后,那些和它一样起源于中生代或者更久远的大部分植物都已经灭绝,唯独它却存活下来,让人不可思议!

在如此干旱炎热、残酷恶劣的沙漠环境里,百岁兰为什么活力如此旺盛、不仅生命之树长青,而且活得如此狂傲张扬呢?

我不禁油然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名人,他们多么像百岁兰,逆袭而生,狂傲而张扬。

 

文化人,这是一个貌似极为普通、但其实是极为特殊的概念。

说它“貌似极为普通”是因为,按照世俗对它的泛化解读,所谓的文化人,就是“有文化的人”。或者,概念的外延再缩小一点,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总称”;或者,再将内涵丰富一些,就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说它“其实极为特殊”,是因为历史对它的深刻概括具有特殊的含义。

一个概念,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程中它不断丰富完善,并且在今天的高度上形成它的本质特征。因此,文化人的内涵,是中外学者对其历史发展、实践过程的哲学式概括。

有人认为,所谓的”文化人“,从文字的表层含义上来说,具有两个维度。第一,“文化人”对自己而言,就是将“文化”融入自己体内,变成自己的一部份;第二,“文化人”对他人而言,就是用“文化”引导他人,融入到“文化”中来,即“文”化“人”之意。

能够以“文化”来引导、同化他人的人,就一定是具有特殊素质的人。

根据中西方学者对文化人典型特征的表述,我们可以做以下概括:真正的文化人不仅要具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才能,还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富于批判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可以是名士伟人,也可以是专家学者,还可以是普通的知识分子。

尽管文化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只要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担当使命,富于批判精神。而这一点往往使他们不屑与时共振,不同流俗起舞,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甚至离经叛道,表现出狂傲与张扬的人格特征。

 

鲁迅,就是这样的文化人,《狂人日记》就是他狂傲张扬之人格特征的代表作。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塑造的狂人形象,其实就是鲁迅自己的形象,也是整个五四时代文化先驱者的艺术象征。

在那个时代有谁敢做“迄今为止的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的评断?有谁为了民族的兴盛与未来充满忧患意识地呐喊“救救孩子”?唯有鲁迅。这就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文化人的狂傲与张扬。

 

毛泽东,也是这样的文化人。作为集思想家、军事家、革命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其历史地位就是建立在真正文化人这个基座之上的。

惟其如此,他才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视帝王君侯为粪土“;他才可以叩问”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的万里江山,”谁主沉浮?”;它才可以狂傲地评点,”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才可以张扬地宣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朝有谁呢?有谁能超越这些千古帝王呢?当然是我毛泽东!

 

王安石,也是这样的文化人。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人狂傲张扬的典型特征。有一位文化人这样评价王安石:“他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真正有胆量、有见解的人,绝无仅有的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绝无仅有的站在“圣人”面前而不是跪在“圣人”面前的人。”“从性格和气质来讲,王安石特立独行,言行一致,敢作有为;从道德操守来讲,王安石志行高洁,一尘不染,皎如冰雪。”

尽管对王安石的历史评价见仁见智,但从文化这个角度看,王安石是真正的文化人。因为他可以将自己的文化理念付诸实践,当然是政治实践,而且力排众议,不屈不挠。试想,在封建正统思想滥觞千年的中国,在一个崇拜先祖、信服天命的社会,谁敢像王安石那样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谁有王安石那样的眼光和魄力,敢于推行一场彻底打乱现行社会秩序、带有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变革?

王安石是那个缺乏个性、缺乏创造力的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的骄傲。

思绪徜徉,浮想联翩。

自然地,我联想到程少堂,这位语文味儿教育理论的创立者,中国语文教育界的文化名人。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官本位意识。如果一个文化人在学术方面颇有造诣但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认可,那就很难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在学术方面刚刚有点起色,就忙着攀龙附凤,蝇营狗苟,学术研究往往就此敷衍,搁浅,甚至荒废,而自己也就堕落为有权有誉但没有什么学术造诣的文化人。当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担当使命,富于批判精神的真正的文化人不与他们共振起舞反而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甚至离经叛道,表现出狂傲与张扬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了。

程少堂曾发表文章,提出名师九层次论。基本内容是,一品为百世师,就是品德和学问可以做百世楷模的老师;二品为宗师,指思想或学术受人尊崇而奉为楷模的人;三品为大师,即学问大、个性大(故事多)、成就大、影响大的老师;四品为名师,即有名学生,有名课,有名文,有名气的老师;五品为良师,即一般所说的爱岗敬业尽心尽力的好老师;六品为匠师,即无大智慧、无大才干、无大创造、工作熟练化的合格老师;七品为庸师,主要特点是对付工作,职业厌倦感强;八品为巫师,即不学无术,招摇撞骗的老师;九品为毁人不倦之师,就是以毁为乐,毁同事,毁领导,毁学生的老师。

其实,这何尝不是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人的品类,只不过当今“百世师”“宗师”“大师”级的文化人凤毛麟角,“庸师”“巫师”“毁人”级的文化人相对多些而已。

程少堂就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佼佼者。如果说程少堂的语文教育理论异军突起,让现行的语文教育理论显得有点相形逊色的话,那么程少堂对自己理论的张扬与对自己个性的挥洒则更让有些人、特别是已经有相当影响的、嫉妒心极强的有权有誉的文化人感到尴尬和不爽。

在《少堂志林》的一篇随笔里,针对语文工作室的同事忧虑有些人对语文味理论误解的问题,程少堂做了这样的回答:

“孔子及其理论,有人误解吗?鲁迅及其思想,有人误解吗?马克思及其理论,有人误解吗?余秋雨及其作品,有人误解吗?于丹、易中天有人误解吗?”

是啊,这些伟人名人的理论都免不了被误解,我程少堂被误解有什么感到奇怪的呢?然而,有人就会酸溜溜地嘀咕了:看看,竟然把自己和名人伟人相提并论了,多么狂傲!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文化人,不在于他们的地位与身份,也不在于他们已经还是未曾成为伟人或名人,而在于他的学术水平、文化人格、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用程少堂的话说就是“我当然知道沧海横流才成就了伟人波澜壮阔的人生,但我亦确信,普通人也可能有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只要他活得不猥琐,不拘谨,不蝇营狗苟,在数十年的日子里执著专注、激情浇铸,他就能活出纵横捭阖、大开大合的范儿,他的一生,就是波澜壮阔的一生”。

”进了大学教材,进了当代十大名师系列,活着时别人研究我的三十万字硕士论文专著已出版多年,当今之中国语文界还有谁?有谁能比?”

确实啊,当今中国还有用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专著来研究一位活着的学者的现象吗?程少堂只不过在陈述事实呀,但有人又会窃窃私语了:听听,多么张扬!大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意味!

那么,有主宰中国语文教育界沉浮的宏大理想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中国的文化人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并且像程少堂那样“思考与研究确有独到之处,经过十数个春秋,逐渐熔铸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气质,谁也不怕,谁的理论也不在乎,三十年、五十年后,看谁的理论生命力长久些”,这不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吗?

 “我从1999年开始并坚持近20年所搞的,是要建立一个弘扬中国精神,承创中国术语,运用中国表达,反映中国文化的,对中国语文教育史具有革命性贡献的语文流派。“

中国文化人不应当有程少堂这种”舍我其谁“的伟大气魄吗?

 

这让我想起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他创立了俄国民族文学,创立了俄国文学语言,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创立了典范。

普希金在《纪念碑》这首诗中写道:“我为自己建立了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我的灵魂“逃避了腐朽和灭亡,我将永远光辉不朽,直到还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我的名字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他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中国有多少文化人有这样的追求呢?

程少堂有。他要建立一个对中国语文教育史具有革命性贡献的语文流派,他的教育理论要弘扬中国精神,承创中国术语,运用中国表达,反映中国文化,而且他正在用自己毕生的实践去努力实现这种追求,甚至他连自己的墓志铭都写好了:”斯人虽已逝,语文味长存。“ 试问,在中国语文教育界,这样的文化人还有第二个人吗?

“语文味不只是我自己认为有价值,学术界也有相当承认,只是基本没有得过官方奖而已。可是官方的学术奖,在学术史上基本属于垃圾,有它不多,无他不少。

听了这些话,有人会从沙发上跳起来:“啊,不得了啦,竟敢挑战学术界的官老爷!竟敢亵渎神圣的学术奖!”然而,令这些人遗憾而沮丧的是,这就是中国学术史的事实。

众所周知,在中国,官方承认的荣誉可以凭关系,可以凭地位,甚至可以凭金钱就可以得到。

举特级教师为例。在一线的教师都知道,当今有多少特级教师的职称是靠关系才获得的,如果凭他的学术水平与教学能力,他连一般的高级教师的资格都不够。我在听应聘老师的课时,多次见过这样的特级教师,他们大多都是副校长,还有三四年就要退休了,升到正校长已经没有希望,原单位的工资也不高,再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如来发达的深圳凭特级的资本多挣点钱。他们的特级靠的就是关系,而在他们评高级的时候,正是中国官场最腐最黑的时候,所谓的关系其本质上就是金钱交易。在这样的温床上产生的文化人,中国会有多少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特级都是这样的货色,有相当多的特级教师他们没有做校长,或者,是他们先评上特级之后,领导为了让这些人挑重担,他们才当上了校长,这些特级大都是凭自己的学术水平与教学能力而获得的,是货真价实的优秀教师,我的朋友中就有几个这样的特级教师。

因此,获得社会性的荣誉和肯定,靠的是实力,靠的是境界,靠的是人格,只有经得住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文化人,才能走进历史,成就不朽。官方承认的未必历史会承认,而一个有学术自信的人,一个追求教育青史留名的人,他会在乎你所谓的官方承认吗?历史成就一个名人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历史不会因为你是官方、因为你的权力、因为你的地位而改变他的铁面无私的品格。这就是一个真正称得上文化人的高傲与张扬的理念基石。

“我相信,本世纪初这二十年中国语文界,从理论贡献来说,其他人摞起来也没我的贡献大。”

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文化人有何感想,有人会把桌子拍得震天价响吧:哎呦呦,你瞧瞧,多么不自量力!现在的中国语文界就没有超过你的人了?太张狂了吧?

那么,从理论贡献来讲,是不是有超过程少堂的呢?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完整地读过语文学术界任何一个文化名人的学术著作。

当然,也有基本了解中国语文界现状的文化人,心底里也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程少堂的狂傲与张扬,尽管他们可以容忍学术界某些权贵的淫威与蹂躏。

 

                                                   

程少堂曾十几次被入选全国性名师选本。当然,也有个别名师选本故意不选他,原因是他与编选者曾有过某种过节。他刚来深圳工作时由于单位的规定,没有能够转发编选者的收费会议通知,用程少堂的话说就是“没有能给他们发财致富做贡献”。对编选者的这种偏狭境界程少堂说”我一点也不遗憾,因为他们不选我,损害的、低级的是他们自身,而无损于我的价值的一丝一毫“,然后充满豪气地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程某人进某个名师选本,是我程某人提高这个名师选本的水平和质量,不是这个名师选本提高我程某人的水平和质量

狂傲张扬得可以吧?我不知道那位没选程少堂入名师选本的编辑听了此言会作何种尴尬之态。

程少堂认为,想出名而寄希望于活着时进入名师选本,”从长远来说,靠不住,有本事死了以后进去。反过来,有的没有被选入这些名师选本或很少被选入的名师,也不一定历史评价就低。唐代流传到今天的诗歌选本有十数种,只有一种选了杜甫,而且这一种还不是太知名的选本。但这并不影响后来的文学史给予杜甫诗圣的地位“。”我们知道,《庄子》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是苏轼发现的。屈原今天的地位和形象,是直到南宋时期才形成的。司马迁《史记》的伟大被承认,是他身后好多年之后的事。“

有人曾劝过程少堂,圆滑一点,别那么直,得到的会更多”,而程少堂却说“有可能得到的会更多。但那样得到的,不一定是我真正想追求的东西”,“老实说,我今天的人生正是我要追求的人生。我对我今天实现的人生高度,大感意外

程少堂的人生高度是什么呢?除了他的语文味教育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之外,还有一个高度是任何当今活着的语文界文化名人无法超越甚至是无法企及的,那就是率性真实的文化人格。有多少文化人,因为名缰利锁的束缚与挤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虚与委蛇,八面玲珑。他们之所以狂傲不起来,张扬不起来,除了学术的底气不够之外,人格的猥琐低下,见识的鼠目寸光,人生的蝇营狗是其根本原因。杜甫为什么载入史册?李白为什么名垂青史?除了他们的”诗圣“”诗仙“的文学才华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率性真实的文化人格。

达到这样的高度是要付出代价的。杜甫以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一生为代价,李白则以赐金放还、理想破灭的结局为代价。而程少堂呢?他是以不怕孤独,耐得寂寞的数十载学术研究与孜孜不倦的教学实践为代价。程少堂的大学同学有好几个在深圳都做了高官,如果他把精力放在钻营上,仕途的飞黄腾达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在学术上名垂青史,做一个品德和学问可以做百世楷模的文化人。这样的追求岂止是仕途高官的飞黄腾达可比。

2015年,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程少堂主编的、程少堂语文味工作室全体成员集体撰写的、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表现性教学法、近八十万字的《语文味教学法》。对此程少堂满怀豪情地说:“就其理论个性与思想的独创性而言,它必定成为中国语文教育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很多场合或随笔里,他又多次张扬他的这种信念:“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已经历过五次学术‘爆发’”,“我相信,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会随着我的这些‘爆发’之声,进入中国语文教育史。”

他在《少堂志林》一篇随笔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当年西南联大防空袭,敌机一来就躲防空洞,以研究《庄子》名世的刘文典奔跑中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被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 

讲到这里,程少堂说道,我当然比不了刘文典有学问。不过,本世纪初这二十年的中国语文界,只有我够跑防空洞资格,其他人炸不炸死问题不大,我炸死了,就没有表现性教学理论、表现性教学法这个东西了,哈哈!”幽默诙谐,调侃中充满了狂傲与张扬的气韵,这样的气魄谁有?这样的底气谁有?这样的胆量谁有?

有人不禁要问,程少堂为什么这样高调,为什么这般张扬?当今中国语文界就真的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底气何在?他凭借的资本是什么?他的胆量来自何处?他的气魄又源自哪里?


 

 

 

论程少堂

—— 基于文化人的低调与张扬视角

连凯

(下篇)

      

 

       在《论程少堂》上篇里,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程少堂为什么这样高调?为什么这般张扬?当今中国语文界就真的没有人能超过他?他的底气何在?他凭借的资本是什么?他的胆量来自何处?他的气魄又源自哪里?

 


在《少堂志林》的一篇随笔里,程少堂不无遗憾忧郁地表达了他之所以高调张扬的原因。

有一次程少堂与一位朋友喝酒,这位特级教师醉酒后说了一句让他非常生气的话,说他嫉妒深圳语文界的某人。程少堂写道,我倒不是说我从无嫉妒之心。但我要说句实话,在深圳、广东乃至全国语文界,没有能让我嫉妒的人,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可能更是这样。”“说我嫉妒深圳语文界的某某,这是笑话。不过这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太低调不行,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学术底细。

广东省有一位教研员与程少堂同一年申报研究员职称,程少堂的研究员职称通过了,而那位教研员没有通过,只通过了中学正高级职称。研究员是科研系列中的正高级职称,相当于大学教授,而中小学正高级职称,是为了吸引一些中小学优秀教师长期在专业上钻研并留在中小学工作的一项政策,学术要求和教授、研究员,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因此这位教研员就打来电话要看程少堂的研究员申报表是怎么填的。他疑惑,同是教研员为什么程少堂通过了而自己没有通过?这可能是表格的填法所致吧。

显然,连省内的同行对自己的学术经历、成果和贡献居然都不了解,这进一步刺激了程少堂要高调的想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扬名声,显父母”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子尽孝的最高境界。童年的特殊经历使程少堂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家族的文化现状,作为长子,他很小就明确了自己的文化责任。因此,振兴家族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让他立下了“改变家族面貌舍我其谁”、构建家族翻身文化的拿云壮志。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家人好像并不知道。一次,两个弟弟来深圳看他,酒喝多了,弟弟问道:“二哥你都五十好几了,你都干了哪些事啊?”

这件事对程少堂的刺激很深,几十年为家族振兴而奋斗,自己的家人居然也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这不能不让他感到遗憾,凄然,尴尬。看来,自己是要高调一些了。

当然,这只是程少堂自己的认识,或者说这只是直接原因。其实,如果从宏观角度看,程少堂高调张扬的原因与中国文化人的狂傲与张扬的原因是相通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真正的文化人之狂傲张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屈原《楚辞·卜居》中有这样的话:“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在两千多年前所揭示的这种文化现象,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人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即便历史进入现代,发展到今天,这种文化的残余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铲除。

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过这样的话:”这世上有太多的思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有时竟让人厌烦得痛心疾首。青蛙的聒噪,搅扰得安宁魂飞魄散;蚊蝇的哼咛,亵渎得幽静无处安神。更有那恶犬的狂吠,鬼狐的号叫,让这纷乱的世界平添了几多喧嚣!“其实,文化人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世界。黄钟不想被毁弃,就必须在瓦釜的雷鸣中奋力地敲响自己洪钟大吕般的声音;贤士要成就自己的美名,就必须在世俗的浅薄与唾液中高调地张扬自己引领潮流的思想。面对浮躁喧嚣的世界,黄钟如果只会谦卑低调,只会温良恭俭让,那么其结果只能在瓦釜雷鸣般的震响中被淹没,被毁弃。为了冲破文化世俗的落网,创造引领潮流的新理论,就必须高调张扬。这也正是王安石、鲁迅、毛泽东这些文化巨人那么狂傲张扬的原因。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一个西方哲学家的故事。

 

维特根斯坦想出版他的博士论文《逻辑哲学导论》,当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原因是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这部著作。后来有一位出版商想碰碰运气,找到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罗素便成为这部书出版的策划人,并且为这部书写了洋洋洒洒的序言。可是书刚一出版却遭到维特根斯坦的一顿痛骂,说罗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的论文,在那里瞎写一气。狂傲之气可见一斑。
      
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剑桥进行的。三个国际学术大师罗素、摩尔、魏斯曼担任评委。在答辩前三个人一直讨论着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时间很长了,还没有哪个敢开口问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术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走到几位大师面前,拍拍他们的肩膀,笑着说:你们永远都是弄不懂这些问题的。博士论文答辩就以这样的方式通过而结束了。

试想,在中国今天的文化学术界,这些情况有可能发生吗?

 


 程少堂的高调与张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人格自信。

程少堂在《学者要有理论自信》里对理论自信做了这样的表述:所谓“理论自信”,即认为我们信仰或创立的某种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能够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经得起逻辑的认证和实践的检验的。

语文味理论由一泓清泉到波涛汹涌再到浩浩汤汤的发展过程,就已经证明理论自信的科学性。

文化自信,源于语文味理论不仅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而且是沐浴在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阳光雨露之中,因而必定根深叶茂,高大茁壮,在中国文化教育学术史上撑起一片蓝天。 

人格自信,则是建立在独立思考,率性直言,光明磊落,人格阳光的基础上,而且坚信自己的这种人格魅力必将赢得追随者的肯定与青睐,从而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学术研究与实践的队伍,将语文味理论发扬光大,载入史册。

有人不理解语文味理论,更不理解程少堂。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是因为某种阴暗的心理作用,或者是因为思想的肤浅、理解力的低下,错误地认为程少堂的高调与张扬是在吹嘘自己,因而很不屑,岂不知语文味儿理论与教法的粉丝与追随者们,不是因为程少堂有什么权利可以让他们获得名利,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地位可以让他们攀龙附凤,更不是因为程少堂的傲视群雄、个性张扬才让他们顶礼膜拜的;而是因为他的理论的卓越与精粹,教法的科学与实用,文化的丰厚与深刻,人格的真实与美丽,才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的。

尤其是语文味儿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追随者,他们是以自己的聪明睿智,深刻地体悟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教育最具有颠覆性的语文教育理论;他们以自己的敏锐慧眼,清晰地洞察到这种理论、这种教法、这种实践、这种人格对语文教育界所必然产生的强烈冲击以及摧枯拉朽的涤荡作用;他们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明确地认识到唯有实践这样的语文教育,才是一个语文教师值得用毕生去追求的事业,才是一个语文教师活得像个语文教师的样子,才是不负生命意义的真正价值所在。

 

语文味表现性教学法与人文精神的理念,让所有实践它的教师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深刻的感觉到,唯有把自己融进去,为文化自觉而阅读,为讲自己而讲授,才能真正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才能真正将语文的精髓,文学文化韵味儿讲出来,也才能真正实现语文塑造灵魂的根本价值。

因此,语文味儿教育理论与实践给语文教师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卓越才华的广阔舞台,一片尽情释放情感热度的高远蓝天,一爿尽情挥洒生命体验的浩瀚宇宙。当一个语文教师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你想,谁能阻挡语文味儿教育理论的发扬光大,谁能遏制语文味儿教学法的实践普及,谁能消解一个语文教师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到自己的每天教学之中而对学生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正是这种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人格自信,托起程少堂高调与张扬的翅膀,让语文味儿理论与实践尽情地在语文教育这片天空里自由翱翔。

程少堂在谈到“语文味”的理论在省内的、北京的一些媒体作了深度报导,特别是当上海的几家刊物杂志专题讨论“语文味”并发表对他专访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张扬,他说,”我是感到特别特别特别地高兴!“”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大上海的讨论标志着“语文味”理念的确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今天可以说,在中国语文教育莽莽的苍穹上,有一片天空属于深圳!在中国语文教育璀璨的星空中,有一颗星星叫做‘语文味’!“

程少堂的这种张扬,本质上是语文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张扬,是深圳语文教育界的张扬,也是广东语文教育界的张扬,更是中国文化人的张扬,程少堂大我的张扬!

 


当然,文化人的狂傲与张扬还得有雄厚的底蕴与资本。而底蕴与资本又来自于低调与谦恭的长期蓄积与沉淀。

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学功底与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化人中最丰厚而坚实的一位。这来自于他的低调与谦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五年制的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就是第一流的高材生,而他在北大图书馆勤工俭学时,却一边当图书管理员,一边当旁听生学习。毛泽东在与当时的北大名流们的交往中也是极其低调谦恭的。这些经历不仅为他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打下基础,也为他奠定了丰厚的文学与文化底蕴。

当毛泽东在1925年的词《沁园春·长沙》里提出谁主沉浮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相当含蓄低调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尽管这里蕴藏着“舍我其谁”的凌云壮志,但表达的却是极其艺术而委婉的。而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才正面回答了谁主沉浮的问题,但是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那时他领导的红军刚到陕北,他的回答是否能成为现实,那还得看实践。

直到1945年国共两党和谈,毛泽东在重庆才把这首词书赠柳亚子,后在传抄中被重庆《新民报晚刊》在十一月十四日发表。而这时,中国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仅这个过程就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

鲁迅的低调谦恭更是为文化人所熟知。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只是心里上的追求,而且是他毕生的实践。在《一件小事》里,他对人力车夫虽身份卑微但勇于担当、不顾利害的高尚人格表达了无比的崇敬之情,“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些发自心底的抒情,充分表现了一个文化伟人在崇高人格境界面前的低调与谦恭。他在《<呐喊>自序》中表达的“听将领”的思想,更是充分显示了一个文化伟人在民族精英面前的低调与谦恭。

王安石的低调与谦恭,则体现在为官从政所坚守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品格上。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这时他二十二岁,授淮南节度判官。而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他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情,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此时的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大有移风易俗之志。十六岁随父入京,与当时名流曾巩等人交游,六年后才参加科考,走上仕途。

判官任满,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后多次被宰相推荐入朝做官,但都以种种理由拒绝,甘于任地方官以践移风易俗之志。

嘉佑三年,三十七岁的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宋仁宗并未采纳。这时他已经为官十五年。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他均固辞不就。

宋神宗即位后才得以抒志变法。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开始在全国推行变法。这时他已经年近五十岁。

志达则行,失意则退,绝不苟合丧志,这种对理想追求的崇尚谦恭态度,是中国文化人的又一鲜明特色。

程少堂也是这样的文化人。

 

      也许,中国文化人的传统气韵在程少堂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首先,程少堂的低调谦恭表现在治学严谨上。

他在学术上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建立在充分酝酿与积淀的基础上。

2001年程少堂的论文《语文教学要教出语文味》发表在《语文教学通讯》上。这是我国语文学术界正式提出语文味理念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把语文味概念化、学术化的第一篇文章。而提出这个理念的前期准备用了八年时间。

当时适逢席卷全国的“文化热”,程少堂阅读了大量文化学著作,发表了多篇关于文化教育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其中《教学风格论》一文,被我国著名教学论专家张武升博士认定为是我国尝试建立教学风格论学科的第一篇论文。 论文《确立一条全新的、最基本的教学原则——知彼知己》被第二届国际《孙子兵法》学术研讨会录用。程少堂说:如果没有这八年的潜心文化研究,就很可能没有以后的语文味理论,或者即使有语文味理论,也不是被称为文化语文的语文味理论,而是另外一种面貌。

2006年,程少堂在海天出版社出版六十万字论文集《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本书出版后,在和《晶报》《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访谈中,正式提出创立语文味教学流派的学术理想,而前期的酝酿就用了六年的时间。

程少堂认为,教学流派至少要有以下几个标志性要素:形成了有个性化有广泛影响力的语文教育思想,诞生了有全国性影响的其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相濡并进之代表人物,产生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课,诞生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力的有学术贡献的代表性文章,理论与思想自洽或自成体系等等。为了这个目标,程少堂与其追随者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13年底,程少堂的论文《建构一种新的教学法:语文味教学法》发表,标志着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表现性教学法——语文味教学法正式创立。紧接着近六十万字的《语文味代表课观止——语文味教学流派创立者程少堂教学实录》出版。

  

2015年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表现性教学法、程少堂主编、语文味工作室集体撰写的近八十万字的《语文味教学法》一书在北京正式出版,至此,语文味教育理论完成了她的体系化过程,语文味教学流派真正形成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这又用了九年时间。    

 

       其次,程少堂的低调谦恭表现在学术上的自我修养上

2008年2月,《程少堂讲语文》出版,在首发式上程少堂非常的低调,面对这样的场合,他说,“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比今天更让我觉得高兴,更让我觉得兴奋,更让我觉得快乐!”是什么呢?读书与教学。他说,“每当在书房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的时候,几个小时下来,就像做了气功,通体舒泰,我的疲劳就一扫而光,我就深刻地体会到“天堂应该是书房的模样”这句话的含义。

程少堂是低调的,这种低调不是虚伪的谦恭,也不是世俗的客气,更不是例行敷衍的套话,他的这种低调源于他的宏伟目标,他由衷的感到离他那个目标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他清醒地看到,“积土”虽已成“山”,但是这个“山”还不够高;“风雨”虽已“兴焉”,但是这个“雨”还不够大,还要更加努力前行。

随后他为自己开列了一大堆中外经典书单并将其公布于众,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有《诗经》《楚辞》《史记》和《文心雕龙》,以及唐诗选本,宋词选本,明清小品选,同时还配伍读一点研究这些经典的学术专著。还有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金岳霖的《形式逻辑》,美国的大学教材《全球通史》,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还要读一本西方文化方面的书。这些书都要在一年内读完,这就是对首发式的庆祝。

惟其如此,他才有了2011年发表的《呼唤文人语文》这篇语文味教育理念的经典之作。

作为深圳市语文教研员,他听了无数次课;作为语文味理论与教法的创立者,他也讲了很多公开课,, 他是真正将自己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结合的最好的文化人, 。  

第三,程少堂的低调谦恭表现在做人的自律上。

程少堂在人际关系方面花的时间很有限,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他与人为善,长存感恩之心,有的四五十年后还在感恩。对待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总是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有时干脆做个二百五,快刀斩乱麻,不拖泥带水。对嫉妒、打压、攻击甚至诋毁自己的人,他褒贬自是由人。

别的名师工作室,学员往往把主持人或导师的名字署在自己写的论文上,程少堂从未这样署过名,反倒是有几次,完全是他自己撰写的论文,却把没有参与该论文写作的工作室成员的名字给署上,直到杂志样刊寄来,这些同志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署上论文了。

程少堂对自己的追随者也是严格要求。他经常和自己工作室的老师们谈心,他强调“要辩证看待特级、正高级的荣誉。作为一个教师,其真正价值并不会由于有无一个特级荣誉头衔或正高级职称而增减,因此评了特级或正高级职称,你过去是老几,现在还是老几。要把特级、正高级职称荣誉当成责任,一种做贡献的平台,而非傲人的资本,在中国,有没有真本事,不是看这些头衔,如果不做出实质性贡献,有什么头衔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学术史不相信头衔”。

 

他对自己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更是谦恭备至。程少堂一直认为,没有王道俊先生就没有他的今天,程少堂之所以能读研究生就是这位教授、华中师大教育系德高望重的元老、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学术权威,在研究生招生会上拍了桌子:“程少堂我迄今都不认识,但这个考生不招进来,我一个也不招!”

程少堂说导师的这个行为“不仅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成为我们整个家族处境的历史性转折点。”程少堂在毕业离开学校准备南下时导师送给他“不亢不卑,站稳讲台”八个字,他经常会拿这八个字来反省自己,导师那正直,善良,敢讲话的优秀品质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成为他向往、崇敬并不懈追求的性格目标。

在学术上王道俊反复讲的“教育要研究清楚,不就教育研究教育不行,但只就教育研究教育也不行”“既要就教育研究教育,又要跳出教育研究教育”,对程少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程少堂认为导师一直以其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引领自己的学术研究品质不断上升,语文味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法,其核心思想、核心方法论,就是“既要就语文教语文,又要跳出语文教语文”,而这正是源于导师对自己的思想启迪,感恩谦恭之心溢于言表。

在导师去世的追悼会上,程少堂正身面向先生的灵堂,凝注着先生的遗像,伫立良久,抑制不住的眼泪从心底涌出。旁边有人递过拜垫,他没有用,就含泪跪在灵堂地板瓷砖上,用五体投地的方式,给先师,磕了三个头。这三个头,他磕的很慢,脑门儿在客厅灵堂的地板瓷砖上,贴了很久。

他说:“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给亲人以外的人含泪磕头。我是向不止是改变我个人的命运,而且实际上也改变了我们家族命运的恩师,在磕头。我是向用精神资源,潜在而强有力地,影响、引领我的人生精神与学术事业不断上升的恩师,在磕头。“

磕了头,站起身来,程少堂再次凝注着先师的遗像,伫立良久。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篇写百岁兰,不只是因为我对她情有独钟,而且是因为中国真正的文化人与百岁兰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尤其是他们的低调与谦恭所积淀的底蕴,与百岁兰何其相似乃尔!

百岁兰生长在西南非洲的狭长近海地带,虽身处沙漠干旱之地,但那里离海并不遥远,大量的海雾飘到沙漠之上,冷却的雾水会重重地落下来,这就为百岁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水源。百岁兰的叶子里有许多特殊的吸水组织,能够吸取空气中的水分。

  有着如此繁茂夸张叶子的百岁兰你会以为它是草本类花卉植物,其实不然,它是木本植物,因此也被称为二叶树。百岁兰树干非常短矮而粗壮,树高一般在二十厘米左右,很少有超过五十厘米的,而树的直径可达一米五左右,树围约有五米,看上去就像一个矮矮的树桩。有着如此硕大茂盛树叶的百岁兰,其树干却这样低矮粗壮!低调谦恭之态令人叹为观止。

百岁兰的根系非常发达,主树根又直又粗,可以深入地下3至10米,能充分地吸收地下水,因此,它在沙漠地带生长,不必为旱季缺水而担忧,并保持着生机勃勃的状态。这就是百岁兰在干旱炎热的沙漠中仅有的两片叶子始终常绿不凋的秘密所在,也是百岁兰生长得如此繁盛张扬的原因,称它为沙漠中的舞者一点也不为过。

一株雌性百岁兰一般可以结60—100个雌球果,生产约万粒种子。百岁兰的种子有纸状的翼,可以随风飞散到各个地方。

百岁兰默默地在地球上生长了几千万年都不为人所知,直到1859年,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威尔维茨在非洲安哥拉的沙漠上发现了它。

威尔维茨第一次看到沙漠中长相独特的百岁兰时,完全惊呆了,以为自己在做梦。他带着既兴奋又有点害怕的心情,半跪着观察了很久很久。(下篇:77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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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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