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少堂：20多年前中学教师7年科研生活回顾
今早一大早，楼上住的一家不知干啥，弄得很大响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天亮六点了，一看表，四点多。想继续睡，但却再也睡不着。想起明天工作室开题，下午讲全市公开课《沁园春 雪》，想到今天接专家的安排。又想到工作室成员读不了书写不了文章的事，于是和老婆聊天。我说，这些年轻人啊，和我最大区别是：他们大部分人一拿起书就想睡觉，而我往往是想睡觉时拿起一本书，睡意就慢慢没有了——读书是和伟人、和有思想、有趣儿的人交流，怎么会一拿起书就想睡觉呢？哎。书读不了，写文章就更是比生孩子都难。这个工作室把我急死了，搞语文味十几年，从没操过这么多心。写文章有那么难吗？写不出硬写不就写出来了嘛！我又说，想成为名师，有理想，但是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吃苦比别人多搞研究多写文章，名师帽子能从天下掉下来吗？就是真的名师的帽子从天而降，或者通过什么关系搞一定戴上，真的会被人瞧得起吗？有的不愿多吃苦搞研究写文章，还找托词，说什么“没时间”。老婆说：“当年你做中学语文老师的时候，不是学生考试成绩也是学校最好，文章也写那么多吗？有一篇你还把我的名字写在你后面了。”接着她还说出好几篇二十多年前我写的文章题目，其中《教学风格论》说的竟一字不差。哎呀，这个从不搞学问也对学问不感兴趣的老婆，二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些。我真有些感动，心里感叹：“是学者的老婆！”
于是我和她计算起我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七年期间，一共发表了几篇文章，结果算出9篇。但早上到办公室翻翻《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发现一共发表16篇论文，1篇散文。算下来，平均一年发表2——3篇，这在没有电脑完全靠手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做民办教师，期间教过小学语文、初中语文。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的1977年起，我就参加高考，连续考了三年，1979年终于考上湖北大学（当时叫武汉师范学院）。做民办教师三年期间，没有想过要写论文。但是，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写作，初中时代作文就是全校最好的，高中时代（15岁左右）曾写过多篇上万字的短篇小说和长篇散文向报刊投稿，让当时学校老师感到惊讶，以至于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孙东临先生（1979年孙老师考入吉林大学公木先生门下念先秦文学研究生，1982年硕士毕业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曾兼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断定我的小说、散文是抄袭的，于是他在班上上语文课时公开批评我的“抄袭”行为。为此，少年时代胆小的、从不顶撞老师的我，和孙老师发生那次在我的人生历史上其实是很“愉快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顶撞。《程少堂讲语文》一书用专章记载了这些让我自豪终身的少年时代的雪泥鸿爪。回头看，孙老师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一般同学写几百字的作文都很困难。也没有任何人教我写小说、散文。由于条件所限，除了语文教材，我甚至也很少有机会能读到小说、散文。我就是一条：写不出反复硬写。最后写得所读中学老师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孙老师断定我是“抄袭”的，从而让少年时代的我自信心大增。1979年考上大学中文系后，写作课老师只布置了两次作文作为作业，一次是命题作文《往事》，一次是东湖春游回来后要求写篇游记，我都用心写作，写的两篇作文都被写作课老师拿到课堂上作为优秀作文点评。大学一年级写的小说习作《梅花嫂小传》曾被老师认为像著名作家西戎的名篇《赖大嫂》。（见语文味网“程少堂1980年创作的获奖小说习作《梅花嫂小传》”，网址http://www.yuwenwei.net/ReadNews.asp?NewsID=10998）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教高中语文，1990年10月考入华中师大教育系念脱产研究生。在做高中语文教师的这7年间，我的中学教师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同时我不仅研究语文，还研究教育的方方面面，继续坚持一条：反复硬写。7年，共发表了如下论文和文章——
1.《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原因》，发表于《中国体育报》1988年2月20日。（《中国体育报》加发近900字的“编者按”。）我是一个语文教师，很少参加体育活动，也对体育不大感兴趣，但我却研究体育问题。这篇文章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体育》1988年第2期全文转载。这是人大复印资料首次全文转载我的论文。
2.《中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由来已久——我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分析及对策》，这篇文章是上一篇的扩大版。发表于南京《体育与科学》杂志1988年第3期。该杂志加发“编者按”，在该刊组织相关讨论。
3.《教学风格论》，发表在辽宁师大《教育科学》杂志1988年第2期。该刊当时是季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教育学》全文转载。我国著名教学论专家张武升博士（现任天津教科院院长）认定此文为我国尝试建立教学风格论学科的第一篇论文（见张武升主编国家教委级青年基金课题《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3页）；我国教学论权威专家、著名博导李定仁教授在2003年主编出版的《教学论研究二十年》一书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该文对“教学风格”的定义是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学风格”最好的定义之一。该文还被1989年以后出版的多部大学教材和《教学艺术论》专著引用 (90年以后出版的《教学艺术论》一般都会引用)。
4.《确立一条全新的教学原则——知彼知己》，本文入选1990年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孙子集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参加会议时我和大连陆军学院教中文的刘教授住一个房间，晚上他说去北师大看他女儿。刘教授走后，有学者告诉我，刘教授是当时因“六四”时间关进监狱的刘晓波的父亲，他是去北师大看他儿媳。我这篇文章的修改稿后来发表在《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2年第4期论点摘要。这是《新华文摘》第一次摘转我的文章。人大书报中心《教育学》也全文复印转载这篇文章。现在，一些大学教材已经吸收这一原则。
5. 《控制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发表在当时全国中语会会刊、辽宁的《语文教学论坛》（现已停刊）1989年第3期。本文获当年全国中语会组织的全国青年教改新秀论文评比第一名。颁奖会在湖南张家界举行。魏书老师给我颁的奖，因我是一等奖中年龄最小的获奖者，又是第一名，所以照相时魏书生老师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这张照片还在。颁奖座谈会上，当时《语文教学论坛》一位女性编辑马老师告诉我，评委陈金明老师（时任北京《中学语文教学》主编）评完后从辽宁带走的唯一文章就是我这篇。本文获奖后，人大书报中心《中学语文教学》1989年第2期全文复印转载。此文是我国语文界最早引进控制论研究语文教育的文章之一，据说这是陈金明老师带走它的原因。
6.《教学控制论》，发表在《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7.《教学传播论》，发表于《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当年《语文学习》和《文汇报》等单位联合举办一次全国语文教师优秀论文大赛，我这篇文章获优秀奖。
8.《教学节奏论》，发表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9.《过度学习论》，发表在福建《教育评论》1989年第6期。我老婆当时也在我任教的学校教高中英语，这篇文章发表时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我后面。此文获航天部优秀论文奖。（当时我工作的学校是航天部066基地第一中学）。《新华文摘》1990年论点摘要。
10.《德育非个性化源流》，发表在《上海教育》1988年第5期。这篇文章参与了当时德育大讨论。
11.《中国学校的与非个性化源流——关于德育危机的历史文化反思》，发表于湖北《学校思想教育》1989年第1期。
12.《“文质彬彬”批判》，发表于华中师大《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年第1期。“文质彬彬”是儒家美育思想的核心。我这篇文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直接批判孔子“文质彬彬”的文章，也是一篇影响我人生命运的重要文章——当时中小学老师的文章上《教育研究与实验》是很难，这家刊物的副主编、著名教育学家郭文安教授很喜欢拙作，他选用了我的来稿，并作责任编辑。郭老师当时担任华中师大教育系1988级《教育学》课程的教学，给本科生讲课时围绕我这篇文章组织了一次讨论课。我的小弟少波（和他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媳妇）正好是华中师大教育系1988级学生。讨论课后，少波跟郭老师说：“郭老师，今天讨论的文章作者是我二哥。”郭老师马上问了我的情况后，然后对少波说：“给你哥哥写信，叫他考我的研究生。”本来我当时把时间用在想要将《教学风格论》一文扩展成书，但接到小弟的信后，觉得人生的转折点到了，我得抓住历史性机遇，于是马上准备考研究生。考试的结果是，几门专业课都是第一，但是外语不及格，录取遇阻。最后，就有了我人生的“著名一幕”——为招我进来，郭老师不得不请他的老师、我后来的主导师、华中师大教育系德高望重的老系主任、教育系学术上的“邓小平”、著名教育学家王道俊教授出面要求招我进来。开始仍然行不通，最后王道俊先生在教育系招生会上把桌子一拍，说：“我不认识程少堂这个人，至今也没见过，但是这个学生不招进来，我一个也不招！”我的人生史就这样在王道俊先生的“一拍”中改变。
顺便说一下，当2002年我在深圳中学讲的《荷花淀》公开课产生广泛影响，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进行了5年之后，到2006年，就有语文专家写文章称呼我们语文味教学流派为“文化语文”。对“文化语文”这一称呼，一直以来我都是基本认同的。这个“文化语文”中的“文化”，正是来源于当年做中学教师时适逢学术界“文化热”，喜欢读书的我大量阅读了一批文化学著作，并自觉地将文化学观点用来分析教育问题——当年我用文化学观点写了多篇研究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性教育等教育问题的论文，发表的就有5篇（见本文列出的篇目）。这时我用文化视点分析教育问题是自觉的。至于后来我讲语文公开课解读文本，开始是习惯性地如同本能地使用文化视角，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习惯，直到有专家写文章称呼我们的教法为“文化语文”，我才意识到当年的文化阅读和研究，真是影响深远。
13.《运用系统思维安排好学校课表——试论安排课程表的意义和原则》，发表在沈阳师大《教育丛刊》1988年第2——3期（合刊）。从控制论，到传播学，到系统论，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我对新知识的敏感与渴求。我连排课表都研究。
14.《提高教师素质是深化普教改革的关键》，发表在天津《教育论丛》1990年第1期。现在名声很大、当年也还是年轻人的朱永新（朱永新年龄比我大几个月）在其从孔子写起的通史性专著《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以两页的篇幅引用此文。
15.《诸葛亮的家教思想》，《老人天地》1987年第5期。
16. 《开创语文教学法研究的新局面》，原载《中学语文》1990年第8期。这是我做中学语文教师期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电子文稿保存，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托人将这篇文章扫描，挂在语文味网上（见语文味网，网址：http://www.yuwenwei.net/ReadNews.asp?NewsID=9000）。这篇文章谈的问题，都不是一般中学语文教师思考的范畴，而是师范大学语文教学法教师思考的问题。从文章提出的问题看，我当时的思考一点都不比师范大学语文教学法教师落后，甚至比他们中许多人先进，因为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当年有许多大学语文教学法老师并没有认识到。文章中提到的语文文化学、语文哲学、语文美学等已成现实或即将成为现实，而《语文教学鉴赏学》、《反语文教学法》等还未见诞生。文章虽然幼稚，但我不悔少作，因为从其中可见当年年轻的我的初生牛犊的“远见卓识”。 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我这个深圳市语文教研员并非突然诞生的，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